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道德问题备受关注

199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科学联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联合召开世界科学大会。英国核物理学家Joseph Rotblat在会上作《科学与人的价值》的演讲时提出:“科学家是否应该关心科学的道德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00年以前,近代科学诞生之初,不可能提出类似的问题。那时的科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在实验室内从事好奇心驱动的研究。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形成的基本共识之一是“科学不可干预社会生活”。将近三个世纪,科学在“超凡脱俗”的原则下形成了较为封闭的“象牙塔”。

今天讨论科学道德问题的社会背景已经完全改变。一方面,世界各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对科技的投入显著增大。科学研究日益成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业之一,科学家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虽使生产发展和生活质量大为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的高度发展等严重危害。在利益驱动和竞争的压力下,科学不再是完全中性和客观的事物。科学对日常生活、对社会、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些可能是科学道德问题在整体上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

科学道德的重要性

科学道德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外在方面:履行科学对社会的责任。科学家对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比普通人要认识得更为清楚,拥有更多的知识,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众期望科技界为保护公众的利益指出潜在的危险,并要求科学家抵制明显危害公众利益的研究。

内在方面:保证科学工作的质量,提倡良好的科研实践准则。科学的实质应是一种逻辑性、系统性的研究过程,它致力于获得可检验成果的知识,由此,科学的诚实性和严格遵循良好的科学实践规则是科研工作质量的必要保证。缺乏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科学工作的质量必然受到影响,甚至走向伪科学。

精神方面:高尚的科学道德是科学研究的精神力量。有人把世界上的科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杰出的科学家,一种是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科学家只凭借其国际承认的成果贡献;伟大的科学家首先是杰出的科学家,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有伟大的人品、高尚的科学道德,包括爱祖国、爱人民、亲贤爱才、奖掖后学,等等。

纵观科学发展史,在科学探索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李政道评价吴健雄,都认为被评价者的崇高品格对人类的价值,远远超过她们所做杰出成就本身对世界的贡献。钱学森先生作为当代为中国立了大功的科学家,是我们崇敬的典范。他早年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铮铮铁骨,令今天的人们由衷敬佩。王淦昌先生在年届花甲时,仍克服艰难困苦,在荒漠上从事科研攻关,直到年逾九十,仍关注惯性核聚变研究工作。崇高的科学道德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

追溯至1981年,邹承鲁等四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国科学报》,建议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这次持续一年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界第一次自发探讨自身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职业道德,积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动力、成果储备和智力支持,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也应看到,社会上一些违反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不规范行为和不正之风也有所抬头,在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中也存在个别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是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时期,总有个别人想利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法制不健全等弱点,在科研活动中做出违背科学道德乃至违法违纪的不端行为。这些现象引起科技界人士的深切关注。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所遵循的道德准则仍须坚持:科学必须服务于人类文明、和平与进步;科学研究必须保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作风,等等。不久前出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从院士职责、科学活动的正义目的、科学态度、学术民主、成果署名、参与公务活动、培养青年人才、科技协作、科学精神、院士增选十个方面确立了院士行为规范,主要强调自律,并强调自觉地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

国外科学道德建设对我们的启示

各国理解科学道德问题,不仅包括学术道德问题,而且包括科学伦理道德问题,后者涵盖了基因伦理道德、生态环境道德、信息网络道德等广泛内容。

近几年来,国际上对于科学本身的伦理道德的讨论越来越多,关于空间、通讯信息,尤其是生命科学中克隆、干细胞等问题,各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也都在制定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联合国建立了五个道德委员会,包括能源、水、信息、外层空间和环境。

学术道德依靠自律,规则是前提

欧洲开展现代科学研究已经有几百年时间,但处理学术道德建设方面的问题,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欧洲国家在规范学术道德方面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倡良好的科学实践,二是反对科学中的不端行为。

