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事关长远。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从多角度对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统筹央地协同发力 激活民间资本共促有效投资

周丽莎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

有效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优化供给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民间资本作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力量，其活力激发与高效参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规范开展股权合作、战略协作、资源整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坚持平等对待、保护权益、政策协同，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统筹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破除民间资本参与壁垒，优化民间投资发展环境，推动央地政策联动、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对激活民间资本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央地协同激活民间资本有效投资的政策导向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民间投资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统筹央地协同发力，推动民间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核心政策导向，为统筹央地协同发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推动国资民资协同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规范开展股权合作、战略协作、资源整合。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规范化路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合作。鼓励双方立足产业发展需求，依法合规推进合作，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资本、技术、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激发民营企业在机制、市场、创新等方面的潜力。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深度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协同增效。实践中，部分地区已率先探索形成特色模式，如深圳东方富海科创债项目通过“央企+地方国企”的风险分担体系，构建“央地双保险”增信机制，推动民营创投机构与国有资本协同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打造了民营创投机构支持科创企业融资的新模式，实现了国资民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二是扩大民间投资准入范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并支持民营企业依法有序参与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重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项目建设，打破行业壁垒，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对符合条件、运作成熟的项目，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合理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加快推动新兴领域应用场景有序向民营企业开放，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促进各类资本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提升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与产业发展效能。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部分具备条件的重点领域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目前，各地逐步破除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的壁垒。新兴领域方面，民间资本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比重持续提升。

三是强化民间资本要素保障。“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坚持平等对待、保护权益、政策协同，依法保障民营企业投资运营合法权益，平等保障用地、融资等要素需求。中央层面应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完善普惠金融体系，降低融资成本；地方层面加强用地保障，优化审批流程，为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逐步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运行，设置20年存续期，聚焦早中期企业、硬科技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健全“投融管退”机制，推动形成投资良性循环。

四是整体提升政策落地效能。“十五五”规划导向的落地离不开央地协同发力，中央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民间投资准入、要素保障、权益保护等要求，为地方工作提供指导；地方层面结合自身实际，制定配套政策，细化落实举措，推动中央政策落地，部分地区在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融资支持等方面形成特色实践。

央地协同激活民间资本面临的矛盾

当前，央地协同激活民间资本取得一定成效，但对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和高质量发展需求，仍面临一些矛盾。

一是央地协同机制不够完善，政策衔接存在断层。中央层面制定政策以顶层设计为主，而部分地方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彻底。央地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地方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难以快速反馈和解决，导致政策效应未能充分释放。此外，部门之间协同不足、衔接不畅，存在政策碎片化问题，影响了央地协同的整体效能。

二是民间资本参与壁垒尚未完全破除，准入公平性不足。尽管政策明确放宽民间投资准入，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隐性壁垒，如新兴领域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力度不够，民间资本难以有效参与。同时，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够健全，项目信息不透明、合作模式不清晰，导致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强。

三是要素保障协同不足，民间资本发展制约较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未根本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普惠金融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此外，民间资本在人才、技术等要素获取方面也面临诸多制约，影响了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

四是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存在布局不合理、投向不精准等现象，与民间资本协同不足。基金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缺乏专业管理团队，投资决策效率不高；部分地方政府投资基金存在同质化竞争，未能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发挥引导作用，难以有效带动民间资本投向重点领域。

央地协同激活民间资本，共促有效投资

完善央地协同机制，推动政策精准落地

中央层面加强政策细化，针对民间投资准入、要素保障、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明确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避免政策“空转”。地方层面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的落实方案，确保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需求精准对接。

放宽民间投资准入，保障公平参与权利

清理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取消不合理的审批事项、资质认定和招投标附加条件。对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重点领域，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公布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清单并动态更新，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力度，打造一批具有较强行业带动力的重大中试平台，推动创新链与资金链深度融合。

强化要素保障协同，破解民间资本发展制约

完善普惠金融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有效对接，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聚焦服务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发行科创债、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鼓励民营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技术骨干，支持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鼓励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面向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试服务，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健全“投融管退”机制

