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文化启蒙

五四运动与文化启蒙

编者按：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群言》编辑部邀请在京的几位教授和学者召开了《五四运动与文化启蒙》专题座谈会。会议由民盟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张毕来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

任继愈　北京图书馆馆长

汪子嵩　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周有光　囯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　弢　中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毕来：五四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它第一次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文化启蒙运动不是短短几年便能完成的，西方的启蒙运动进行了几百年，才摆脱了愚昧与落后，步入了工业文明社会。我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生产力的落后，也在于文化素质的落后。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不能不考虑文化启蒙问题，它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无疑仍有着深远的意义。今天特地邀请各位来谈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今天仍然需要文化启蒙

周有光：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后，已经走出黑暗时代，走上了世界的先进行列。中国从五四运动到今天70年了，还踯躅于“第三世界”。

五四运动提出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前来中国，这是五四运动的核心思想。为什么同时邀请两位先生呢？因为他们二人是“合则成，分则败，相依为命”的。“赛先生”是生产力，“德先生”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赛先生”只有在“德先生”的陪伴下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戴　逸：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洋务运动从经济方面迈开了步子；接着发生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在政治制度的变革方面跨进了一大步，但这还是不够的。五四运动则是在文化思想方面进行变革，继承和总结了戊戌、辛亥两次革命的传统和经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倡科学、民主。五四运动前后只有几年，而文化启蒙的艰巨任务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完成，便遗留下来许多问题。而“五四”以后，民族危机加深，当时面临的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当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仍要继续开展文化启蒙运动。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步履维艰，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要不得的。显然，理论的贫困、文化的落后阻碍着改革的发展。如党和政府内的腐败现象、管理的混乱、教育的滑坡、知识贬值等，都和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高有关，这个问题不认真解决，便会拖改革的后腿，对我们的四化建设非常不利。

唐 弢：我们的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很不一样，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带出了科学与民主，自然也包括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今年纪念五四运动，既要谈改革开放，也要谈民主与科学，如果纪念五四运动不谈民主与科学那就又会走上让政治冲掉文化的老路。改革开放当然很重要，每个中国老百姓都关心这个问题，都希望把它搞好。但是，不把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抓好，那么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戴　逸：我们总是在说生产力标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实现四化必须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穷”与“白”在矛盾体内是共存的，穷同时造成了文化上的空白；而文化教育的落后、愚昧就谈不上经济富裕。看来治“穷”与治“白”要同时进行，因而今天仍然要进行文化启蒙。

周有光：一个国家的“穷”与“白”，关键是文盲太多了。什么叫文盲？我们对文盲的标准很低。新加坡认为不能看报纸是文盲。他们有两份报，一份是英文报，一份是中文报，这两种报纸至少能看一种，否则便是文盲。而美国的教育家提出要扫三窗：文盲（literacy）、科盲（numeracy）、机盲（computeracy）。看来，关于文盲的定义，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我们还沿用老的标准。

唐　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投机倒把（包括“官倒”）、生活堕落、文盲、法盲，日益增多，这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低落、道德品质的沉沦。我们的确还需要一个启蒙运动，一个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运动。

不能从政治史的角度理解文化启蒙运动的意义

任继愈：我们过去研究历史往往按朝代的更替来划分，每一次政权变革都是当权者地位的升降、沉浮。回顾历史也往往发生一种怀古式的感叹，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如果我们站在社会发展史的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不断前进，即从不太发达走向发达，从落后走向进步，政治管理制度也是从不太完善走向完善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经过“五四”直到今天，这100多年来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现代化，摆脱中世纪的影响。而过去的近代史主要是讲述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史，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研究重点。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的总任务，鸦片战争是个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的2000年是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内部自我完善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150年，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自我保存，要求得发展。中华民族在“五四”前后的主题没有变。

讲近现代史往往把“五四”分成前后两截，“五四”以后有了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从此开始了新生面，这种讲法并没有错，但这是政治史的讲法，不是文化史的讲法。政治领导并不等于完成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总任务。“五四”时期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它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没有民主就无法从封建社会中走出来；没有科学就不能摆脱愚昧，教育不普及，没有知识便谈不上科学。而民主又是与法制相连的，法制不健全，便谈不上民主，更谈不上消灭特权。我们不能满足于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为什么人民要反帝反封建？因为它们妨碍了我们的历史前进，妨害我国的现代化。可是从民族发展史、从文化不断前进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可以认为五四运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是中国现代化的总任务的继续。

乐黛云：我们对于文化启蒙也好，对于五四运动也好，总是免不了用政治史的观念去看这一切。政治上的“一刀切”使得许多问题得不到一种全面的总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仍在原地绕圈子走不出去。

我认为文化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很广泛的运动，可是，我们把许多东西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了。我们凡是讲到启蒙运动，总是只谈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当然这些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还应当看到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的一些人物在文化启蒙中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特别是从

严复、林纾、王国维到北京大学的国故派、南京大学的学衡派，都不能说

他们没有搞文化启蒙，对文化启蒙没有贡献。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问题，他们当时已经提了出来。比如严复认为不能把“体”、“用”这两个概念分开来谈，中国有中国的“体”、“用”，西方有西方的“体”、“用”，西方讲的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中国需要的首先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启蒙。

