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公园是自然之瑰宝、人类之福祉。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从多角度对如何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建言献策。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多措并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王昌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标志着国家公园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首批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处，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千米，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三江源藏羚羊数量增加至7万余只，东北虎、豹的数量分别达到70只和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种群。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实施，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步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该法明确提出，国家公园建设应当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坚持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的原则。构建中央与地方联合管理机制是推动新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前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优化工作。

筑牢生态安全格局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应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原则，通过合理分区、贯通廊道以及系统治理来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对国家公园进行差别化管理，在新建国家公园内划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大类，并对核心保护区加以严格限定。例如，在黄河口国家公园划定范围内，将对其核心保护区实行完全禁入，避免过多人为干预；一般控制区可以适当开放旅游、科考等活动，在保护的同时兼顾合理利用。这一管理机制在首批国家公园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核心保护区后，野生东北虎活动范围扩展了200多公里，种群数量明显增加；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已建成多个自然教育基地与生态体验区域，增强了社会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及保护意识。

为解决生态系统破碎化问题，在不同区域之间建立生态廊道是重要途径之一。生态廊道既是野生动物的迁徙走廊，也能有效提升生态系统韧性。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依托 “一轴三带”格局，串联起浙江开化、龙泉、庆元、景宁四县市，构建了700平方千米的生态廊道。在首批国家公园中也有类似尝试，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把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草地植被覆盖度提高了8.6%，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强。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了6条生态廊道，串联起13处局部小种群的栖息地，使公园内野生大熊猫的数量由约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修复工作应做到精准监测。首批部分国家公园建立了覆盖全域的“天空地”立体化监测体系，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保驾护航。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部署2.8万台红外相机和卫星定位系统，实现野生动物全域感知监测，虎豹个体识别率超90%。另外，科学的系统修复也十分必要。例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实施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后，雨林生态系统固碳量显著增加，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中国贡献。

通过坚持分区分类管控、连通廊道建设、科学系统修复，国家公园体制将成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载体。

优化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坚持科学布局，注重统筹保护和发展，是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原则。对于新建国家公园范围的选择，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中提出的“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管理可行性”三个维度加以考量。例如，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内拟建的羌塘国家公园候选区，是藏羚羊、野牦牛等旗舰物种的核心栖息地，生态系统原真性保存较好。这样的选址思路同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致。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曲溪上游等区域纳入其中，形成完整的1001.41平方千米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同纬度最完整的森林基因库。这一尊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定位的原则，为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应形成“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实施方案”的层级式规划编制体系。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其形成了“一屏三带”的总体空间格局规划，草原恢复、湿地保护等专项规划，以及藏羚羊迁徙保护方案等具体实施方案有机衔接的规划体系。由此，国家公园建设由破碎化连接转变为系统设计。如大熊猫国家公园编制13个局域种群保护规划，以破解局部保护“真空”，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生态联通。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适时对其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评估工作，并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调整规划实施方案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已完成首轮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水源涵养量增加了12%，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中虎豹幼崽存活率从33%提升至50%以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栖息地面积扩大至3万亩，武夷山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指数较设立前提升了12%。因此，新设立的国家公园也应采取类似机制，即在新的国家公园成立五周年时开展全面成效评估工作，根据结果对原来制定的规划方案进行合理的修正与完善，优化空间布局以及管控方式。对评价不达标的单位进行警告或退出处理，从而实现国家公园整体质量的有效提高。总之，通过科学规划引导，进一步优化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

新的国家公园应跳出传统的保护范式，在社区广泛参与下形成保护与发展互惠共赢的局面。第一批国家公园先行尝试的“一户一岗”生态管护经验值得新的国家公园借鉴。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聘任2万多名生态管护员后，当地牧民人均年收入增加1.5万—2.1万元，草地退化程度降低了12%。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实施生态搬迁后，社区居民年收入是搬迁前的四倍，搬迁区域生态恢复良好。新的国家公园须扩大这一模式覆盖范围，如拟设立的国家公园可以在一般控制区设置生态体验岗位，优先吸纳原住居民参与导览服务、环境监测等工作，既提供就业机会，又通过“保护者即受益者”机制增强社区居民保护意识。

