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正月底,石城细雨,虽是早春,却泛着秋的凉意。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悼缅怀的人群络绎不绝,如同清明,默默的、缓缓的队伍在与群雕《逃难》的相遇中,尤显凝重。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每年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从此,纪念馆承载的意义更为突出。回忆起当年我接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创作设计大型组雕之时,正是在2005年12月15日,“大屠杀”祭日的两天后。

那时正值寒冬,北风凛冽。我的心情沉重,仿佛时间倒流到1937年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逃难的、被杀的、呼号的……那屠刀上流下的鲜血正滴入日本军靴下……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东门,这里是当年屠杀现场之一。白骨层层铁证男女老少平民屈死于日军的残暴里。虽然这一带已是住宅群立,各机构新楼布列,但冥冥中不乏阴风、冤气。极目西望长江滔滔,平静中有巨大的潜流,俨然30万亡灵冤魂的哀号。自1982年我求学于南京,多年间,我常常陪友人、国际来访者,甚至日本同行来此凭吊。我们也常常可看到日本人士抱着忏悔和赎罪的态度在献花。我觉得这是每位有良知的人类一分子应有的历史态度。这种带着人性真善情怀而生发的悲剧意识是人类和平的心理基础。

我曾于2005年4月樱花时节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并举办雕塑绘画展。作品中内蕴的汉风唐韵感动着一衣带水的邻国观众,他们依依抒怀,谈及玄奘鉴真,也论到当年徐福率众男女东渡日本求仙草之往事。文化渊源的共通当获得彼此的理解。然,也有不解,《朝日新闻》记者问,60年过去了,中国为何还不放过“大屠杀”事件!

我的回答只能是:以史为鉴,则后事可师矣。

摆在面前的是,尽管当年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皆以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了正义的判决,仅东京审判就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厚达1213页。可是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其极右势力更是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仅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还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虚构”的,是“谎言”、“捏造”。许多日本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甚至首相不顾国际舆论去靖国神社参拜。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实际上就是对侵华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的翻案。一个公然敢于推翻铁的史实的国家及其右翼人群,是未来和平危机的隐患。

我们再看看国内状况,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普遍淡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文理想和精神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民族与国家意识在个人主义膨胀中也渐渐模糊。曾经有一篇报道,一批“明星”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边看着受害者名字,边笑着喝矿泉水。这张照片鲜目地登在《扬子晚报》,再看看图片文字说明,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的子孙对自己民族历史灾难、耻辱竟如此冷漠,这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类似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南京大屠杀,在未来会重演乎?在当今和平环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耸人听闻,但细想则是令人忧心忡忡。

因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重要的地点,如此壮观的场馆,雕何?塑何?雕塑者何为?

首先是立意,立意的基础是立场。是站在南京看待这座城市的血泪,同情当年市民的苦难遭遇;或是站在国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难?我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正视、反思这段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兽行,才能升华作品的境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仇恨。回顾我国自上个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几乎是再现场面。那种国仇家恨溢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时代的必然。但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今天的世界日趋文明,中国有自信来倾诉历史的灾难与蒙受的污辱。作为受辱者,中国有责任控诉战争,有责任告诉世界,和平是人类精神所栖。一个遍体鳞伤的弱国是没有能力祈求和平的!因此凝固平民悲怆的形象,表现祖国母亲蒙难,呼唤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立意明确后,要解决的是作品的取材与形式。

有许多建议几乎一致:入馆处表现屠杀的惨烈,尸骨成堆,尸横遍野,主建筑下面血染成河。我则认为,纪念馆处于街区,在喧闹的现代商业、人居环境中,世俗生活情感与惨痛历史悲剧之间需要过渡。雕塑应当一目了然而又层层引人进入,悲情意识由内而生发。因此,叙事性、史诗般群雕组合可产生这样的感情交响,波澜跌宕,起伏壮阔。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灾难的描述,痛苦的诉说,在这史诗中所生发的美,足以鞭挞丑恶、罪恶,足以从灵魂深处渗入,而荡涤人类的污浊。它有别于单一化、极端化、政治脸谱化的捏造,而是以普遍人性为切入点作深刻地表现。所谓人性就是以人的生存和尊严为出发点。

