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跨越千年，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文明交融、合作共赢的美好向往。为此，我刊特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交流互鉴的主题进行论述。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文学翻译、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

许钧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坚定不移，目标非常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这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指明了方向：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国文化“走出去”，表达了中华民族为推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交融的美好愿望，也顺应了丰富世界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要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主动以开放的心态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进而在自我和他者的碰撞与融合中理解自身、丰富自身，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文学交流活动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学走向他者，建立各国文学之间深刻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形成多维的互动。但要真正展开文学交流，一个前提是要通过翻译，消除文学交流中的语言障碍。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语言之间存在差异，使得不同的语言交流起来存在障碍，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交流就变得难上加难。而翻译则搭建起了不同语言、不同思想文化、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交流的桥梁。文学交流，在根本的意义上便是文学翻译交流。一部中法文学交流史，便是一部中法文学翻译交流史，更是一部中法思想交流史和中法文明互鉴史。

在人类文明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历程中，中法两个文明体的相遇与交流构成了跨文化对话中具有典范性的重要篇章。就文学领域而言，自17世纪开启“东学西渐”的大门，中法两国的文学便踏上了不断交流、深刻互动的旅程。20世纪以来，中法文学交流更是以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不断拓展交流的领域，深化交流的内涵。中法文学这段百年历程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文本简单的跨语际传播，它见证了两个古老文明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深度精神共振与共鸣。中法文学之间的双向互鉴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张力结构，以他者为镜，照亮自身，深化认知，在交流碰撞中，积极互动，丰富自身。一方面，法国文学以其深邃的理性哲思和鲜明的人文精神，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镜鉴。著名学者陈平原曾提出，“‘小说界革命'是从翻译、介绍西洋小说起步的”。而在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历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汉译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说，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在思想内涵、创作理念、创作手法等多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美学以其独特的诗性智慧，为法国现代主义注入了东方基因。中国古典文学中对意境的营造、对情感的细腻表达等元素，让法国文学在追求创新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灵感源泉，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法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中法文学交流互动，有力推动了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此，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在为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集《牧女与蚕娘》所写的序中强调：“法国同行们不仅从我国的古典诗歌当中认识了我们祖先所创造出来的辉煌的文化，丰富了他们和法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以他们勤奋而细致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从微观到宏观，都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这，不但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极为有益，而且使得广大的中国人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开拓了视野，呼吸到新鲜的气息。随着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对于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这种反馈必然会变得更加广泛起来，从而对每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有裨益。”

从19世纪末林纾开启较为系统的法国文学译介之门，到21世纪中法文学通过多维的交流形式展开越来越深入的对话，中法文学交流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始终是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生动呈现。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学互动，不仅丰富了两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更在全球文化版图上勾勒出一条充满智慧与诗意的交流脉络。当我们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重新审视中法文学交流的百年征程，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中法文学交流所蕴含的多重价值与深远意义。

在中法百年的文学交流历程中，翻译始终起着先锋和开拓的作用。文学译介是不同语言体系间文学交流与传播的必由之路，中法文学译介互动构成了两国文学交流的核心动力，拓展了交流的路径。如笔者在《翻译论》中所提到的：“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旨在跨语言转换和跨文化交流，其要打破的是文化传播的语言壁垒，使中法文学作品得以突破语言边界，进入对方的文化语境。但翻译在破除语言障碍的同时，要着力于文化差异的再现，更要通过双向译介机制构建起动态的文学对话场域。法国文学译介至中国，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创作理念与新的叙事范式和方式；中国文学译介至法国，则向西方世界展现东方文化独特的审美体系与价值观念。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文学文本的传播，更推动了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层面的深度交流，形成文学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

回顾中法文学的百年交流史，我们可以看到中法文学交流始终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法国文学中的民主、自由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突破封建桎梏的思想利器。雨果对社会正义的呐喊、罗曼・罗兰笔下的人格理想，激励着无数中国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而在法国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如法国汉学家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一书中所论述的，源自东方的智慧之光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实际上，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儒家经典中的“仁政”思想与科举制度，就为伏尔泰等思想家批判欧洲封建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呼应，打破了文化传播中“中心—边缘”的单向模式，构建起双向滋养的文明对话机制。无论是中国文学在法国从猎奇式“东方想象”到不断深化且具有独特性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还是法国文学在中国从启蒙工具到多元阐释的演进，都印证了文学交流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文化重构过程。