完善生态补偿与产业转型机制是激发社区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第一批国家公园探索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配套+市场补偿”的多元化模式，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政策补贴，2024年全年共落实资金17.97亿元，同时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市场化补偿渠道。新的国家公园应探索新的补偿机制，如湿地类型的国家公园可以研究建立“湿地银行”，鼓励企业通过恢复湿地来获取碳汇配额，实现“谁保护、谁受益，谁使用、谁买单”，使当地社区居民人均收入稳定增加。

此外，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文化的传承以及社区的共建共管。武夷山国家公园就利用朱子文化、茶文化等开发出“文化+生态”的旅游项目，让社区居民从中受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8万元，不仅村里人不再外出务工，还吸引了不少外来租住户。新的国家公园也应学习该做法，如拟建的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可以融入当地畲族文化，开发民族文化型生态旅游产品，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带动社区发展，并设置社区协商委员会。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村民议事会”，让社区民众参与保护规划编制、项目建设过程，提高了决策效率和社区满意度。以社区共建共管的形式，让国家公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用科技创新提升国家公园治理效能

科技是推进国家公园高效治理、精准保护的关键所在。通过科技手段创新，为国家公园装上“智慧之眼”，构建起“天空地网”立体化动态监测体系。国家公园还应引入新的观测方法，如黄河口国家公园在建的自动传感站场，可用于观测潮间带、滩涂、湿地水深、含盐量等信息，为生态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推广“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管理模式。大熊猫国家公园搭建了 “智慧大脑”，汇集了气象、物种、游客等多维度的15类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调配保护资源、优化巡护路线、提高巡护效率；三江源国家公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藏羚羊迁徙规律，合理设置保护站，降低藏羚羊迁移受限程度。总之，新的国家公园要尝试应用推广新技术。如拟建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亚洲象种群的可追溯保护，让保护工作有据可查，提高监督力度。

加强科研机构及专业人才建设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一批国家公园建立了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科研中心，培养了大批素养较高的专业人才。新的国家公园要加大科研培育力度，如羌塘国家公园在规划中提出将与中国科学院共建高原生态研究站，联合开展生态保护的科研工作；另外，健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出国研修、培训等形式提高管理人员水平，为科技创新赋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拓展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模式，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把我国的实践经验转变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公共产品。2026年1月，中韩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大韩民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关于国家公园管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推动两国国家公园在自然教育、科学研究等多领域深化合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华为公司于2020年合作发起的“科技守护自然”（Tech4Nature）倡议，正在与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进行深度合作，研发长臂猿声纹识别技术。

新的国家公园应增强国际影响力。例如，黄河口国家公园可与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合作开发迁徙鸟类保护路线。围绕跨国界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中国积极寻求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开展联合巡护工作，实现季度数据共享及联合巡护，跨境虎豹活动频次大大增加；中老跨境保护合作通过联合保护区域和生态廊道建设，有效促进了亚洲象的保护。‌

国家公园深入开展多领域合作。例如亚洲象国家公园候选区将联合越南、老挝打造亚洲象走廊，形成珍稀物种保护的生态屏障，条件允许下可以签订跨境生态廊道建设协定，推动亚洲象等物种基因流动。国家公园可以成为绿色 “一带一路” 的具体抓手。中国目前与多个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今后应进一步在技术和能力上加强合作。比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继续加强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开展野生东北虎种群监测以及科研工作，分享东北虎野外生存信息；积极建设“一带一路”国家公园管理培训基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服务。

[本文系中国非洲研究院2023年度中非合作研究课题“中非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CAI-J2023-01）成果]


以法治力量守护“最美国土”

侯佳儒（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

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以下简称《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迈入法治化的新阶段，为守护“最美国土”——中华民族最珍贵、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空间，提供了根本的法律遵循和强大的法治保障。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其核心路径在于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这部法律，将文本上的法条转化为治理中的实践，以法治的刚性约束、系统的制度优势与人文关怀的温度，共同铸就国家公园永续发展的坚实屏障。

