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出版社举办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座谈会上，我有幸见到了耀邦的女儿、书的作者满妹。满妹长得有点像父亲，性格就更像了，坦荡、热情、开朗、真诚。耀邦的儿子德华也到会了，他的发言话不多，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胆、深刻、有见识，完全是父亲影响下的谈话风格。到会的学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龚育之先生，他是由夫人孙小礼搀扶着到会的，听说他因为严重的肾病正在做透析，但还是坚持来了。从龚先生蹒跚的步态中，我看到了他对耀邦同志的敬重，也感受到了耀邦精神的巨大感召力、聚合力。

满妹的书，虽说是回忆父亲的，但并不只是写耀邦个人，而是同时写了相关的大历史，因为耀邦的生平与国家的大历史是融合在一起的。写耀邦，不能不与国史合二为一地写。关于耀邦的史料，实际也是国史的史料；满妹回忆父亲，实际也是在写国史的史料。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掌握着许多外间不知晓的材料；即使是人们都知道的史料，经满妹一解读，也往往有了新的意味。我读此书，常有连绵的思绪和感想，几乎是每读一页，便有所感。这里仅记下几点最深的感受。


三点基本认识


我对耀邦同志向来有三点基本认识。读了满妹的书以后，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些看法。

第一，他是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或者说，是位对历史进程的改变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他是位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人物，或者说，是对中国人民命运的改变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我觉得，中国出了个胡耀邦，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幸事。

第二，在耀邦身上，有不少独特的优点。这也正是他能当选为党的领导人，能得到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器重的原因。他身上的这些优点，都是党所需要的，是当时的国家大势所需要的。当然他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正像列宁所讲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像鹰飞得那样高”，耀邦正是这样的一只雄鹰。

第三，耀邦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大好人。“文革”中，他在干校时曾与人言：立功、立言，限于形势，是做不到了，但要立德！实际上，不止是在“文革”中，远在战争年代，近在改革开放时期，耀邦在立德方面，无论是公德、私德、官德，都是高尚的，第一流的，即使是批评过耀邦的人，对于他的政治品德、人格节操，也是没有二话的。


尤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鲁迅先生亦有言：“师如荒谬，不妨叛之”，说的都是在师与理之间，真理第一。“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写入《国际歌》的伟大口号，所以共产党人更应该以真理为第一。

毛泽东同志是革命的导师，但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是否应当纠正这些错误？是否选择“尤爱真理”？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一个棘手但必须解决的问题。“两个凡是”是完全不理会真理问题的，导师说的便对，必须照办不误。耀邦则是我爱我师，却尤爱真理，绝不盲从。追溯历史，毛泽东可以说是耀邦的恩师和伯乐，在很长的时期内，他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与信任，还与毛泽覃是极要好的朋友。对于这位恩师，耀邦一向极为敬仰，但他的敬仰又是理性的，敬仰的实质，乃是服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个人崇拜。所以，当毛泽东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的时候，耀邦自然就要“叛之”，“叛”师之错误。

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位中央领导指责说：“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中组部的领导说：“案子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态度之强硬，俨如斧钺。耀邦则坦然对曰：“毛主席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也有缺点错误，发动和领导‘文革’，就是明显的例子。”一边是服从真理，一边是继续搞个人崇拜；一边是对国家、对中华民族负责，一边是不惜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

耀邦一贯主张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耀邦与小平同志一道主持起草的，其中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是耀邦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气节重于生命


满妹说：“父亲是个把革命气节和独立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这是一句相当重要和精到的评语，是满妹的识人之论，知父之论。

气节，我一向视之为道德的最高层次，人格的最高点。在正邪较量的尖锐时刻，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革命气节，作为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也应该有人格操守。但在“文革”中，许多党员丧失了气节和操守，投靠、告密、出卖良心，甚至助纣为虐。

耀邦在“文革”中表现如何呢？满妹写道：一次父亲挨斗，“造反派们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抡起皮带用铜扣那头儿猛抽。父亲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全身红肿，多处伤口流血，脖子被扭伤，双腿不能走路……”，但就是这样，父亲也没有屈服，绝不肯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她在书中描述，曾有位好心的同志劝父亲做个检查应付一下，以便分配工作，父亲却淡淡一笑，说：“我才不会无限上纲，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换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当当呢。”满妹记下的这两件事，一件可谓“威武不能屈”，一件可谓“富贵不能淫”，皆是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的高尚行为。

做人“有没有骨头”，是耀邦评价人物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准。他敬重彭老总有骨头，敬重陈少敏有骨头，敬重一切骨头硬的志士仁人。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没有骨头，他鄙视地批评“梁效”和“罗思鼎”：“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骨头”。耀邦是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是浏阳人。谭嗣同一句“流血自我始”，震铄千古。我想，耀邦大概是受过一点这位英雄同乡的影响吧。


人与神


书里《人与神的困惑》一节写道：当父亲把自己的思想用最普通、最平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人们却隐隐约约地感到了惶惑和不安，觉得这个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袖”。

那么，标准的“领袖样”该是什么样呢？大概有人觉得，是要有威仪，“有派”，有点八股腔，有些深不可测，或是喊“人民万岁”之类的吧。这些，耀邦的确都没有。他有的只是睿智，是见识，是思想，是平易豁达的气度，是与人平等的举止姿态，是神采飞扬的讲话。尝百草的炎帝，治水的大禹，摩顶放踵的墨翟，都没有威仪，没有“派”。当领袖的要有一点“神”气，这是封建性的领袖观。满妹引了作家卡莱尔的一句话：“把伟人当做神，这是一个粗俗的大错误。”此言甚精警。人就是人，为何非要弄成神。更何况，共产党人不是善男信女，而是唯物论者，不应该造神啊。


耀邦是清官


有一首陕北腔调的歌，我很喜欢：“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在古代，所谓清官，是指清贫廉洁、敢于平冤狱的官，一般老百姓把好官都叫做清官。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哼起这首歌时常会想起耀邦同志。我觉得耀邦也是个刘志丹式的清官。耀邦不但清正廉洁，受人民拥护，而且也像刘志丹一样，差点被“左”倾肃反给杀掉。

耀邦是从不接受任何公私馈赠的，不论是国外元首送的，还是国内单位或个人送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曾送给耀邦一套《辞海》，耀邦收下后即付钱。一次耀邦出访意大利，我使馆为他准备了一件纪念品——威尼斯游船模型，价格是20美元，但耀邦坚决不收。耀邦的家是一座很破旧的四合院，中央办公厅要给他修房子，他说：“要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再修。”这几件事，听起来真叫人唏嘘。这样的干部，如今是少之又少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位朋友曾问我，耀邦可不可以称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当然是。我不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谓看得那么神秘和高不可攀。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造诣，就可以称作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多数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而不一定非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这其实也很自然，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试想，如果中国只有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由谁来指导工作，由谁来实践马克思主义呢？

耀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是很深的，他通读和精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是在耀邦的支持和领导下完成的。另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发表的。耀邦访问英国时，撒切尔夫人在欢迎会上致词说：“亚当•斯密分析经济行为的著作，被马克思认为是经典之作。”这实际是向耀邦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文明成果的关系问题。耀邦随即讲了一大篇话，准确评价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和他们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这是一篇即席讲话，是耀邦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自然表露，没有这种修养，是讲不出这番话的。满妹书里有这篇讲话的引文。

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耀邦也有自己的不足，也有认识不深入、不到位的情况。他本人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都学好了，实际上，一直到去世，耀邦从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想，假如他在天国见到了马克思，也还是要向马克思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