文学作为文化的创造性表达，承载着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历史记忆，是文化系统的重要表征。中法文学交流本质上是文化交流的具象化与生动化呈现，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两国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审美趣味与哲学思想得以相互渗透。从中法文学交流的发展进程看，中法文学交流与文化交流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为文化交流提供鲜活的养料，读者通过阅读文学文本理解异国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所营造的开放语境，为文学创作提供多元素材与灵感源泉，促使作家突破本土文化局限，创作出更具包容性的作品。这种互动关系使得文学与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共同发展、相互重塑。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质化趋势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中法文学译介通过展示两国文学的独特性，为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可靠而生动的保障。法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与中国文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含蓄婉约的审美传统，形成鲜明的文化差异，打开了新的疆域，使两国文化在与他者的碰撞与沟通中深刻认识自身、丰富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译介构建的是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平台，有助于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凸显特质，增强独立性与独特性。当法国读者接触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学，中国读者领略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锋实验，这种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尊重，有助于抵制文化霸权与单一化倾向，可以起到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作用。

中法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体现在对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推动上。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为的是呼唤大勇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危急时刻，傅雷期冀借助翻译，为颓丧的国人点燃希望。”对于傅雷而言，他选择翻译作为其终身的事业，是因为他把翻译与国人的自强、社会的进步、思想的拓展结合起来，为促进文明交流作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先锋作用，法国现代派小说的译介，有助于思想疆域的拓展，而新小说派的叙事实验为中国作家提供了突破现实主义范式的灵感源泉。中法百年文学交流的一个个成功案例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法国，中国文学中的“大同”理想与道家智慧，启发当代思想家重新思考生态伦理与社会治理；在中国，萨特存在主义文学引发的关于个体自由与责任的讨论，深刻影响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这种跨越国界的思想共振，展现了文学在塑造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中的独特力量。

中法百年的文学交流，有力推动了中法文明互鉴，为两国提供思想碰撞的场域。法国启蒙思想通过文学作品传播至中国，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变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伦理观，也为法国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视角。这种思想层面的交流促进了两国文明的反思与革新。

从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看，中法文学交流是文明互鉴的重要实践和生动体现。通过文学交流，两国文明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吸收对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文明的自我更新与共同进步，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多元智慧。

中法文学交流的百年历程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启迪的精神之旅。可以想见，当法国诗人兰波的叛逆精神与中国诗人李白的狂放气质相遇，当《红楼梦》家族兴衰的深刻书写与《追忆似水年华》生命之春的创造性呈现产生共鸣，文学便超越了语言与地域的限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诗意呈现。在世界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法文学交流将继续肩负文明对话的使命，以文学的力量消弭隔阂、凝聚共识，为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世界文化图景贡献智慧与灵感，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从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看文明交流互鉴

肖宪

我们研究郑和，主要依托历史文献资料。然而，600多年来，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极为有限。用纸笔记载的文字，在传抄中可能出现错漏或被篡改，甚至被销毁。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却可以相对长久地保存，正所谓“书纸易毁，碑石难销”。国内现存的有关郑和的碑刻主要有三块：一是云南昆阳的《马哈只墓碑》，二是福建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三是福建泉州的《郑和行香碑》。此外，史料记载，江苏太仓有《通番事迹记碑》，南京有《静海寺碑》，但均未找到，仅存后人抄录的部分或全部碑文。

根据《明史》、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曾在满剌加、渤泥、柯枝、古里等六个国家立了八块石碑。碑的种类有镇国碑、封王碑、墓志碑、布施碑，还在到访最多的古里国修建了一个碑亭。然而，如今这些碑和碑亭也都不见了踪影。

1911年，英国工程师托玛琳在斯里兰卡（史书中称“锡兰山”）南部港口小城加勒清理下水道时，意外发现了一块作为下水道盖板的石碑，上面有精美的图案，刻有很多文字。经过考古学家鉴定，这块石碑是1409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留在当地的。碑文的内容是郑和船队代表中国皇帝向当地寺院捐赠物品，因而被称为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这是在海外发现的唯一一块有关郑和航海的石碑，因此非常珍贵。

