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群言》

编者按：为纪念《群言》创刊40周年，我刊开展了“我与《群言》”主题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作者、读者等的来稿，他们充满深情地讲述记忆中与《群言》相关的一幕幕往事。从本期开始，我刊将陆续刊发部分来稿，在“我与《群言》”的故事中，回望岁月之温暖，积聚前行之力量。

闹市里的一座幽雅小院——杂忆我与《群言》

钱念孙

我于1988年9月在安徽被批准加入民盟。不久盟省委文化委员会举行活动，我的入盟介绍人、如今已是百岁老人的郭因先生当时任盟省委文化委员会主任，在他与大家畅谈工作时，我却被放在他桌边的两期《群言》杂志所吸引。这是我第一次与《群言》相遇，上面的内容脑中已了然无痕，但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张岱年等几位作者的大名，至今记忆清晰。这当然缘于我原本已知晓并敬仰诸位大家，也缘于心中暗自惊讶，看似不起眼的《群言》竟有这些大学者为其撰稿。

我相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在茫茫人海中与什么人相遇，最终与哪些人结交，既需要缘分，更需要志同道合。一个学者在浩瀚书海和千万报刊中，喜欢上哪些书或哪几本报刊，固然首先要有缘读到，但主要还是看对方与自己是否兴趣相投、气味相通。如同交友，有些人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年，却很少交流，平常见面最多点点头，乃至形同陌路；有些人初次会面，便情投意合，有时间没见，总是惦念对方并找机会聚聚或问候。

我与《群言》从相识到相交直至深交，大概可攀上后一种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对《群言》一见倾心后，它成了我经常思念的对象，每次去盟省委都要找当时的宣传部长讨要几本《群言》。他后来干脆将一期期杂志整齐放在一处，像店家等待老客户一般，见到我便热情打包奉送，有时还特别叮咛，某期上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写得好，值得一读。

我的专业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受学院化教学和社科研究固化形态的影响，加上原本所涉猎的书籍和报刊多为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说话的纯学术书刊，头脑中自然形成一套格式化论文和专著的写作模式。翻阅《群言》，仿佛从坚硬冰冷、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走出，拐弯步入一片城区小花园，其中的林荫花木、亭台楼阁，让人顿感欣慨、舒畅和愉悦。尤其是诸如上述大家写的学术短文，是那样婀娜多姿，蕴藉隽永，不仅使人的思想和智慧受到启迪，还给人温润心灵的审美享受。

这不禁引发我反躬自省：究竟应该如何做学问？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难道学术成果只能是用抽象思维方式写成的严谨细密、不苟言笑的理论著述？如果说并非如此，我们能不能融理论和形象于一体，汇学术和艺术于一炉，使学术理论成果既不失学术的含金量及科学性，又像一些文艺散文那样轻松好读，饶有兴味？答案不言自明。且不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荀子、贾谊、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论学的语言和文章，是那样见解深刻，又意韵悠长；即以民盟先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朱光潜的《谈美》《文艺心理学》而言，其说理透辟入微，文辞简练优美，也足堪学习楷模。

大约2013年秋季，民盟中央领导到安徽调研，期间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盟员对《群言》的意见。记不清是会上还是会下，我说：杂志已有“专题论谈”“经济探微”“特别关注”“社会关注”等品牌栏目，可否增设“文化长廊”之类的栏目，增加刊物的文化底蕴？群言杂志社的同志当即便说意见甚好，并承蒙信任和抬举，约我多给杂志写稿。

不久，我给《群言》发去一篇拙稿《我们为什么难以写好草书》。很快，该文便发表在《群言》2014年第2期上。打开杂志那一刻，我心头一阵颤动，不是由于拙文得以发表，这在我已见怪不怪，而是由于它在增设的“文化长廊”栏目里刊出，实乃出乎意料。一个基层盟员不成熟的小建议，竟真的被采纳，《群言》虚心纳谏的大家风范让人受教，更令人敬佩和感动。

