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单元2号位居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原崇文区天坛东里)的一栋红砖砌就的老式楼里,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造的一个极普通的单元房。1978年8月的一个飘泼大雨的日子,我拎着行李住进了那里,开始了自在而简单的集体住宿生活。

时光荏苒,一晃30多年过去了,3单元2号已几易其主,但他们在这里留下的音容笑貌,却始终珍藏在我的心底,夜深人静时这些人、这些事便时常会悄然浮出,把我带回到那个温馨而和谐的居所及那个繁荣而纯朴的文学时代。

我住到3单元2号时,施燕平同志已经停职,天天做着检查。老施在战争期间就从事诗歌创作,“文革”开始时,他因受已被打倒的巴金牵连,被打为“小巴金”,后来又被打成“周扬的小爪牙”。1975年《朝霞》创刊,他“荣幸”地被重新启用任编委,这是“四人帮”催生的产物。不久“四人帮”要在《朝霞》找一个办刊经验丰富的人到《人民文学》协助复刊,因此他又被戏剧性地调到《人民文学》工作。在老施的组织下,《人民文学》复刊号隆重推出,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赫然登载。看来,老施并没有迎合“四人帮”的政治意图,却坚持了文学反映时代生活的编辑思想。“四人帮”认为这篇小说是歌颂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由此他又引火烧身,批判、审查、检讨……接踵而来。“四人帮”不久就倒台了,可老施又被当作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道理很简单,上海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偏偏要你来呢?他哑然,有口难辩。

见到老施时,他正在写检查,花白头发,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戴一副眼镜,总带着淡淡的微笑。这时的他已很少和人交流。也许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军人出身的缘故,也许因为我是上海来的学生,我俩自然亲近些。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写就的检查交给我转交给党组织,几天后,我再把党组织的意见转给他,无意中我成为了他们的通讯员。这段时间也有他的老战友来看望他,我听见他们在谈论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谈论贝多芬,谈到高兴处,就有愉快的笑声传出,此时,就使我产生一丝淡淡的忧思和淡淡的愉悦。一天,他交给我检查时说:“给我多带些稿纸回来吧。”我欣然应允,下班时就带回了十本稿纸,以后就感到他没日没夜地写。我隐约地感到他在写什么,但我没问,只是默默地祝福他有了一种寄托,希望他有一天能将那一摞稿子变成铅字。1979年对老施的审查终于结束,他被“解放”回到了上海。走时希望我能给他寄每月的《人民文学》刊物,我照做了,一直做了12年。老施回到上海后到复旦大学分校任中文系主任,不久就出版了长篇小说《从前,我正年轻……》。在3单元2号,翻动着那本《从前,我正年轻……》,就像在翻动着那一大摞的稿子,我彻夜难眠。我想: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979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李栋、王云高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这篇小说荣获全国性奖项,这在广西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是首次。次年春,王云高来北京领奖,领导通知我安排他住在3单元2号。进门时他满头大汗,陆续抱进六盆茉莉花。当时,我并不在意他弄几盆花用来做什么,但却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把六盆花从南宁经飞机搬到我们这里的。接下来的日子他风风火火,总是很忙,我们甚至没有认真地交谈过。惟一的变化是他的茉莉花少了两盆又少了两盆。他每天都要给花喷水,没有喷壶,他就用嘴喷,“噗—噗”几下,地上留下很多水还有落叶,却常常顾不得收拾。我心里有些不快,但仍然替他打扫干净。很快他就准备回南宁了,临走时他指着地上的两盆茉莉花说:“王编辑,拜托了,麻烦你一定替我把它转交给葛洛副主编。”我有些哭笑不得,但还是答应了。