我最近看了《学衡》杂志，很有感触。《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每月一期，出到第60期，1926年后才时断时续，一直办到1933年。全部刊物由吴宓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着相当一致的意向，这样的刊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多的。其实他们办《学衡》正是产生于对“五四”的反思。他们看到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缺点，并想弥补这种缺点，因而提出了很多看法。学衡派以吴宓为代表，第一，他们不赞成激进派的“破旧立新”，也不赞成自由派的“弃旧图新”，而主张从旧的逐渐生长出新的即所谓“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因此允许一个新旧并存、选择较量的过程。第二，他们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照搬进化论的“新必胜旧”之说，因为“人事之学”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第三，他们强调要拥有世界性的、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找出中华民族文化长期积累的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以重建国魂和民族自尊。第四，他们与西方新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倡超越东西界限，找出带有普遍永久性质的人类智慧，提出“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新估值”，并寻求东西文化的互补。第五，他们主张人文教育，对人性加以规范，反对纵欲任性，认为那样就会堕入兽性。这些主张都应属于文化启蒙的范围。

其实，从世界文化对话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场运动、一个问题、一种探索都会存在激进派、保守派和自由派。因为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运作的。事实上，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正是世界文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当时的学术界，激进派找到了马克思，自由派找

到了罗素、杜威，而保守派则找到了新人文主义白壁德。那么究竟是马克

思、杜威、白壁德造就了中国的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还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同情况出发选择了自己的领路人？这个问题一时也难说清，但不管怎样，中国出现的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都与当时的世界文化进行了对话。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主张，起过不同作用，也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唐　弢：这使我想起了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艾思奇、张申府、吴清友和后来依附了“四人帮”的陈伯达，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为了动员全民抗战，让每个人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抵抗侵略，保卫国土，这是必要的。当政治危机、民族危机一发生便想到文化启蒙，这也是极自然的事。我认为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不应把它们对立起来。当时新启蒙运动如歌咏运动、戏剧大众化等，在保卫大上海、保卫武汉等历史阶段曾起过一点作用。可惜政治摩擦增多，抗战到底还是中途投降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民族危机加深，既谈不到民主，也没有什么科学，这样一来，这个新启蒙运动就草草结束，终于又被政治冲掉了。

的确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搞文化启蒙总是被政治、经济冲掉了。现在虽然口头上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实质上却只抓了物质文明，没有抓精神文明。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现在一直是这样。传统如此，看来不能归咎于谁。清末民初鲁迅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不仅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国民性改造问题”还比较容易引导到文化启蒙上去；但不幸的是我们每次搞文化思想启蒙总是碰到民族危机，因此往往让民族危机把文化启蒙给冲掉了，至少是搞得不够彻底。有人说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的补课，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运动，而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这样讲当然也可以。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到，五四运动时又遇到了民族危机，如“二十一条”、《巴黎和约》签不签字，等等。民族危机高于一切，还谈什么文化启蒙呢？

文化启蒙的前提是理论上的自由争鸣

汪子嵩：70年前的五四运动有两大任务，一是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一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即要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旧传统。二者当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历史发展中，前者经过对外和对内的革命战争，可以说是已经基本解决了；而后者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以至我们今天发现，现在面临的还是70年前的老问题，虽然已经带有某些新的内容和形式。

为什么走了70年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呢？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只想提出一点，理论上的失误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信中早就说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弱点，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国情的研究，都是很不够的，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实际上走了许多弯路。但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带有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便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的好些根本原理是需要重新探讨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其中某些基本原理也需要重新探讨了。比如：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却根据当时出现的种种罪恶现象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将取而代之。20世纪初列宁又断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腐朽、没落、垂死的阶段。可是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究竟是社会主义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呢，还是这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甚至相互吸取长处进行协作？特別是现在全世界普遍关心的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早就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有许多人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早已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就是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认识，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便是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值得欣喜的是：现在有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在

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要通过曲折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因为还有许多条条框框朿缚着理论研究，理论工作者还得准备被人家抓“辫子”和打“棍子”。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为了使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少走弯路，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以为应该大声疾呼：给理论研究以真正的自由！

有人担心：理论自由会不会和现行的方针政策发生矛盾？其实，理论研究是一种科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正确，也允许有错误；一个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成果更是如此。制定方针政策时完全可以择善而从之，有不同看法可以让理论家自己去讨论，不必由行政多加干涉。因为理论上的是非，不能由某个领导人说了算，只有由将来的实践才能检验。这方面的教训，我们重复得实在太多了。

鼓吹理论要自由，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将“自由”这面光辉的旗子送给资产阶级？我国先秦的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理论自由，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传统？古代希腊也还没有资产阶级，但他们的理论是自由的，所以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到中世纪宗教专制扼杀了理论自由，成为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资产阶级是针对宗教的专制才提出自由的口号来的。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提出的这点自由，恐怕连马克思主义都不能产生了。《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的自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为什么有些人连这点起码的历史和理论知识也忘记了呢？

戴　逸：今天的文化启蒙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五四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还处在选择阶段，马克思主义很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五四”时期的选择是很正确的。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所以，我认为应允许理论上的自由探讨，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今天的改革。至于民主和科学的内容，今天

比之70年前也大大丰富和充实了。我们应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张毕来：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帜，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一场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今天大家着重谈了五四运动在文化启蒙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同志们各抒己见，气氛很活跃。听了发言，我很有收获，同意这样的意见：在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要完成“五四”所提出的文化启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面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仍然迫切需要继续开展文化启蒙，不然，改革开放就会遇到很大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碰到很大困难。

（摘自《群言》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