从此，我与《群言》进入“热恋期”，每年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有若干文章见于杂志，迄今已在《群言》上发表了三四十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些是我读书应事，有感而发，主动投稿；有些是编辑策划选题，信任有加，向我约稿。前者如《诗经·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编辑作为第一“友声”予以回应，并通过杂志传播给广大读者，自然让人高兴。后者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述，编辑的策划对我而言，常常仿佛捕鱼人忽逢桃花林，给人“豁然开朗”之感，既帮助拓展眼界，又促使自己潜入熟悉或不太熟悉的学海摸索、遨游。

《群言》刊发的文章，不少在外界产生较好反响。去各地参加会议，一些盟内或盟外的学者聊天时数次提到，曾在《群言》上读到某篇拙笔，有些报刊还曾将我在《群言》刊发之作予以转载。大约2017年深秋，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报家门说是《北京日报》理论部记者，他在《群言》2016年第2期上读到拙作《君子：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认为议题颇有意义，阐发也信而有征，问是否同意《北京日报》转载。此等好事，自然乐见其成。很快，拙文便刊发在该报2017年11月13日的“理论周刊”上，只是标题改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人格基因”。

梳理往事，我不禁自问：为何亲近《群言》？或者说，《群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里？想来，无疑与其办刊宗旨密切相关。群言者，乃知识分子聚焦国是、关注民生的“群言堂”，其在发刊词中所说的“要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原则，深得吾心，更深孚民望。这既是正直做人办刊、坚持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勇于担当、实现文化自强的不二法门。

作为民盟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宣传阵地，作为知识分子积极济世发声的重要渠道，《群言》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尽心竭力。杂志充分发挥民盟知识分子集中、文化层次高的特点，以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讲政治、以理论讲政治、以历史讲政治——把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及实施方案、社会发展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分析得精深透辟，讲得有理有据，令人入心入脑。

40年来，《群言》孜孜以求，坚守正道，颇似闹市里的一座幽雅小院，让人跨入便受到开卷有益的滋养，享受悦心明智的乐趣。

像知识分子那样说话

韩浩月

群言杂志社编辑说，《群言》杂志创刊40周年了，推算了一下时间，《群言》面世是1985年。从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到智慧化生活的人工智能时代，《群言》依然坚持着“知识分子群言堂”的办刊定位，让人由衷地钦佩，尤其在当下，凝视着这七个字，更能感受到一种清新的风骨品格和隽永的文化味道。

我与《群言》建立联系，源自李辉老师的介绍。李辉是《人民日报》副刊部资深编辑，出版过大量传记与纪实文学作品，如《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等。退休后，他对新媒体产生兴趣，与另外五位好朋友创办了“六根”微信公众号，我负责公众号的日常编辑工作，这些年来，我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也帮他处理一些稿件方面的问题。

李辉老师是《群言》的老作者，他与《群言》在气质上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受恩师贾植芳推荐，他结识了萧乾、巴金、冰心、黄苗子等一大批文化老人。在北京工作期间，他是与文化老人联系最多的媒体人之一，不但采访、报道这些文化老人，也成为他们现实生活里的朋友。受他们影响，李辉身上拥有纯粹、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等品质，这使得我们这些与他交往的“年轻人”，也心向往并学习之。

我每次阅读《群言》，也总能感受到一份与过去那批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份联系既是纸页上肉眼可见的，也是感受中融会贯通的，比如在创刊时，费孝通先生就曾寄语《群言》，“鼓励大家讲出心里话，讲出对国家建设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而在《群言》2025年第3期中，我又读到了与费老有关的文章，即凌龙华先生撰写的《江村经济的时代演进》。费老是江村的命名者，1936年7—8月，他在江村一边休息养伤，一边作社会调查，写出代表作《江村经济》。《群言》在2025年仍旧以深度文章探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轨迹与江村时代演进的紧密联系，所展现的长期主义精神，有着安定人心的效果，读起来令人踏实安稳，想必这也是一份长期出版的刊物的价值所在——为浮躁多变的时代提供思想的基石。

知识分子的话语主要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于他们来说，未经审慎思考的发言总是显得有点轻率，所以知识分子对于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总是格外重视。在《群言》中，我能感受到这份重视，与此同时，也能发现这本杂志在呈现知识分子言论时是丰富多元的，它涵盖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层面的观察与思考，但由于始终如一地以知识分子视角为切入点，对诸多领域所提的意见与建议，也就有了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特征。这也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输出方式，从宏大议题到细节探讨，从严肃郑重到生动活泼，《群言》均以自己的办刊理念作为“均衡器”，在内容上执着地追求着清晰的表达与传播。