以法治理念锚定“最美国土”的价值航标

法治力量的根基，首在法律所承载和宣示的核心价值与确立的基本原则。《国家公园法》总则明确了立法根本宗旨与行动准则，为国家公园建设奠定法律基石，为其保护、管理与利用实践提供根本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

第一，确立“生态保护第一”的绝对优先序位。《国家公园法》第四条将“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置于“统筹保护和发展”之前，这不仅是政策宣示，更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准则，要求所有相关主体必须将生态保护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任何发展利用都须服从于保护这一根本前提。这从根本上纠正了“重开发、轻保护”的思维惯性，并为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冲突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二，彰显“国家代表性”与“全民公益性”根本属性。《国家公园法》明确国家公园为“国务院批准设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的特定区域，并要求建设应当坚持“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以法律形式升华了其公共属性与战略意义。这宣告国家公园并非地方或部门专属领地，而是全体国民共同财富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关键组成部分，核心使命是保障生态安全、保存自然遗产、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而非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这一理念要求管理决策超越局部短期利益，立足国家整体利益与人民长远福祉，为抵制不当开发、协调跨区域利益提供坚实法理基础。

第三，倡导“系统治理”与“依法治理”科学方法论。《国家公园法》第二十条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要求按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这体现了基于生态整体观的法治思维，摒弃以往条块分割、碎片化管理模式，转向尊重生态内在联系、全域全要素统筹的法治化治理。同时，整部法律构建了从设立、规划、保护、管理到监督、追责的完整制度闭环，标志着国家公园治理从主要依赖行政命令和政策推动，转向更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轨道。法治理念要求权力运行于法律框架内，利益调整遵循法定程序，为国家公园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以制度体系筑牢“最美国土”的刚性藩篱

宏伟的发展理念需要坚实的制度支撑。《国家公园法》构建起一套权责明晰、逻辑严密、奖惩分明的法律制度体系，为“最美国土”筑牢刚性约束、疏而不漏的保护屏障。

统一管理体制：终结“九龙治水”，凝聚保护合力。针对自然保护地长期存在的管理职责交叉、权责不清顽疾，《国家公园法》第六条提出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其清晰界定国务院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直接管理职责，明确授权后者履行自然资源、林业草原等领域相关行政执法职责；同时明确所在地地方政府综合协调、公共服务等职责，要求建立健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这套“统分结合、权责法定”的体制设计，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执法困境，为高效能保护筑牢组织基础。

科学分区管控：划定生态红线，实现精准治理。第十六条确立的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分区制度，是国家公园空间管制的基石。核心保护区实行严格“负面清单”管理，除法律明确允许的科研监测、生态管护、原住民必要生产生活活动，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等情形外，禁止其他一切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允许开展符合规定的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有限人为活动。这种差异化精准管控，彰显法治的科学严谨。配套罚则极具威慑力，如核心保护区内违法工程建设最高可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为生态红线通上“高压电”，使其成为不可触碰的法治禁区。

系统权益保障：平衡保护与民生，激发内生动力。《国家公园法》直面保护与当地社区生计的现实关系，通过精巧制度设计寻求平衡共赢：确立“生产活动规模冻结”原则，保障区域内原有居民的基本生计；要求生态管护岗位优先聘用当地居民；鼓励居民参与特许经营，构建“保障基本生活—提供绿色就业—创造发展机会”的权益保障链条；对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受损群体，确立政府补偿与保险结合的双轨制保障机制；规定特殊群体门票优惠与免费开放日制度，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制度融合法治刚性与人文温度，推动社区居民从潜在“受影响者”转化为积极“共建者”。

严密监督问责：确保法律“长牙带电”，形成闭环威慑。《国家公园法》构建了全方位监督问责体系：建立国家公园监测网络，运用信息化手段预警生态风险；赋予管理机构现场检查、查封扣押等执法权；建立公众举报和舆论监督机制；创新引入保护管理成效考核及地方政府约谈制度。法律责任一章从损毁国家公园界线标志到违规开展活动，设置梯度分明，衔接行政、民事与刑事责任的完整追责体系。这套“监测预警—执法查处—考核问责—社会监督”的严密链条，确保任何违法行为都将面临确定、及时且有力的法律制裁。