石碑发现后，由于字迹模糊，语言古老，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碑文的内容是什么。直到1959年，中国学者向达从大英博物馆获得一份碑文拓片，经过研究辨认，整理写成《郑和在锡兰所立碑》一文，发表于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由他校注的《西洋番国志》一书的附录中。其后又有几位学者进行了校订，使之更加准确，才形成了现在的标准中文文本。碑文的泰米尔文内容与中文基本一致，只是奉献的对象为印度教大神毗湿奴。而波斯文部分因腐蚀严重，只余一个残缺不全的文本。

这块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现珍藏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石碑顶部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形图案，碑身正面为长方体，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周边均以中式花纹雕饰。碑上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中文居右，从上至下正楷竖书，自右向左有11列，共275字；泰米尔文居左上端，自左向右横书24行；波斯文居左下端，自右向左横书22行。碑上的中文较清晰完整；泰米尔文虽有缺损，但也可读；波斯文腐蚀较严重，只可辨认基本内容。中文内容如下：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盛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紵丝宝旛、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以下为布施的财礼表单）旹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

除了前面的颂扬和昭告外，碑文中还罗列了布施的物品和数量，包括金银钱币、丝织品、香炉、烛台、花瓶、蜡烛、香油等。该碑落款日期为“永乐七年二月初一”，也就是1409年2月15日。经过专家辨认解读，三种文字表达的内容不同。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分别是对佛世尊即佛祖释迦牟尼、印度教信奉的保护神毗湿奴、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赞颂、奉献和祈祷，而且向三者所奉献的物品也不尽相同。

以下就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作几点分析。

郑和在锡兰山布施、立碑，是一次奉明成祖之命、有备而来的活动。郑和船队第二次出发时间为永乐五年冬，回国在永乐七年秋，而碑文落款时间是永乐七年二月，正好在郑和第二次航海期间。该碑选材讲究、制作精良、刻工和纹饰皆美，可以断定为御制之碑，而且石材很可能取自南京。从石碑的形状（工艺、材质）、碑文的内容（皇帝圣旨）以及布施的物品（种类繁多且贵重）来看，此碑不可能是郑和船队在海外临时制作的。因此，可以推定，郑和结束第一次航行后，回国向明成祖报告了海外尤其是锡兰山的情况，建议皇帝下旨制作此碑，并在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完成布施并将其立于锡兰山。布施和立碑说明郑和船队是真诚地通过和平友好、尊重对方的方式与海外各国开展交往的。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碑文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向三种不同的宗教进行奉献，祈求护佑。中文代表中华文明，泰米尔文代表印度文明，波斯文则代表伊斯兰文明。三种文字出现在同一块碑上，象征着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与对话交流。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锡兰；公元前 2 世纪，泰米尔人从印度南部渡海来到锡兰，他们与当地的僧伽罗人都信奉印度教；而从公元7世纪起，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来到锡兰，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当时印度洋地区主要流行这三大宗教，所以郑和抵达锡兰，就用三种文字向这三种宗教的尊神祈祷并献礼，希望得到护佑，以便“人舟安利，来往无虞”。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一碑三语三教”的独特形式，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如前所述，这块碑应是预先在国内定制的，布施的物品也是预先准备好的。这就表明郑和船队从一开始就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海外交往，同各国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要制作这样一块石碑并不容易，当时中国鲜少有人懂波斯文和泰米尔文，很有可能是郑和在第一次航行时就有此打算，并提前做了准备。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在郑和的时代，还是在21世纪的当下，世界上都存在着多种文明。文明只有彼此的差异，而无高下、优劣之分。文明之间需要沟通，通过对话，可以消弭隔阂、消除偏见，筑牢互信之基，保障共同安全。通过文明对话，可以跨越差异，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性。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以中国为代表的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顺应了各国人民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愿望。

2025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该碑为“跨文化对话的实物典范”，其“共享太平之福”理念与当代“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历史呼应。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也是当代中国与斯里兰卡友好关系的象征。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斯里兰卡，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珍藏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郑和碑拓片。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总统时专门提到此碑，称其为“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互学互鉴的历史见证”。

关于不同文明间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总结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文明之桥，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交流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鉴；不是以强凌弱，而是平等对话。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今天，这块古老石碑所承载的文明智慧，依然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包容、和谐的未来。我们要秉持“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