当下是一个流行视频与音频传播的多媒体时代，擅长口头表达的“网红”们不断掀起一轮轮议题热潮，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发挥知识分子特长的平台，却愈加显现出言论阵地的珍贵。《群言》与其他有品质的思想类报刊，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一道沉静的风景线，它或许是寂寞的，但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追求，都不是孤立的‘代’的努力追求，彼此之间是有传承和回响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关系”。能够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安守寂寞、默默追求，或正是知识分子呈现给这个时代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也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水底有石头，河流才可以欢快流淌，因为水面之下，有石头压住了污泥。

我是一名“70后”，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代人有着承前启后的责任，在“承前”这一方面，我认为热爱传统的同时又拥抱现代是必要的，学习前辈身上的亮点，同时也要鼓励后辈的创新。这是必要的，但这一切的前提又要建立在“像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这个基础上：要认真地说，也要审慎地说；要真诚地说，也要有趣地说……基于这种认知，在给《群言》提供稿件时，我也竭力地靠近这本杂志的气质。近年在阅读与出版、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等方面我撰写了一些文章，感谢《群言》能够接纳这些不成熟的文字。我期待自己今后可以用更有深度的文章，来匹配这本杂志的厚重。

人到了40岁进入不惑之年，一本杂志到了40岁却不好用“不惑”来形容，因为从创刊第一期开始，一本有追求的杂志就该是“不惑”的。在《群言》创刊40周年之际，如果让我寻找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对杂志的盼望，那我想使用“探索”这个词，从出发点开始探索不止，因为探索是没有终点的，只要探索有价值，能贡献一种力量感，这样的探索就应该一直持续下去，在探索中巩固共识，在探索中发现新的期待……唯有如此，一本杂志才可以常办常新。

祝《群言》40岁生日快乐！

我写八大关

徐晓村

大概2021年四五月间，《群言》杂志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青岛八大关的文章。此前，我在《群言》发表过几篇散文，编辑听说我是青岛人，遂有此约。我一听就觉得犯难。我已离开青岛多年，虽然时常回去，终究不是朝夕相处，感觉总是隔了一层。再说八大关我只去过一两次，而且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即便是久居青岛的人，也未必熟悉八大关，就像北京人未必熟悉故宫一样。

此外，命题作文都不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里酝酿过的。命题作文则不同，要写的内容很可能是你并未留意的。钱理群老师曾在一位大作家的散文选编序言里说，他的文章也有硬写的。大概就是有人约稿，而题目却是作者并无准备的，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这种文章很难写，更难写好。

八大关这个主题，与我的文学趣味相去甚远。更直接地说，我没有在描写风景时把自己融入其中的本事。我去过湖南凤凰，其风景之美简直到了浓稠的地步，这样的地方养育出沈从文这样的文人，实在情理之中。而我从小是在工矿区长大的，其风景之粗粝可以想见。所以，当我身处那种美到极致的环境中时，一方面是百感交集，另一方面又无言以对。

为了写八大关，我专程回了一趟青岛，先在青岛市图书馆查阅了五天资料，之后又到八大关考察了两天。因为做过功课，我知道某条路上的某栋别墅是何人所建、曾住过何人。无论是建设者还是后来的居住者多为名人，但这都不能引发我创作的冲动。

回到北京，我又购买了一些书，并从国家图书馆借了10多本相关书籍。阅读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这倒不是因为那些关于八大关建筑历史和风格的研究与描述艰涩难懂，而是我要在了解史实和建筑学知识的同时，把八大关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道路和树木、海潮和沙滩、赭色岩石构成的风景带给我的感受，在阅读中逐渐清晰起来，并转化成语言。