它对应着:体量、形态、张力产生的悲怆主题《家破人亡》(11米高),继而是各具神态、体态、动态的《逃难》群雕(10组人物),再继而是由大地发出的吼声,颤抖之手直指苍天的《冤魂呐喊》(12米高抽象造型)。

这组组雕的背景是以三角形体面为元素的主体建筑为背景,组成激越而低沉、悲惨而激愤的乐章。三组雕塑互为相关,为纪念馆拉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就空间而言,它形成气场,使观众统慑于悲天悯人的氛围中,让观众进入纪念馆后,每见一根白骨,每见一件血衣便产生无限的悲情和联想。

优秀的创作设计方案是思想的体现,但只有成为公共艺术,走向空间,落实为物化后的精神载体,才能称为作品。当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感染了观众,化为心灵的寄托,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案的评审通过至关紧要,否则无以实施。

我预感到所创作方案的评审难度,决定以图片、电脑图像漫游和实景模型三种表现方式呈现方案,全方位、立体地让专家、领导了解。2006年9月,经过全国10多位专家的认真评审,我的方案得到一致好评,通过了!

然而,正如我所预料,原设计主题雕塑《家破人亡》12米的高度受到了建筑师的反对,他们认为该雕塑只能高5米,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相持半年。我的创作初衷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核心是“遇难、纪念”。它的第一主题应当是《家破人亡》。雕塑以12米的高度,表现被凌辱的母亲悲痛之极,无力地托着蒙难的儿子麻木地向着苍天呼号,屈辱而不屈。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是蒙难祖国母亲的象征。造型似大写的“人”,嶙峋而沧桑的身躯在视觉上给人以震撼。

该雕塑的创作手法采用“大写意”,让母体成为山河、成为巨石,母亲赤足立于大地,痉挛欲绝,那已永不再生的儿子化为了山脉。且配以诗文: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

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

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

所幸的是,著名建筑大师齐康院士在现场认真比较建筑与雕塑的关系后,断言:雕塑不能低于11米。正与我的设计基本吻合!而今落成后的这尊标志性雕塑,让过往行人望而生悲,让走近的观众如临巨岩,产生强烈的压抑感,人们就带着这样的震撼缓缓移步纪念馆的大门。

我常常在思索,如真的存在灵魂,那当年的受难者会怎样告诉今天的人们,他们身心的创伤?!我曾访问遇难幸存者常志强,这位亲眼看着自己母亲被日本人刺死,弟弟泪水、鼻涕与母亲血水、奶水冻凝一起。时光已逝去70个年头,可这位80岁老人仍然声泪俱下,噩梦未醒。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复活那些受屈的亡灵。纪念馆内那些头盖骨上的刀痕,那被砍断的颈骨,那儿童骨头上的枪眼……那在光天化日下被剥光衣服的妇女的哀哭,身上还投射着日本军帽的影子;那被反绑着双手、跪着,刹那间,身首已分的俘虏;那被集体活埋的妇女、青年;那在日本兵铁锹覆土的间隙,昂首不屈的男子……在我不平静的创作遭遇里,无数彻夜难眠的夜。我甚至走在南京旧城区,也不自觉听到轰鸣与刺杀的哀鸣!试想,纪念馆的大门就是被攻陷的中华门,如果进馆内的人与这批由城内而逃出的亡灵相遇,这当是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灾难与幸福、战争与和平的相遇。我将这10组21个人物置于水中,与行人及建筑若即若离,营造时空的对语。尺度近乎真人,从感觉世界里与观众互为参与。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人,有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僧人等。最为让人悲怜的是常志强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喂给婴儿;最为勾起回忆的是以儿子搀扶80岁母亲逃难的历史照片为原型的创作;最为令人惊恐的是那被日军强奸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尽;最为引人沉思的是僧人为死者抹下含冤的双目……这些人物虚实错落,形成悲烈的曲线。雕像为银灰的色质。迥然于见惯了的青铜、古铜色,它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冤魂,是弥天恐怖中逃出的难者。