引导政府投资基金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等领域，避免同质化竞争和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做早期基金、耐心基金、市场化基金，聚焦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企业，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成长。完善政府投资基金运作机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规范投资决策流程，提高投资决策效率，避免行政干预。推动政府投资基金与民间资本合作，通过股权合作、联合投资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投资，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扩大民间资本投资规模。建立政府投资基金与民间资本风险共担机制，合理划分风险责任，增强民间资本投资信心。

深化国资民资协同，推动资源整合共赢

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规范开展股权合作、战略协作、资源整合，打破所有制壁垒，实现优势互补。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与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整合产业链资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国有企业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发挥创新优势和市场活力。健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的市场化机制，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合作流程，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加强对股权合作、战略协作项目的监管，确保项目规范运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保护民间资本的投资收益。

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

彭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世界合作共赢、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面对国际形势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坚定姿态，将对外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这种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历史经验、现实需求与未来愿景的战略选择。这种开放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推动世界各国在多领域合作共赢，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开放合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

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本质上是一部开放交流史。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域的物产互通有无，不同宗教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形成了跨越欧亚大陆的文明纽带。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美洲的玉米、土豆改变了旧大陆的农业结构，欧洲的工业技术推动了全球生产力革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总体上，越是开放的地区发展就越快，越是封闭的地区发展就越慢。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促进发展，任何文明若故步自封，终将被时代淘汰。

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记忆凸显了开放的必要性。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长期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段历史深刻警示我们：拒绝开放就是放弃发展主动权，只有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技术合作，通过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逐步扩大对外交往，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到新时代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阶段，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

开放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与重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以开放应对挑战，以全球化应对逆全球化，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从经济发展维度看，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并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9亿元人民币。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5%、42.1%、22.9%。这些数据背后，是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加速和产业升级深化。

从全球治理视角看，开放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推动《巴黎协定》实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积极能量。实践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唯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大公约数。

从文明交流层面看，开放是不同文明互鉴共荣的桥梁。近年来，中国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活动，搭建起文明交流的平台。截至2026年1月底，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已共建500多所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元素受到越来越多外国友人的喜爱。同时，中国也积极学习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身发展。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合作格局

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从局部开放向全面开放升级，正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合作新格局。

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中国积极推进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2013年在上海率先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形成覆盖沿海、内陆、沿边地区的22个自贸区的开放格局。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实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政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高地，不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更推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区域合作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中国已与15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覆盖五大洲、连接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多层次、立体化平台合作机制，涵盖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计，截至2025年1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发送货值超4900亿美元；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2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在新兴领域开放方面，中国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赛道。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牵头制定《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与东盟等开展数字治理合作。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69.7%。在绿色经济领域，中国于2021年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转而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光伏组件、风电设备等产品出口量居全球前列。这些新兴领域的开放合作，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培育了新动能，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合作共赢理念引领开放新境界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追求的是互利共赢。这种价值追求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发展成果共享。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了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10万公里公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对拉美整体投资存量已超‌6000亿美元，帮助拉美国家提升了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竞争力。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改善了民生福祉。

二是责任共同承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截至2025年，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第二大出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中国份额和投票权不断提升，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这些行动表明，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全球治理的贡献者。

三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中国每年向海外派遣大量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吸引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外开放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推动合作，以更加包容的胸怀拥抱多元文明。这种开放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赋能；不是短期的策略，而是长期的战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中国必将与世界携手同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十五五”时期培育壮大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

胡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对丰富人民生活、改善民生福祉的作用，拓展教育、医疗、养老、文旅、就业、消费等领域融合应用。回顾“十三五”与“十四五”的10年，我国数字经济及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实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爆发式增长，数字量化指标凸显发展成效，但同时也存在数字鸿沟、供给不均、监管不足等短板。国家层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展望“十五五”时期，通过聚焦基础设施普惠化、供给质量提升、监管体系完善、创新能力增强、消费下沉等着力点，逐步构建起全民共享、智能个性、融合共生、规范安全的数字服务消费生态，使其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数字经济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近年来，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业已成为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强大引擎。