2021年7月4日，我完成初稿。写作过程之艰难与文章之拙劣恰成正比。我无力在历史叙述和对建筑之美的描写中，传达出八大关带给我的温和而持久的感动。

建筑设计师的奇思妙想，凝结在这些房子上，仿佛在展示人类艺术才华的无限可能。走在八大关的任何一条路上，人的心里都是从容而舒展的。行道树的树干苍老而枝叶葱郁，阳光从树冠中间倾泻下来，如一条明亮的河流。道路沿着山坡自然地起伏、弯曲、倾斜，哪怕是走到近前，你也会觉得房子离你很远。

我无法写出我在八大关漫步时的内心感受。这个地方离我熟悉的城市、厂区、乡村都太遥远了。我只是格外清晰地想到：人是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像生活在歌里一样。

那些千姿百态、风格迥异的别墅，与此地赭色的岩石、湛蓝的大海、因扎根于石缝中而长得愈发苍翠的树木、淡黄色的阳光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此时我才想到，我见过的只有农村有院落的平房、城市里的居民楼和那些新修建的高楼大厦。即便是城市里的别墅区，也只不过是一群样式相同的房子而已。八大关的建筑没有一栋是和别处相同的，它们既个性鲜明又彼此呼应。我不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但我必须写出来。

好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难题，应对的办法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写。写的过程，让我那已经僵硬的审美习惯与表达习惯一点一点地被冲破，在内心深处捕捉那被八大关唤起的风的气息一般的审美感受。与其说我是在写八大关，不如说是在写我自己。就在这样“硬写”的过程中，我分明地意识到自己内心世界实在的狭隘和可能的广阔。我习惯了自己局促一隅的生命体验，所以在面对八大关这种异样的美的冲击时，便茫然无措。

但我在八大关受到的感动是真实的。

我一直以为八大关是外国人建的，不只因为青岛有被德国人和日本人侵占的历史，也因为八大关内没有一栋中式建筑。当得知八大关的建筑规划是由一位名叫严宏桂的北大校友制定的时候，我既惊讶又敬佩。20世纪30年代，他作为青岛市工务局局长，决定在这里建设一片别墅区。他规定：在这个区域内，任何一栋建筑都不得与另一栋相同，包括院墙、围栏都是如此。市政府只负责道路、水电、行道树等公共项目。关于行道树他也规定：八大关内每一条路的行道树不得相同。

严宏桂没有给八大关设计一栋建筑，却真正造就了八大关。我在描写八大关时之所以下笔艰涩，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整齐划一、严密规范，正如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循规蹈矩和小心翼翼。八大关让我格外分明地意识到自己艺术感受力的迟钝和语言的贫乏。

2022年6月28日，我写出了第六稿，也就是最后一稿，全文5000字，耗时一年。其间虽然也写别的文章，但每有空闲，便会自然而然地思考怎么写八大关。2022年9月，此文以“融汇万方，自成情境——青岛八大关建筑群随记”为题在《群言》杂志上发表。这很难说是一篇好文章，只是对我个人意义重大。这一年多的写作，是一个自我反省和挣脱束缚的过程。我对八大关那异样和陌生的美的感受轻细而微妙，却通向了灵魂深处从未被触及的地方。把这种感受融入对八大关的描写中，只是我的期望，并非结果。但这努力的过程就是对自身生命情感的开拓。

《群言》诚可言

凌龙华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2012年10月12日，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央视播出时，我正在山东日照的行旅中。一个念头马上跃上心头，给《群言》写一篇“观察稿”。同步跟进，实时记录。当年12月10日，莫言登上瑞典文学院领奖台发表感言，向世界讲述他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前后两个月，欢呼鼓舞与炒作鼓噪均呈井喷态势。我以“莫言获奖外的事”为题，蜻蜓点水，试着审视现象、剖析莫言获奖之外的“诺奖情结”。

不知道与我联络的编辑是谁，只知道每次电子邮箱中的回复都满是信任。初稿发出是在莫言获奖当月底，修订稿发出是在莫言领奖后一日，《群言》2013年第1期即全文“照刊”。这样的编与写简直是接力赛，让我感触到共同的心跳——《群言》可言！