这组雕塑我做得极为淋漓酣畅,它可以凭借体态、动态的极端夸张而达到极强的表现意念,可以将老人那颤抖的筋脉刻划得入微而生动。也可以从他们凸起的双眼揭示那惊恐与仇恨!在这里,精妙的写实和概括的写意,准确的塑造和变形的夸张,结构和比例的所有标准只服从于“表现”!这种表现是缘自于魂的底层又深入到骨子里的大表现!由此,我真正体会到结构与灵魂的对应,表现与精神的对应,夸张与情绪的对应。

建筑师为纪念馆设计的主建筑由东至西,最高处18米,最低处西端为正负零。我设计的《冤魂呐喊》在西端,从构思上步入情绪高潮,从整体视觉形式上呼应了建筑,也为建筑的西端增加了应有的平衡。它以劈开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国河山,其豁口便自然成了纪念馆的门道。它虚拟城门,是逃难之门,是死亡之门。左侧三角形直指苍穹,塑造了一呐喊的冤魂。右侧表现的是平民生灵被屠戮的场面。它拔地而起,斜插云霄;是冤屈的吼声,是正义的呼号。以三角形的视觉冲击,紧连大地摄人魂魄,撼人心魂。

西方现代艺术革命,其重要的成果是以几何形体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对情感进行抽象表现,以突破单一写实手法对客观形态的描写。这一成果被广泛运用于设计,也常被纯艺术创作所吸收。在《冤魂呐喊》这组雕塑中,几何体的运用是我无意间在视觉幻念中形成的。它是从大地深处突兀而出的!我冥冥感到在那样的空间,在《家破人亡》、《逃难》后需要这样一个“大抽象”符号的感情特征而彰显,以昭观众。

《家破人亡》、《冤魂呐喊》均是于天地间找到空间。室外雕塑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天地之势而造型,缘自精神表达而生发张力,依托于象征性而激发人们的迁想。主题性、历史性雕塑还应通过体与量的相对关系展现其厚重与深刻。《冤魂呐喊》,将人间的苦难诉诸于上苍,分别为12米、7米的两个三角形体块将观众陷于其间,压抑狭窄的“逃难之门”为观众与“逃难者”塑造了同一的情感通道。

走出纪念馆是和平公园,但见绿洲一片,在出口处长140米,高8米的墙上以“胜利”为主题做浮雕墙:以“V”型为基本构成,分别以“黄河咆哮——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和“长江滔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为内容做浮雕;在“V”型的结点处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间。该雕塑采用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借助“V”字的大小对比透视,形成气势恢弘的大场面。胜利的主题与和平公园主题相辅相成。放射状的浮雕有力地表现了胜利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拥抱和平的双翼,为一部悲烈、沉郁的史诗结尾处,找到了舒展而光明的警句。

整个组雕,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形象,皆表现我遇难同胞,表现我中华儿女,但从遇难者群像的惨烈足以佐证日军之凶残与兽行。日方观众和记者无可挑剔,在于我们是以和平祈望而塑魂的,是为纪念我同胞而塑魂的。它的潜台词则为:

塑造手法中刀砍、棒击、棍敲与手塑并用,其雕痕已显心灵伤痕,是民族苦难记忆,是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罪证记录。塑造的悲与愤产生速度与力量,在《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的回响中完成每一个形象……38度高温酷暑的露天劳作,深夜连续10多个小时的创作已注定了艺术家情感和民族情感、人类情感的相融,并将此投射于作品。

为此,我写下: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

我以颤抖的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

我祈求

我期望

古老民族的觉醒

——精神的崛起!!!

(原载《群言》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