以法律实施激活“最美国土”的守护效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必须推动《国家公园法》从文本走向实践，在关键环节聚焦发力，全面激活其守护效能。

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织密法治实施细网。第七条提出要“建立健全国家公园标准体系”，第六十二条授权地方制定具体办法和开展区域协同立法。这是当前法治建设的紧迫任务。须尽快出台关于分区管控实施细则、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访客容量核定技术规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南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和标准，使法律的原则规定更具可操作性。对于大熊猫、祁连山等跨省域国家公园，相关地区必须勇于探索区域协同立法，在规划衔接、标准统一、联合执法、补偿协同等方面形成制度合力，为破解“一园多治”难题提供法治方案。

强化科技赋能与智慧执法，提升保护现代化水平。落实法律关于监测网络建设和设置电子围栏等界线标志的要求，必须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应加快建设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地面物联网传感器于一体的 “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实时、动态、精准监控。推动执法从传统“人海战术”向“数据驱动、智能识别、精准打击”转型，利用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提升对盗伐盗猎、违规建设等行为及时发现与查处的能力，使法治的“牙齿”更加锋利。

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保护与发展良性循环。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可通过创建国家公园特色生态品牌、规范发展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等方式，让保护者通过守护绿水青山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

培育国家公园法治文化，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法治的力量将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文化认同之中。应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公园法治宣传与自然教育。不仅要普及“什么不可为”，更要阐释“为何要保护”，传播国家公园所承载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意义。通过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让社会公众在法治框架下了解保护、亲近自然、参与行动，使守护“最美国土”从法律义务升华为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责任。

《国家公园法》的施行，为中华大地生态版图上最精华、最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树立起永恒的法治丰碑。其以鲜明价值理念、系统制度设计和缜密实践逻辑，宣告了中国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守护“最美国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唯有全面释放法律蕴含的法治力量，让“生态保护第一”理念深入人心，让分区管控“红线”坚不可摧，让权益保障“温度”温暖人心，让监督问责“利剑”高悬于顶，方能肩负时代重托，将这片汇聚自然精华、关乎民族未来的宝贵国土完整、真实、永久传承。这是法治的使命，亦是文明的承诺。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智慧化保护实践路径探索

张明祥（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学院教授）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承担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核心使命。我国正式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等首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千米，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下，通过智慧化技术赋能，国家公园正从“经验管理”向“数据决策”转型，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智慧化保护的必要性

2022年11月，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 5个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涵盖高等植物2.9万余种、野生脊椎动物5000多种，保护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方案提出，到2035年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球最大国家公园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题中之义。目前，我国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栖息地破碎化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国家公园内部仍存在居民点、交通线路等人为设施，导致生态空间破碎化，900余种脊椎动物、3700余种高等植物受威胁，影响物种迁徙与生态过程连续性。二是数据共享与协同不足。各国家公园监测系统多为独立建设，数据格式、接口标准不统一，存在“信息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制约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效率。三是技术应用与基层能力脱节。部分基层保护站点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与维护能力，智慧设备“建而不用”或“用而不精”，影响系统持续运行与数据质量。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化转型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通过智慧化手段，可实现生态信息采集实时化、风险预警动态化、保护决策精准化。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创新运用19套实时监测设备，对长臂猿栖息地实施厘米级定位追踪，成功逆转长臂猿濒危局势。该种群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7—9只恢复至目前的7个家庭群42只，创下近50年来国际灵长类保护的最快增长纪录。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智慧化保护的实践

三江源国家公园：构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智能红外相机及生态物联网传感器，实现对高寒湿地、草原、森林等多类生态系统的全覆盖动态监测。人工智能分析平台对藏羚羊、雪豹等关键物种进行自动识别与种群跟踪，并结合气象、水文数据评估生态健康状态。生态大数据中心实时整合分析信息，精准预警盗猎、非法穿越等人类干扰活动，并助力开展草地退化、冰川消融等生态过程模拟。这些智慧化手段显著提升了高海拔地区生态保护的效率和精准度，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科技支撑。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全覆盖。该公园构建覆盖全园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布设90余座700兆赫通信基站、1000多千米有线网络、2.8万台红外相机，实现对东北虎、东北豹等物种的全域感知与信息实时传输，累计存储有效视频1500余万条，识别准确率达90%以上。系统具备智能识别、分级预警、人兽冲突预测等功能，已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上万条，有效缓解人兽冲突。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省份协同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其保护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省份系统性协同。通过建立统一的智慧管理平台与协同联动机制，三省共享监测数据、统一巡护标准、联合开展生态修复。智慧化系统精准分析大熊猫等珍稀物种的迁移廊道需求，指导关键栖息地的修复与连通工程，有效解决了种群隔离的困境。