事实上，早在2004年我就与《群言》有过交往。那时是纸质稿，有时还是手写稿，小稿寄出后，不久即收到散发油墨清香的样刊。若干年后，一位民盟领导转达《群言》编辑部对拙文的赞词——“免检产品”，让我不胜惊喜并愧疚不已。为他人作嫁衣者是哪一位？应该是《群言》的编辑群体吧！20年相遇，近40次发稿，感谢《群言》让我这名基层盟员如同回家一般频频“登堂”。今年，《群言》迎来创刊40周年，发刊词的初衷依然不惑：“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大话、空话”，这是自信，也是自觉；“对新情况、新问题发表新见解”，这是放手，更是携手。《言论自由与话语责任》表达了我的“说话观”；《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引擎》则表达了我对“解放思想”始终的敬意。

我是2002年底加入民盟的。入盟的动机很单纯，高山仰止，家乡吴江人口中亲切称呼的“费老”费孝通是旗帜。我入盟不久即担任民盟吴江区委教育支部主委，有幸接触到民盟组织订阅的《群言》杂志，并寄送了一篇带点理想色彩的随笔《那时候天有点蓝》。从此，放谈教育、追寻费老思想足迹，成了我与《群言》文稿往来的两大主题。2017年，对于一些号称“高考工厂”“输送机”的超级中学的应试导向，我写下探讨文章《教育之“大”，“大”由何达——由“超级中学”遭围剿想到的》，发表在《群言》2017年第6期，发表时正值高考。教育为了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这是元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破解。借“随感录”栏目，我持续在《群言》发声，如《教育：理想到位与理性归位》《教育的品质与力量》，也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呼应。

《细雨清明忆费老》发表在《群言》2010年第10期，这是我在《群言》上刊发的写费老的首篇文章，由此一路寻踪，完成了一个“家乡后生忆费老”小系列。近来发表的《从江村经济到文化自觉》《费老论政》等文，又经《群言》公众号推送，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反响良好。2024年11月，第十一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上海举办，我应邀作《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时代境界》的主旨演讲，实属沾得费老与《群言》的荣光。由学而思，置身城镇化推进先行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我对费老一生孜孜求解的两个问题“怎样富起来”“富起来后怎么办”有切身体会，就住房、就业、乡愁、法治等话题，先后在《群言》发表了《另眼审视“城市化”》《幸福的基本路径：有“业”可乐》《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到场》等多篇“有议有论”的文章，也算是学习费老“从实求知”的一次实践吧。

《群言》让我发声，更让我发现。那么多的名家大家，那么多出彩的文章，读来有味，更有启发。周有光先生的文章纵横捭阖而言简意赅，思想与语言相得益彰，我把周老文集搜集研读个遍，自己也写起“语言随笔”。文化内涵深刻，须深入探究，2012年，我在《群言》连发了两篇有关文化的文章，其中《在文化的河流中游弋》借鉴了周老“条理性概括”的笔法。

与《群言》相遇是缘，与编辑相遇是缘。因为“遇”，不经意让我久违的文学梦重现。某年我一口气写了自述性的“三记”，其中写阅读经历的《觅读记》很快在《群言》上刊发，且列封面要目。而作“习字”“写诗”的两文则敝帚自珍，藏于电脑库存中。2023年9月，民盟中央领导带队赴吴江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荷花池畔，我与《群言》编辑部同志初识，想不到其当即说出我写费老的首篇文章《细雨清明忆费老》！旧文新写，“习字”“写诗”两文竟获新生，时隔10年，三文齐聚《群言》，不能不说是小小的奇缘。

《群言》发刊词堪称编辑的座右铭，而我书桌右侧恒放着的书刊或许也可戏称作“座右书”，其中就有每月一期的《群言》杂志。有书作伴，灯光明亮。

偶然邂逅终生追随

韦清

我与《群言》的相识源于偶然一次浏览微信公众号，大约在2022年春天，我打开微信，看到《群言》“说说这五年”主题征文启事，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就放弃了。

彼时疫情还在作怪，我同很多人一样，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不知何时能回归常态，也最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恰逢此时，邂逅了《群言》。《群言》低调内敛、不事张扬，要不是浏览微信公众号，我可能至今都不知她的存在。