他走后的几日我忙于工作,也嫌地上渗水,就没给花浇水,眼看就蔫了,便赶紧在下班后用自行车带上它们,奔向葛洛家。和葛洛见面的一刹那,我俩都很感意外。他看着我端着两盆蔫头耷脑的茉莉花,问道:“小王,你大老远的怎么还带两盆花?”我很陌生地看着他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这是王云高临走时托我转送给您的。我忘记浇水了,所以……”说我对他陌生,是因为在我平日的印象中,葛洛着装朴素而庄重,花白的背头,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老干部形象。但此时,在温暖的家中,他却一改平日的样子,穿着一件褐色西式马甲,雪白的衬衣,柔软而舒适的真丝白裤,脚踏一双柔软的皮拖鞋走在锃亮的地板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皮拖鞋。他抽烟的姿势也很优雅。真洋气的老头!我在心里赞叹。那也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干净、最舒适、最“阔气”的家。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大方鱼缸,鱼缸点着彩色的灯,缸里的水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儿,里面有假山、亭子、小桥、水草……鱼儿悠游着,简直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他家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录像机,他告诉我:“有好的节目没时间看,就定了时间录下来,等有了时间再看……”那一天对我“刺激”很大,我感到自己生活苍白得毫无情趣可言。从这之后我便开始注意用另一种心情观察葛洛同志了,我发现他上班穿的灰色中山装没有一丝褶皱,他的头发永远梳得整齐,他几乎总是穿着牛皮底羊皮面的皮鞋,纤尘不染,偶尔还要用手指弹一下无意中落上的灰尘。因为葛洛,我也开始穿牛皮底羊皮面鞋,很吝啬花钱的我,至今还保持着对皮鞋的奢侈享受。我还曾偷偷地到处寻买皮拖鞋,可惜我的咖啡色皮拖鞋在水泥地上拖来拖去,很快就磨得像漏了底的乌篷船,狼狈不堪了。

真的很感激王云高和他那两盆茉莉花,使我有机会领略到了葛洛先生的另一面风采。听到葛洛离我们而去的噩耗时我很难过,我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的生活方式,曾经无意间改变了一个只有朝气,但懵懂无知的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让他受益终身。

在众多来稿中我读到了柯云路的中篇小说《三千万》,我开始有些心跳,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助理编辑,主要负责初淘稿件,对自己的鉴赏能力十分地不自信,暗自想了两天,我还是忐忑地把它提交给了我的编辑,过了大约一星期,我还是在退稿中见到了它。我懊丧极了,悄悄地又仔细看了一遍,还是觉得它是个好小说,于是决定不马上退给柯云路,把它放在了抽屉里。

一天中午午饭后,我听到副组长涂光群说:“这期稿子不是很好,找不出头条来,谁手里还有好稿子?”他这话是说给编辑听的。半晌没人搭话。我的心不由地狂跳了几下,犹豫了稍许,试探着:“我这里倒有一篇,不知道行不行,您可看看?”涂光群说:“拿来看看吧。”我立刻从抽屉里把那篇《三千万》拿了出来,那一刻我紧张极了,因为我没有权力隔着编辑直接给组长稿件,何况是编辑退回的稿件呢!但那时我毕竟年轻,而且我太看好这篇小说了。涂光群看稿很快,没几分钟就坐了起来,问:“这篇稿子怎么会在你手里?”我知道他背后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上交?我忐忑地回答:“这是篇退稿,我觉得很好,就没舍得退。”他随即将稿子递给对桌的组长许以。迅速地翻看完《三千万》,许以果断地决定:“小王,给他发封电报,请他来北京改稿。”她稍作停顿又说,“这篇小说你就当责编吧。”许以是新四军老同志,留着刘胡兰似的短发,温文尔雅,干练利落,但不苟言笑,平时大家很怵她。这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莫名地就想大吼几声。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终于在编辑部见到了柯云路。他中等略瘦身材,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睿智又含有狡黠。他迫不及待地要我谈对小说的修改意见,接下来我每天按时上班,他就留在宿舍改稿;下班回来我看,再谈修改意见;然后我把稿子带到编辑部去,再把领导的意见带回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把精力完全放在了这篇小说上,我清楚这篇小说的成功与否对柯云路有多么重要,它的成功,将是一颗文学新星的冉冉升起;对我来说,它将是我体面地走上编辑生涯的一个起点和对自己编辑能力的一次检验。我们彼此都需要《三千万》的一举成功。