从总体规模看，“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21年的45.5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预计超60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8%以上，显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5%以上。在数字消费与交易规模方面，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增至2025年近16万亿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的成长体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直播电商、即时零售（外卖、生鲜、同城速送）爆发式增长。直播电商交易总额从2020年9600亿元增至2025年超5万亿元，即时零售市场规模突破9700亿元。二是在线文娱、数字内容规模化日趋成熟。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超10亿人，数字音乐、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业规模突破6万亿元，沉浸式文旅、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体验、云演出、云展览成为常态。三是远程医疗、智慧养老普及程度不断提高。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市县，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慧家政全面推广，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成效显著。四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社交消费逐渐深度渗透。本地生活、出行服务、民宿短租、共享办公等服务常态化，以社区团购、社群电商、内容电商等为代表的新电商蓬勃发展。

“十五五”时期发展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的着力点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仍存在如结构性供需错配，城乡与区域数字鸿沟，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及监管体系与新业态不匹配等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全民共享转型的核心时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5%。针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十五五”时期应坚持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发展方向的“四个转型”，着力实施“五个要点”，以期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

首先，要紧扣“提质、普惠、创新、安全”四大关键词，立足消费升级需求和数字技术创新，实现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发展方向的“四个转型”。一是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摒弃之前同质化、低质量的供给模式，聚焦个性化、高品质、专业化数字服务供给，推动数字服务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呼应居民消费从“有”向“优”的升级趋势。二是从“城市主导”向“全民共享”转型。推动数字服务消费在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均衡发展，让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都能享受便捷数字服务消费红利，促进数字服务消费普惠化。三是从“单一场景”向“融合共生”转型。推动数字服务消费与实体经济、公共服务、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打破场景壁垒，培育“数字+”多元融合的消费新模式，同时推动“文娱+体育+旅游”从简单叠加走向有机融合，丰富消费形态。四是从“技术应用”向“创新引领”转型。以核心技术创新为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技术在数字服务消费领域的深度应用，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发挥数字服务消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次，要从五个方面探索和丰富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以精准破解发展瓶颈、夯实发展基础。

第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普惠化建设。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5G和千兆光网、数据中心建设，推动网络速率提升、资费下降，实现数字基础设施“村村通、户户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融合，在乡村活动室、社区、养老院、学校等场所搭建数字服务终端，开展数字技能培训，重点提升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群体的数字素养，缩小群体间数字鸿沟。推动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普惠化，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布局、降低服务门槛，提升数智技术的可及性，助力中小企业和下沉市场享受数字技术红利。

第二，提升数字服务供给质量。鼓励数字服务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聚焦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数字文娱等重点领域，开发个性化、高品质、专业化的数字服务产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服务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强数字服务内容监管，打击抄袭侵权、制作传播低俗劣质内容等行为。规范数字服务市场秩序，建立数字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提升消费者体验。推动数字服务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打造智慧商圈、智慧门店、智慧文旅等场景。丰富数字服务消费内容，如探索“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发展，提升诊疗效率和就医感受。

第三，健全数字消费监管体系。完善数字消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企业等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监管，打击虚假宣传、虚假交易、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对产品的溯源能力。健全数字消费售后保障机制，推动在线服务“七天无理由退款”“售后上门”等落地，完善投诉举报渠道，实现数字消费维权便捷、高效。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健全协同监管制度，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营造安全、便捷、放心的数字服务消费环境。

第四，培育数字服务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数字服务消费领域的应用，培育沉浸式消费、虚拟消费、智能定制消费等全新模式，如虚拟文旅、虚拟教育、智能健康管理等。拓展数字服务消费场景，重点发展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慧体育等场景，推动数字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智慧服务平台。鼓励平台企业为中小商户提供数字化工具，通过组织数字化培训、数字技术对接、管理咨询，全方位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降低其数字化转型门槛。

第五，推动数字服务消费下沉。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数字服务消费向农村延伸，培育农村电商、农村在线教育、农村远程医疗等，助力农村居民提升生活品质。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推动生鲜电商、外卖等数字服务向农村覆盖，解决农村数字服务消费“最后一公里”问题。聚焦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开发适配农村市场的数字服务产品，如农业技术在线指导、农村文化数字服务等，推动农村数字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文化旅游业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钟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林椿苓（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旅游业，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相加，而是以文化和旅游互为体用的价值共创为核心，带动相关行业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在新发展阶段发挥着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传统增长动能减弱，亟须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作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的产物，文化旅游业正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其背后反映出鲜明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丰盈基础上深度追求精神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过去数十年，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科技飞速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成本越来越低，愈加凸显精神世界丰盈的重要价值。物质财富越丰富，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层次应当不断提升；反之，社会可能陷入“物质主义”陷阱，人或将被物欲所裹挟而异化。文化旅游业所蕴藏的经济新动能，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于精神文化提升的深层次需求，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根本要求。