公众号虽然只能了解刊物的大概，但《群言》那极具标识性的定位——“知识分子的群言堂”立即如磁铁般吸引了我——这既是《群言》的办刊宗旨，也是《群言》的魅力所在吧。几十年来，我在学校教过书，在教育行政部门从事过教育宣传和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涉猎过的报刊有几十种，但唯有《群言》能发出这样的声音，让我不得不肃然起敬。每当看到《群言》公众号二维码旁这一行字，我就有一种找到家的归属感，愿意走近，尽管我对刊物还有点陌生。

遂投去几稿，均无音信，这也属于常态。是年末，我在公众号上看到《群言》2023年征文启事，主题是“影响我的一个人”，我眼前一亮，这个主题可以写，机会不容错过！但我没有急于动笔，而是先订阅刊物，以便拜师学艺，也想看看这份定位“知识分子群言堂”的刊物到底什么模样，只有对刊物深入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撰稿。

拿到刊物，觉得《群言》封面设计素雅朴实、庄重大气，单凭这一点，就不能低估了她；细读内文，觉得《群言》刊发的文章充满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族意识，既有对政府宏观政策的解读建言，也有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还有科技前沿的新技术、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以及法律、医疗、历史、文化、行旅、读书等多个领域，集理论性、学术性、艺术性、知识性于一体，很多篇章视角新颖，见解深刻，文笔清新，引人入胜，令人振奋。我注意到，作者有官员、学者、专业技术人员、艺术家，也有普通职员、学生乃至自由职业者，来自各个行业，涵盖各个层面，这些人发出的声音可谓名副其实的“群言”。

每期都是“干货”，若想投稿被采用，也得拿出“干货”才行。我先从征文入手：一方面研究《群言》发表的征文，另一方面确定“影响我的”那个人。4月初，我一气将征文写完，取题为《千般不舍，万般不甘》，稍作修改就投过去了。这篇文章打开了我怀旧的闸门，回忆了童年往事，对家庭的记忆、对艰难岁月的记忆、对大哥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像看电影一样，我在文字里回到了童年，想起了《酒干倘卖无》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这句伤感的歌词，泪水唰地下来了，这是我写作的情感基调。

约两周后，我想打听一下稿件情况，拨打了《群言》编辑部的电话。我报了姓名和征文标题，编辑老师停顿片刻，客气地说再等等看，我后悔自己太着急了。然而刚挂了电话，就收到一条短信，告知稿子拟发第5期，不久就收到了样刊。

虽然爬格子多年，但收到样刊还是禁不住有点激动，毕竟这是我在《群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且《群言》又是民盟中央主管主办的刊物，大家云集，佳作荟萃，忝列其中，实属荣幸，内心对编者充满感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不薄新人”的刊物已经不多了。《群言》不愧是“知识分子的群言堂”，不论你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只要你的文字富有质感，只要你的声音富有见地，只要你的感情足以动人，《群言》或许就给你一席之地。

后又投几稿，有两篇很快被刊发。《群言》如此厚待作者，作者也只有拿出“干货”，才能对得起她。如果不是自认为最好的，宁可烂在手里，也不能随意投稿，这也是对编者辛勤劳动的尊重。

2024年伊始，我更加关注《群言》公众号的更新，默默期待着“影响我的一个人”征文的评奖结果。然而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以为征文可能不再评奖了。就在茫然中，《群言》公众号公布了评奖结果，在点开获奖名单的瞬间，我愣住了——没想到获一等奖的那个人竟然是我！真的，此后几天我还觉得那是意外！那天是4月8日，那刻是傍晚6点。我在微信和日记里做了双重记录。

没想到，偶然邂逅，《群言》竟让我闪亮了一回。因写作而获得的荣誉证书也有一大摞了，但能在国家级刊物获得一等奖还是第一次，内心的感激难以形容。对这样一份默默扶持我的刊物，对这些默默支持我的编者，我将终生追随，竭尽所能，写出更多好文章。说实在话，一个同文字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低产而蹩脚的码字工，投稿被拒已成常态，能够发稿的纸刊已经不多，能够赏识我的编者也愈加稀少，《群言》却向我敞开怀抱，我在感激的同时，也有很多感慨。