武夷山国家公园：打造智慧管理平台。智慧管理平台集纳了资源监测、巡护执法、防火预警等10个子系统，实时汇聚来自高清摄像头、无人机、卫星及各类传感器的数据，实现对森林植被、珍稀物种、水文气象及人为活动的全天候智能监测。其核心功能包括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物种并分析种群动态，火情监测系统即时预警，巡护管理系统精准调度管护人员。该平台显著提升了生态保护与科研监测的精准性和效率，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能化支撑。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范式。依托“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里网格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雨林监测体系，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红外相机及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实现对雨林生态系统的全天候、立体化动态感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平台对海量信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识别物种、监测种群动态、评估栖息地质量，并能及时预警盗猎、火灾及入侵物种等风险。

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智慧化保护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智慧化保护的核心路径有三个方面。一是从碎片化保护到整体保护。国家公园体制通过整合原有自然保护区，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格局。如大熊猫国家公园跨越川陕甘三省，整合多个分散保护区，使大熊猫潜在栖息地由孤岛化走向网络化，基因交流显著增强。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发现17个新物种，包括武夷林蛙、雨神角蟾等特有物种，形成“监测—科研—保护”的闭环体系。

二是实现生态信息“通存感算一体化”管理，即通信、存储、感知与计算协同运行。通信与存储层面，采用低功耗自组网、边缘缓存与断点续传机制，保障无公网覆盖区域的稳定数据传输与存储。感知层面，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红外相机、声纹识别设备等多源感知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及人为干扰的全天候监测。计算层面，引入边云协同计算架构，将图像识别、行为分析等任务下沉至边缘节点，实现本地快速响应；复杂生态模型与趋势预测则在云端完成，提升整体智能化水平。

三是构建智能监测体系，建立“感知—分析—决策—反馈”闭环机制。物种识别系统：应用深度学习多模态融合技术，整合图像、视频、声纹数据，实现旗舰物种自动识别与行为分析。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该技术识别哺乳动物、鸟类等物种，识别精度提升30%。数字孪生系统：构建生态知识图谱与虚拟建模平台，实现生态过程可视化推演。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长臂猿栖息地变化，优化修复方案。预警决策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实现生态趋势预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栖息地适宜性模型预测种群扩散路径，指导保护措施动态调整。

此外，还应构建多元参与的协同机制。鼓励科研院所、企业、社区等多方参与国家公园智慧化建设。通过生态志愿者、社区监测员等机制，推动公众参与数据采集与反馈，形成“社会—技术—管理”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生态价值实现与社区共赢，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智慧保护+绿色产业”路径，如发展生态旅游、碳汇交易、生态农产品认证等，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

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化转型，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向。通过构建“感知—分析—决策—反馈”的智能闭环机制，推动保护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不仅提升了生态保护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未来，应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技术集成与社会参与，推动国家公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区域。


推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场景创新
——基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视角

丁肇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

国家公园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举措，自试点及正式设立以来成就斐然。但是，我国国家公园选址通常位于较为偏远的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开发型产业占比较高，社会事业短板和人口外流问题突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修复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传统资源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需要探索一条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严格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公园建设量质齐升。

作为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主体，国家公园的底色是优质的生态资源，这是开展生态旅游等新经济业态得天独厚的底层资产。因此，依托国家公园科学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创新生态旅游实践场景，是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等重要论述的特殊功能区。

