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雕塑为城市的灵魂。城市雕塑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公共艺术形式，通过雕塑艺术的形式和主题，传递城市的文化内涵及价值观念。城市雕塑不仅呈现鲜明的美学导向，还能构筑文化地标，反映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城市雕塑作为典型的舶来品，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伴随城市广场的出现而问世，被赋予美化、纪念和装饰城市的社会功能，此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成为城市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城市雕塑起步虽晚，但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也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反映着中国城市文化、审美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过程。

城雕之源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不断，时局动荡不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意识形态随之渗透中国社会，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公共雕塑在各地租界和开放口岸等区域逐渐兴起。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修建了一系列纪念性雕塑及建筑装饰雕塑，诸如《赫德铜像》《巴夏礼铜像》《和平女神像》《卢兰德铜像》《贞德铜像》等在上海和天津的各国租界落成。这些源自殖民文化背景的城市雕塑，尽管置身中国大地，却与中国民众及本土文化毫无关联，无论从创作主题、雕塑风格还是文化内涵来看，都无法归入中国城市雕塑的范畴。

五四运动前后，江小鹣、李金发、王静远、潘玉良、刘开渠、滕白也、张充仁、郑可、王临乙、曾竹韶、滑田友、廖新学等一批留学西方的青年艺术家回归祖国，秉持救亡图存的担当，将西方城市雕塑创作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城市雕塑破土而出。一批批纪念性城市雕塑出现，如《詹天佑铜像》《黄兴铜像》《邓仲元将军像》《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孙中山像》《王铭章将军骑马像》等接连在城市广场的各个角落矗立，以鼓舞民众抗战斗志、颂扬民族独立精神，谱写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于北京逝世，社会各界纷纷为其塑像，广州、北京、武汉、上海、南京等地陆续出现纪念性雕塑，以缅怀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伟大功绩。1934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组织开展雕塑孙中山纪念像的征集活动。当时，为孙中山造像的活动盛况空前，留法归来的江小鹣、李金发等人，与来自全国的多位著名雕塑家共同参与竞选。这在客观上提升了民国时期雕塑艺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推动了城市雕塑的创作与发展。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主题鲜明、内容相对单一，以救亡图存的历史事件或纪念性主题为创作对象；以展现典型的历史事件和革命领袖为主；风格较为写实，造型手法借鉴西方传统雕塑形式。

城雕之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城市雕塑迎来了首个发展机遇与高峰。因为新中国需要用雕塑来宣扬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所以国家以特殊的方式支持雕塑艺术发展。在这一社会环境下，承载着历史文脉使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问世，成为国家精神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台座上镶嵌的10块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欢迎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选取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八大历史事件作为表现主题，采用叙事性的表现方式，于东、西、南、北四面依次铺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以《庆丰收》《民族团结》《瞿秋白》《黄巢》《二七工人》《军民鱼水情》《全民皆兵》《迎宾》为代表的优秀城市雕塑作品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北京“十大建筑”相继建成。这些雕塑具备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造型手法将西方的具象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造像的民族化风格有机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面对“千城一面”的主题文化景观，大众产生视觉疲劳，艺术家试图凭借多元的城市雕塑丰富环境文化建设。1984年，落成于深圳市政府门前广场的潘鹤雕塑作品《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展现了一头壮年黄牛颔首猛冲，正奋力拖拽身后的树根，造型夸张，肌肉线条简洁流畅且强劲有力，与粗糙交错的树根形成强烈反差。从整体来看，雕塑呈斜三角形，这种几何化构图形式进一步增强了黄牛奋力前行的动势，也使雕塑更具整体性，量感更足。这件作品巧妙地将开荒牛与深圳特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相融合，进而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积极开拓、奋发进取精神的呈现。1986年，何鄂创作的大型雕塑《黄河母亲》在兰州市黄河之畔落成。雕塑运用装饰性的艺术语言将东方女性端庄大气、善良朴实的特点高度凝练，使母亲的发纹、衣纹和水纹相互交融，整体造型雄浑厚重、圆中有方、刚柔相济，以母亲的身躯作为象征，诠释了这方水土和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禀赋品格。早年留学苏联的代表人物钱绍武，其作品不拘泥于细节的雕琢，更着重强调雕塑造型的整体意象，同时注重线条在雕塑中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前后，钱绍武为唐山市大钊公园创作雕塑《李大钊纪念像》，在深入探究李大钊生平的基础上，从佛教造像中汲取意象进行创作，以民族性的语言将传统佛教造像的营造手法与西方写实雕塑相结合，与四川乐山大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仿若大地生长出来的一部分，构建出纪念碑的形态。

城雕之思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中国精神”“中国故事”“中国灵魂”“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一系列全新的价值内涵，引领各个文化领域不断增强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吴为山先生首倡现代写意雕塑之风，为时代人物塑像，将写意雕塑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滋养生成，还巧妙地把书法、绘画、诗歌元素融汇于雕塑的创作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在城市雕塑作品中呈现对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思考。在30多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他极力倡导对历代文化人物命题的研究，主张雕塑创作融合中西方艺术的精华，并提出“写意雕塑”的文化理念。现代写意雕塑之风为国内外雕塑界关注，并成为学界热议的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现代雕塑艺术家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思考，二是对雕塑艺术的突破和思考。矗立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城市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源于10年前吴为山访问意大利威尼斯时的灵感，幻想出超越时空的东西方文化代表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共同泛舟的意象。作品以超现实主义的构思虚构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和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对话，寓意着中意两国跨越时空的文化艺术交流，凸显了人文意义上的写意精神。采用写意手法的意象性城市雕塑风格，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精神纳入现代都市文化，并从雕塑美学角度进行了视觉语言转换，追求混沌意象的传统美学，注重传神写意的创作手法，对中国当代城市雕塑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向性与创造性意义，同时也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民族化重塑作了革命性开拓。

回望中国城市雕塑的百年发展进程，从最初救亡图存的民族英雄到红色政治主题的城市雕塑，从改革开放的多元性主题雕塑，再到发扬传统而呈现的现代雕塑形式探索，无不蕴含着对民族精神的表现，以及让城市雕塑文化融通世界的东方智慧。扎根城雕之源，延续城雕之衍，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无疑为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考。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