在《群言》创刊40周年之际，唯有默默写作，写出不负编者厚望的精品，这是我对《群言》最好的回报；持续订阅《群言》，深入研读，学以致用，这是我对《群言》最好的追随。

创刊号里的漫画记忆

诸纪红

1985年的夏天，阳光炽热，蝉鸣不息，我刚迈出初中校门，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那年暑假，我踏上了前往长沙的旅程，去探望许久未见的舅舅。舅舅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他的家里总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和期刊，那是我心中的宝藏库。

一到舅舅家，我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他的书房，书架上的每本书都仿佛在向我招手。我的目光在一排排整齐的期刊中游走，最终定格在一本封面设计独特的杂志上——《群言》1985年第1期，创刊号。这本杂志封面以淡雅的米黄色为底，显得古朴而温馨，上面点缀着几笔洒脱的书法字迹，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封面中央，“群言”二字十分醒目，字体流畅而有力。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字体标出的“创刊号”三个字，它们鲜艳醒目，宣告了刊物的诞生，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

我兴致勃勃地抽出它，心中不禁对“创刊号”三个字产生了疑问。“舅舅，这本杂志的‘创刊号’是什么意思啊？”舅舅轻轻抚摸着封面：“《群言》啊，这可是个好刊物，创刊号就是它出版的第一期，象征着新的开始，也代表着创办者们的期望和梦想。里面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大事、社会现象的思考，很有深度。”

舅舅的解释让我对这本刊物充满了期待，迫不及待地翻开它，想要一探究竟。

然而，里面的文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确实太深奥了。我努力阅读，但大多数内容仍然难以理解。正当我有些沮丧的时候，我翻到了这本期刊的最后，封三上的一幅漫画作品瞬间吸引了我的眼球。画面中，一位老者骑着一辆“电驴”，表情夸张，似乎正为无法驾驭这现代交通工具而感到无奈。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情顿时轻松了。

“舅舅，这本杂志里的漫画真有趣！”

舅舅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这漫画啊，是在讽刺社会上的某些现象，用幽默的方式让人思考。等你长大了，就会更懂这些了。”

前几日，与夫人漫步老街，偶遇一书摊，竟意外发现了那本熟悉的《群言》创刊号。拿起它，我仿佛回到了旧时光，关于漫画的记忆涌上心头。

“看，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群言》杂志。”我转头对夫人笑道，眼中闪烁着惊喜。“时间过得真快，40年过去了，没想到还能再看到这本杂志。”

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地翻开那本《群言》。王复羊老师创作的这幅《张果老倒骑电驴》再一次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指着漫画向夫人讲述当年的记忆：“记得那时我还小，看不懂文章，只觉得这些漫画特别有趣。尤其是这幅，画的是一位老者骑着‘电驴’，却声称不如毛驴好骑。现在想想，这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夫人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啊，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既好奇又担忧。这幅漫画或许就是在讽刺那些对新事物持怀疑态度的人吧。”

我点点头，继续分析道：“没错，老者骑‘电驴’却怀念毛驴，这反映了对科技进步带来变化的抵触心理。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改变就拒绝新事物。这幅漫画，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警醒，提醒人们要勇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代同行。”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推动发展。随着经济的腾飞，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科技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王复羊老师的这幅《张果老倒骑电驴》正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生动写照。

正如梵·高所言：“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它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这幅漫画虽然创作于几十年前，但其深刻的寓意、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都证明了艺术的永恒价值。

如今，当我们再次审视这幅漫画，不难发现它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有一部分人却对新事物持怀疑态度，甚至抗拒改变。他们怀念旧有的生活方式，害怕新事物会打破原有的平衡。这种心理，在当今社会依然普遍存在。

然而，如果打破常规，张果老倒骑“电驴”的形象，在当下社会也可以被赋予更为丰富的解读。它不仅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更深刻地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融合精神。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观念交织，张果老骑“电驴”却怀念毛驴的情境，寓意着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传统文化的价值。它鼓励我们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也要欣赏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共同构建和谐多元的社会。

这幅漫画也启示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与反思。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观点、信息层出不穷，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分析，不盲目跟风。张果老的倒骑形象，或许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敢于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勇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与智慧。

在时代的洪流中，这幅《张果老倒骑电驴》的漫画告诫我们：勿忘传统，拥抱变革，以批判性思维为舟，以文化多样性为帆，方能驶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艺术永恒，思考不止，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