在提倡良好科研实践的条例中,要求科学家有社会责任感,要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同时,非常强调科研中的原始记录,要求科研原始记录中不能有任何涂改,并且要认真保存50年以上;还强调科学家要对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提出质疑,不能说偶然发现一个规律或成果,就认为是成功,提倡科学家对成果反思的科学精神;要如实承认别人的成就,善于同别人合作,包括同一课题组及国内、国际同行;规定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以后,才能向媒体公布,以避免新闻炒作使成果失真,或使经受不起同行认可的成果抢先发表。

关于不端行为,欧洲国家首先强调科研人员不能假造、修改数据,不能有剽窃、欺诈行为,更不能存在“海盗行为”,即不能把别人做出的成果据为己有,包括自己学生的成果。

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双重约束

欧洲国家对科学不端行为除以道德伦理加以约束外,对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还可用法律来规范。一些国家在处理科学家个人道德行为问题时,不仅制定了相关条例,还将条例在很多方面同法律进行比照。比如德国,他们的做法是,一旦认定有不端行为,就找出适用法律给予惩处。这些适用法律除民法外,甚至包括刑法。这表明科学中的学风问题不只是学术道德问题,还涉及与科研人员以及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关系。

注重防范科学不端行为

第一,规范评审制度。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严格规定了评审人员的行为准则和义务:保密义务,即禁止将评价其他研究人员、文章和研究计划的信息占为己用或传递给他人;明示原则,即评审人员的评审结论应当准确和严谨,尽量避免误解和模糊不清;避免干扰,即评审人员应当避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及人际关系因素影响评价工作;道德责任,即评价机构提醒评审人员关注评价结果的重要影响,必须慎重研究作出结论。此外,评审人员还负有主动回避的责任。他们通过确保评审人员的学术水平、减少人情因素等措施强化评价机制。

第二,严格管理额外收入以抵制学术腐败。如法国科学院要求院士上报额外经济收入,同时有30%要上缴。

第三,以签约等形式将“软约束”硬化。德国马普学会在科学道德方面对青年科研人员有严格的规定,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到马普学会工作时要先培训,内容是学习何为科研不端行为,何为良好的科研实践,并要求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承担相应责任,使其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做法将科学道德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科学道德教育

欧洲国家普遍要求科学家在向年轻科技人员传授知识的同时,有责任进行科学道德伦理教育。在德国各大学普遍设有科学道德课。

慎重处理关于科学不端行为的投诉举报

各国都强调立法,完善法律法规,强调教育为主,防患于未然。一般来说,全国性的科学道德委员会不负责处理具体投诉举报。如涉及严重问题,则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然后转交有关部门处理。专门调查小组成员除科学家外,还有法律人员、管理专家和其他非专业人员。吸收非专业人员旨在接受社会监督,科学家主要参与有关科学水平、质量问题的咨询、评估。

对不端行为一般交由基层处理。如德国大学专业委员会对教授的处分有三种:其一,强调先对话,不鲁莽从事,有的给予黄牌警告,当面指出对其指控的问题,大部分问题可在此阶段得到妥善解决;其二,红牌警告,有可能提交法庭,但尽量不送上法庭;其三,撤销其教授头衔。

遵循科学研究的社会属性,让科学回归人民

在欧洲,科学研究经费与纳税人利益紧密联系的观念比较深入人心。一些国家十分强调,科学家有责任使科学和公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也是科学伦理道德建设中更高层次的问题。科学家应该努力宣传自己的成果和科研进展,使公众更多地了解科学。在欧洲国家,经常能看到科学家拿着印制好的宣传册上街宣传科学,做科普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科技界对于科学道德问题的普遍重视程度,对违反科学道德问题的公开化程度,有关部门对科学不端行为的防范力度等,都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我国科学家应该广泛参与国际上关于科学道德伦理的讨论,这有利于形成全球共识,拓宽科学研究的思路;在良好科研实践的规范方面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这对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学研究环境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科技界已明确提出,科学道德必须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充实到高等教育的课程中去,这对于提高未来年轻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修养,无疑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意义。

(原载《群言》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