但在以往国家公园经营实践中，存在新型生态产品开发不够充分、绿色生态溢价鲜有体现、开放区域限流人数和游客行为管理科学性有待提高、新技术应用与盈利模式创新融合不足等短板，制约了国家公园体系综合效能的发挥。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实施，为处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持，回答了长期困扰地方政府和公园管理部门的急难愁盼问题。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及当前面临的挑战

作为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东北虎、东北豹的快乐家园。与其他国家公园不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目前唯一设立于边境地区的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地处我国朝鲜族最主要的聚居区，承载着更多元的职能。近年来，随着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不断推进，保护区内各类保护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长。监测数据显示，东北虎、东北豹已从公园设立初期的27只和42只，稳步增长至目前的70只和80只左右，虎豹悠闲生活和“带娃”的视频频繁地被公园监控系统抓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中分布着较多的村屯和国有林场。据统计，公园范围内现有户籍人口1.91万人，周边区域还有近7万居民在园内拥有耕地、林地等生产资料，其经济社会活动与国家公园建设密切相关。由于居民生产生活区域与虎豹活动区域重合，人兽冲突和虎豹攻击家畜等事件发生频次增加，2024年和2025年先后发生东北虎和黑熊伤人事件。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园部分区域地处中俄边境，根据国家边境管理与生态保护协同政策，公园核心区内部分抵边村屯无法实施生态移民，虽然地方政府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正确的人兽接触行为方式，并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提供虎豹风险预警提示，建立商业化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度，最大限度保护公园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边民生产生活及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工作还是受到一定影响。

以特色生态旅游牵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2026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建设应当“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坚持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的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仅允许开展科普宣传、生态旅游、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活动。第四十条指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完善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功能。该法为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价值转化场景创新，将高水平建设国家公园作为区域构建新发展格局、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在该法的指导下，更好保护和开发利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持续增加的优质生态资源，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建设国家公园的任务目标，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生态旅游活动，是实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公园建设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是增强国家公园生态资源资本化能力。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双重力量，引领社会资本科学有效参与生态旅游产业。抢抓零基预算改革契机，适度增加国家公园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投入，进一步增强公园及毗邻区域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市场化推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式创新，与合规机构合作，以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为底层资产，加快碳金融发展，用好用活资本市场，探索发行专项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加快推进资源资产化进程。拓宽林草碳汇试点范围，将集体林草纳入国家碳汇交易体系，增强国家公园生态资产化、杠杆化再融资能力。

二是探索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盈利模式创新。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优势，加强摄影等专业技能培训，鼓励居民依托社交媒体发布虎豹等视频，持续增强生态保护公益岗盈利能力。通过对原住地建设用地优化盘活，打造环国家公园生态康养研学小镇，并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现代化度假区，带动区域共同富裕。赋予国家公园相关岗位新科研助理职能，加强与相关院所合作，以技能赋能新盈利模式。丰富“天空地”一体化监控系统盈利模式，构建新型数字式、沉浸式旅游产品体系，把实时虎豹影像、鸟类声纹等生态数据接入游（访）客中心，通过增强现实等技术使游客近距离观赏原生态虎豹英姿，丰富国家公园宣教内容。发展新型生态旅游产品，加快新技术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进程，开发非接触性低空旅游线路，切实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丰富应用场景。

三是挖掘利用国家公园驻地特色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国家公园蕴含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梳理自然景观背后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传统生态智慧，建立生态文化资源库。以传承挖掘宝贵生态文化为核心，结合现代创意与传播手段，塑造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国家公园文化IP，在不断增强公众对国家公园的情感认同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化要素在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共识、提升国家公园文化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用好村史馆等基础设施的展示功能，请非遗传承人、林场农场老职工等讲述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相关的开发与保护历史，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特色微短剧拍摄和其他旅拍业务。

四是建立高效率跨区域、跨部门分工协作机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跨我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还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豹地国家公园相邻，边境线上设有多处生态廊道，两座公园共同构成了面积近1.7万平方千米的跨国保护地，有效促进虎豹栖息地连通。应加强区域间、跨国协同合作，重点强化生态保护、资源管理、旅游开发及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切实发挥G331边境旅游大通道的市场影响力，适时拓展入境游，将长白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际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等生态优势，尽快转化为兴边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