经过几番修改,领导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回去后见到焦急等待的柯云路,大声宣布:“柯云路听旨了:定了,发头条,发11期头条!”他孩子般地笑了,眼里闪动着泪花。那时我还不知道《三千万》对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他和我说:“一会儿有亲戚来看我,就今天。”我第一次听说他在北京还有亲戚。来的是个女人,年岁稍大些,带来一个铝质的饭盒。柯云路慢慢打开饭盒,是饺子,他双手紧紧地捧着饭盒,默默地流下了眼泪,紧接着泣不成声。我见状愕然,不明就里,就悄悄地躲了出去。后来那女人特意和我来告别,告诉我:她是柯云路妻子的姐姐,柯云路其实是北京的学生,插队到了山西省晋中地区,在那里和她妹妹相爱,但遭到她父母的反对。但他们还是结婚了,这下可惹恼了父母,之后便不再有来往。这次他能到《人民文学》来改稿,使得在中国文联做领导工作的岳父刮目相看,于是岳母也包了饺子送来,并邀请他到家里吃饭。那一刻,我感觉《三千万》的成功能否给我带来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可好事情也会结伴而来。1980年度《三千万》获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中国文坛真就升起了一颗新星,之后,柯云路一发不可收地发表了一部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文坛的骄子。那一年我也出任了责任编辑。柯云路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都要提起《三千万》,提起我。我知道他是感恩的。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我也是感恩的。我和柯云路在人生的路途中偶然相遇,互相搀扶着走了一段路,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于我们彼此都很重要。几十年过去了,柯云路在社会上是是非非,或辉煌或争议,我都不以为然。我所认识的柯云路已经定格在那个年代,现在他们认识的柯云路和我认识的那个柯云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感念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有责任感;那个年代的人们为正事忙着,心地纯真;那个年代的人们不惟利是图,不骗人,交往起来不累。

1979年9月,我把山西老家的父母亲接到北京。那年是国庆30周年,曾和我同住在3单元2号的王纯厚想到了我父亲曾经是参加过百团大战的老战士,就把作协唯一一张国庆典礼票给了我。9月30日傍晚,天空落着牛毛细雨,我用自行车把父母带到了前门地铁口。两个多小时后,父亲兴冲冲回来了,他微笑着就像凯旋的将军,突然间年轻了许多,步伐也变得有力了,他兴奋地告诉我:“我看到了两位首长,华国锋显老了,康世恩变化不大。”蒙蒙的细雨中我和父母倒腾到半夜才回到家,路上父亲一直在和我讲述典礼的见闻。那一夜是他一生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

趁父亲高兴,我便劝他和母亲多留些日子,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之前,编辑部请来的作家张弦正在北京改稿,自然就住在3单元2号,由我接待。当时,父亲一听他是作家,便肃然起敬。我对张弦仰慕已久,在闲暇时我们聊得很多,谈到小说创作时,他告诉我,一次他和陆文夫同时听到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便相约用这个素材各自写一篇小说。他说,题材一样,但生活不同,感受不同,处理手法就不会相同。之后,我先后读到了张弦的《未亡人》和陆文夫的《一路平安》,细细地品读比较后,我对小说创作有了更深的感悟,这感悟颇有点偷师学艺的味道。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对作家的好奇心使他比我更有热情。张弦都是夜里工作,可能茶水喝多了,总往厕所跑。父亲睡觉时有保持高度警觉的习惯,那是战争年代落下的毛病。张弦夜里一出门父亲就醒,他看见张弦低着脑袋急急忙忙来回跑,每晚如此。经多日观察后,我父亲对我郑重地说:“记住了,作家这活儿可不能干,每天晚上都不能睡觉,忙得上厕所都没工夫抬头,没意思!”作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在父亲的心目中就这样顿然坍塌了。几年后,我把父亲对作家的评价讲给张弦听,他哈哈大笑:“太精彩了!老人家真有意思!”

