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界老前辈徐铸成同志，自20世纪20年代末投身报海以来，曾在《大公报》和《文汇报》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他一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同时辛勤写作，以高度的政治敏感、独特的见解和胆识、勤奋的作风和博学多闻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粉碎“四人帮”后，在八九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17本书，计二三百万字，被海内外的读者和朋友誉为“笔仍健、背脊仍硬”。恰逢他八十寿诞，记者受编辑部委托，专程赶到上海采访了他，蒙他在酷暑中接待。交谈的时间虽不长，但老人平静话语中所蕴含着的激情却深深打动了我，相信它们也会打动读者。

叶：徐铸老，您从1927年投身新闻事业，至今整整60年了，您能不能讲讲其中的甘苦？

徐：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我之所以有志于新闻事业，是因为当时经常看到邵飘萍、张季鸾等人的文章，深受启发。1927年，我正上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半工半读为《大公报》驻北京办事处工作。像学艺一样，从跑龙套开始，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都练过，直到挑大梁，唱过几年压轴戏。以后又自己组班办《文汇报》。我的几十年记者生涯，始终是和这两份报纸联系在一起的，和它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一个人的觉悟有迟有早，认识有快有慢，我是从认识到理解，一步步倾向进步、倾向革命的，而这一步步都在报纸上留下了脚印，这可以说是一个老报人特殊的档案，我个人的甘苦也自然在其中了。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报纸被反动派查封、停办过不止一次，同时还受到刺刀、炸弹的威胁和金钱的利诱；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起我就身陷逆境，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有一点可引以为豪，那就是我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颠倒黑白。这一点，我觉得无愧于中国报人、无愧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这个一辈子搞新闻的人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局面，希望能长期维持下去。我个人的荣辱得失，始终是和国家的进退兴衰联系在一起的。

叶：您认为中国报纸和报人的传统是什么？

徐：中国报纸和报人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浩然正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坚持写事实真相，宁可被杀，也不说假话的史官。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指流芳千古的太史之简、董狐之笔，这是中国史家尊重事实的光辉典范。

假如新闻记者也有“祖师爷”，我以为应推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具有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品质，不惧权势，虽惨遭宫刑，仍发愤著述，终于完成《史记》，这是一部真实记载我国上古至汉初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历史发展的纪传体通史。司马光用毕生精力写出《资治通鉴》，写的虽是旧闻，却着眼于“资治”，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个人看法。当然，对于真理，他们有一个封建的标准，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历史时代的局限，但中国史家这种对历史负责的认真态度，却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该学习和继承的。记者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做一个现代的史家。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今天的历史。

叶：作为新闻记者，应怎样对待政治性和倾向性呢？

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报纸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宣传的应该是真理，所以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观点。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闻宣传在强调立场、观点时，没有以事实为出发点，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就失去了读者，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在“左”的路线统治下，报纸没有人看，看也是从副刊看起，正页一翻而过。积重难返，现在还有这种情况。要扭转这个局面，首先要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另外，新闻工作者本身也要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就是记者的政治性。既不能盲目唯上，也不能仅凭个人好恶。要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不人云亦云，这往往需要有相当的胆识。

关于倾向性，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事业所宣传的纯客观性是骗人的，根本不存在的；苏联式的“工具论”的框框也是不足取的。新闻采访和写作如同摄影，对同一物体，不同摄影师在取景、用光、浓淡等方面都带有各自主观的倾向性。例如一场中外球赛，中国观众和外国观众的倾向性就不同，但输赢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倾向性是附加的。

叶：报纸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该怎样注意它的宣传实效和时效呢？

徐：新闻传播也叫大众传播，对于受传播者没有强制性、约束性。不像教育的传播，可以通过提问、测验和考试来约束学生。因此，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在内的大众传播，首先和读者、观众是平等的、朋友的关系，不能总是板着面孔、居高临下教训人。另外要从新闻传播的立场、态度、写作手法、编排艺术等一系列问题上下工夫，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由事实所派生。新闻传播作为喉舌，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起传声筒的作用。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如果我们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仍是桑叶，那么即使宣传的是事实，也不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但如歪曲事实，或笔下生花地夸大事实，也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就是立场、观点与新闻艺术的辩证关系。

至于时效，就是快。过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宁可慢些，要经过反复考虑审查。认为快就是资产阶级的“抢新闻”。中共中央会议的新闻常常要会议结束一周后才刊出。现在不同了。新闻当然要强调真实准确，但在某种程度上，慢就会挨“打”。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应以“真”为前提，“快”为重点。

叶：怎么才能快呢？

徐：“快”不光是指记者本身所具有的敏锐和过去常讲的口勤、笔勤、腿勤等几勤，当然这也是需要的，但还远远不够。现在，整个世界处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新技术革命是以信息社会为中心的。信息机关如果还是老一套，对外闭塞，对内不灵通，那么要搞活经济，要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1980年去香港，真像沉睡了几十年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在我们忙于搞“运动”的时候，人家大大地进步了。卫星传播、电脑、光学纤维的应用，使采访工具、新闻手段以及其他传播媒介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许多外国记者，一离开采访对象，跳上汽车，马上用电脑发出消息，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问题。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我们如果仍闭关自守、安于现状、甘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使我回来后就下决心，要学习传播学的新经验，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听着八旬老人的肺腑之言，我的心头一热，看得出，老人也有些激动，一直静坐在一旁的徐铸老夫人端上两杯清茶。为了让老人能休息一下，我随手翻开老人刚刚送给我的一本书。这是徐铸老在1984年到1985年我国经济改革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候，在一年多时间里，以78岁高龄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地跑了京津沪三市及湖北、川东、长江三角洲和江西、福建几十个城镇，并深入乡镇企业调查，看到祖国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激动异常，几乎每天回到住地都写一篇通讯，讴歌祖国大地出现的新事物，同时以赤子之心和敏锐的洞察力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这些通讯和其他一些文章结集后定名为《锦绣河山》。从徐铸老亲自题写的书名到文章的内容，都可以看到跃然纸上的一颗坦荡的心。我不禁惊叹地问起，徐铸老如此高龄，何以能有这样的精力和锐气。透过厚厚的镜片，徐铸老微笑地望着我，有几分超脱，又有几分豪迈，全不像一位80岁的老人。

“我抱定一个‘三不主义’，一是过去的事不提了，付之汪洋大海。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要以全副精力努力工作，不为个人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当然有一些人是应该从过去的事中吸取教训的。二是不服老，我现在正着手写《八十自述》，预计写30万字，在一年半之内完成。同时还在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并力求讲得新、讲得活，为培养和造就一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队伍尽力。三是不自量力，尽管自己对传播学还是外行，还在学习中，但却帮助创办了厦门大学的新闻传播系，到1988年第一届学生就可以毕业了。近十年来，我还在几所大学带了五六名硕士研究生。”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我做了一辈子‘报人’，有生之年的全部热量我仍要献给祖国的新闻事业，困难和挫折还会有的，但我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不弯腰、不停笔。前辈张季鸾先生说过一句话：‘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老人沉思着没再说下去，但我明白他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

“我要做老记者，而不是老者。”

（原载《群言》1987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