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转型时期重新审视新增长动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新增投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工业化时期依赖资本、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后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增长动能依赖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服务主导和消费升级，发展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文化旅游业是后工业化的产物，也是驱动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它表现为以人为本、以文化创新为内核、以文化生态为要素、以服务和消费为载体的新型业态，高度契合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范式变革。

文化旅游业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维度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化旅游业呈现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15.2万亿元，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分别比上年增长7.4%和16.2%，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新时期的文化旅游业既是带动性极强的综合性产业，又是一种重要的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全方位的赋能作用。

从经济维度看，文化旅游业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文化旅游业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消费、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展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首先，文化旅游业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广，具有“文旅+百业”“百业+文旅”的巨大乘数效应，对农业、制造业、商贸、交通、科技创新等均有重要的赋能带动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劲新动能。其次，文化旅游业是富民产业，文化旅游消费是消费繁荣和经济活跃的风向标，也为全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此外，文化旅游业属于资源节约型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是文化旅游业最重要的资源。文化旅游业的有序发展，可以推动生态和文化价值的转化，同时能够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的重视，是经济发展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之一。

从社会维度看，文化旅游业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创新活力。文化旅游业是一项事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性社会事业，其繁荣是社会繁荣的重要指标，可以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感、凝聚力，激发更强的创新创造活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强劲的动力。一方面，文化旅游业以人群之间的跨地域交流为核心，能够促进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融，是重要的社会黏合剂，对社会和谐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旅游业在本质上体现对人的深刻关怀，这里的人不是作为劳动力的人，而是作为创新主体和消费主体的人。因而文化旅游业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盈人的精神世界，有助于形成以创造力为核心、注重自我实现和个性表达的知识密集型创意阶层，而这个群体正是在后工业化时代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能。

从文化维度看，文化旅游业彰显文化自信，促进优秀文化创新转化。文化价值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也是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源泉。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兼具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复合结构特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相辅相成。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对文化自信的彰显。文化旅游业的繁荣让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不再是课本中的文字或博物馆展柜里的文物，而是普通民众生活中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可共情的文化产品，让文化自信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影响。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与自信，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的精神力量。

同时，文化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文化经济最具代表性且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它以文化为内核，以市场经济和现代产业为载体，通过文化转译和创意转化等形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活生生的文化内容、文化产品、文化体验，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种创新转化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文化自信的彰显。因此，文化旅游业不仅是一种文化经济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从文化本体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

将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调研强调，要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指的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支撑地位、产业规模较大并起到带动作用的产业集群。促进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是一项统筹文化与经济、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的系统性工程，须采取系统思路和务实举措。

其一，转变发展理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共生共荣关系，文化不仅是由经济基础所催生的精神文明成果，同样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禀赋和关键动能。其次，要树立大文旅发展理念，基于文化旅游业关联广、带动性强的特性，采用系统性思维，全方位统筹与文化旅游业相关的各个领域，形成协同治理体系。最后，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理念应用于区域发展和相关行业发展中，如塑造区域文旅品牌，吸引更多的投资、消费与人才流入；在农业领域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在交通领域打造旅游景观道路、在民生领域发展康养事业、在教育领域开展研学旅行等，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赋能作用。

其二，坚持创新驱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文化旅游业是最具有创新创造潜能的行业之一。用跨界创新思维重塑文化旅游业，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广泛应用数智技术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转化，积极培育数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与新体验。鼓励文化创意，营造包容性、多元化的创新文化氛围，广泛培育创意阶层。

其三，深化融合赋能，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首先，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文化的核心价值，塑造特色文化IP，并将其融入文旅产业价值链的全过程。其次，推进文化旅游业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领域，通过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品牌符号重塑相关产业品牌。最后，推进文化旅游业融入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通过体现鲜明主题价值的文化内容与旅游体验激活特定的地域空间，打造具有鲜活特色和丰富体验场景的城乡文化空间，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受2025年度湖北省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重点课题（HCYK2025Z1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