我的老朋友邹志安也曾在3单元2号改过稿,1979年编辑部请他修改小说《赔情》,他身材略廋,略驼背,对人非常谦恭。他是一位编辑最好“对付”的作家,因为他总是努力做到编辑的要求,而又总是不去打扰人;他也是我见过最为简朴的作家,他不声不响,悄进悄出,到了早饭点儿,就去附近的小饭馆买三只烧饼,这就是他一天的伙食了。80年代初, 邹志安已在礼泉县挂职宣传部副部长。1983年,我去西安看望贾平凹和路遥,他便来看我。当时我住的房子当间置一火炉,邹志安则把自己弄成烧火的农夫,头上满是从炉眼中喷出的柴灰。后来,他又从家里拿来一口袋核桃,足有十几斤,于是,我的小屋就天天有了烧烤核桃的清香。1992年路遥42岁英年早逝,1993年初邹志安也在46岁时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每每想起或提起他们,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永远都会记着他们!

在3单元2号住的时间最长的作家,要数山东青岛的尤凤伟了。当时,他经常手拿着一个小橡皮锤子,“噔噔噔”地边敲脑袋边和我聊故事。他的故事大多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土匪、强盗之类的,纠纠葛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开始我感到很新鲜,一聊就到深夜。但时间一长,我就渐渐不支了,因为那时的工作量很大,晚上聊得起劲了,就难免浮想联翩,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精神不济。白天效率低,我就索性把要看的稿子带回宿舍,结果晚上尤凤伟又准备了一堆故事等着我。渐渐地尤凤伟的故事对我就成了一种折磨,我开始找各种理由躲开他。那段时间我甚至跟人发狠:“下班后谁跟我再谈文学,我就跟谁翻脸。”几十年来这也渐渐成了我的陋习,如有作家朋友约我喝酒,我就事先声明:“陪喝酒、陪聊,但不陪谈文学。”这也是我终究成不了“著名”作家的原因之一罢。

尤凤伟几十年来游走于文学江湖,作品颇丰,可称一奇人了。我在他众多作品中常常找到当年的故事,这时,便也怀念起他那敲头的橡皮锤子和“噔噔噔”的敲击声音。虽时过境迁,但恍如昨日,印象太深了!

杨学光和我在3单元2号共度了七年多的时光,他不但是美术编辑也是油画家。他是个很随性的人,没有一些画家身上的个性标签。闲暇时我就看他画画,还经常指指点点地说些外行话,他也不介意。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画几张国画,就到市场买来几只公鸡,画完了就炒了或炖了吃。但每次只能吃一只,剩下的还得养,于是每天凌晨公鸡就按时打鸣,吵得我不得休息,他很歉意。为此他把公鸡的脖子拴了根绳,系在煤气灶的支架上,公鸡打鸣要伸长脖子才能发出声来,屡屡伸不直,就只能咽回去了。他的手段的确具有天才性和创新性。他能为我如此,我内心充满感激,同时也回味他炖或炒的鸡肉。

因为杨学光的缘故,我也常在3单元2号接触到美术界的朋友。当今著名的篆刻、书法家程与天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联系不便,程与天有时是3单元2号的不速之客,杨学光不在时也到我的房间小坐。当时北空文工团离我们不远,有两个女歌唱演员经常来看杨学光画画,其中一个姓梁,名同乐,我们都叫她小梁,程与天在某一天见到了梁同乐,以后他们就在3单元2号出现几次“偶遇”。不久小梁回大连探亲休假,程与天也回到大连。这一天,小梁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程与天,她很惊讶,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户口本,还有一张结婚介绍信,说:“我叫与天,你叫同乐,‘与天同乐’嘛,前世有缘,老天爷定的,你就嫁给我吧,我已经开好结婚介绍信了。”梁同乐在短暂的意外之后,就被这从天而降的求婚感动得一塌糊涂,两人喜结连理,夫唱妇随,恩爱至今。

3单元2号是个普通的房子,但却陪伴着我和我们度过了那个令人感念的七、八十年代,见证了那个年代的我们对文学和艺术的真诚、执着和热情,从那里走出的作家都没有辱没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看上去和这座房子一样的普通,但却引领了一个文学的时代。我很感念这栋房子,感念3单元2号,在3单元2号,我成为了编辑,成为了丈夫,也成为了我可爱儿子的父亲。1985年中秋节后,我搬到了另一个小区居住。只是3单元2号却一直让我我魂牵梦绕,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