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这首诗应该是我读过的最早有关乡音的文字。那时的我差不多也是诗句里“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孩童大小，还没有走出过故乡，我在想着，一个人，要走多远，走多久，才能让故乡人不相识？又更要走多久，才能连乡音也改变呢？

那时在我们乡下，大家说的都是本地话。如果有人说普通话，会被人刮目相看，就像有人带手表或穿喇叭裤一样，是暴发户，是新贵。对于睁眼瞎的村民来说，能说普通话简直就是知识分子的象征。出于对贫穷的憎恨，那时我们对暴发户有的只是羡慕和仰视；同样，对能娴熟地用普通话说话的人，乡亲们都认为那才是不普通的人。对于幼小的我来说，真想有一天能说好听的普通话，最好把那土里土气的乡音都忘掉。我甚至想象着，当他们“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时候，我却听不懂他们的话，而他们为自己不会普通话而感到寒碜的时候，那便是我的衣锦还乡日吧。稍长大，便觉得那时的想法多么幼稚可笑，普通话居然激起我那么大的虚荣心。虚荣心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自卑心理。那时要从乡村小学转到县城实验小学读书，听说要过的第一关便是普通话，否则没有同学愿意与你玩，这让我对进城充满了恐惧。环境是语言的天然土壤，这恐惧在我真正到新学校不久便消失了——几乎不用努力，我很快就能用普通话交流了。

而乡音，我最初的母语，随着外地求学、异地工作，真的在我的生活中慢慢退去。记得那年在外地求学，举目无亲,通讯又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除了十天半月一封家书，一学期也只有一趟回家的机会。教室里、宿舍中，南腔北调的各种普通话倒是有，唯有乡音难觅。学校食堂，经年可见一女人默默地拾掇学生吃剩的饭菜和洗碗槽里的菜渣，大概是拿去养猪罢。一日饭毕洗碗，忽听到水槽那头遥远而熟悉的话语传来，那声音像扭动了我记忆的开关——是温暖的家乡话！寻声望去，是那个日日在此拾掇的妇女。一向腼腆的我如被施了魔法，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果然她是老家人，早些年举家到这个城市谋生，所经营的木材厂离学校不远。几日后，我应邀到她的木材厂，她全家也都像来了亲戚一样高兴，临走时她丈夫就地取材送给我一个自己钉做的床头小书柜，这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只当我是真有远亲在这里，殊不知这一段乡音勾起的无限乡情，大概是只有久在他乡为异客之人才有的感受罢。不久端午节至，她又为我带来了一挂粽子，那是家乡特有的米豆沙甜心粽。后来她的木材厂关闭，我也毕业回到老家，便再也没有联系，可那少年时品尝到的甜糯的味道一直留在记忆深处。如果没有那一句乡音，我的孤独的异乡求学路就少了一抹温情，而我可堪回忆的镜头里也少了故乡的底色。

也许是消逝的珍贵，也许是人愈长大愈怀念那留存在记忆源头的东西，更或许是方言里承载着那么多故乡无可取代的基因，近些年来，我习惯转动普通话的唇舌也怀念着表达方言的机会。何况一些语词非方言难以尽其意，尽其妙。故友来，聊天中我们会像当年时不时插播普通话一样用方言穿插其间，而这样的乡音真的就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把疏离的时光拉近了。社交场合，认识新朋，若遇上老乡，必先相互用本地话报上何村人氏，方言又成了接头暗号，让人迅速找到归属。饭桌茶座，一圈友人中必有三两是同一县域的，于是叽叽喏喏，言外人所不知之言而笑语连连。这为社交礼仪规范所不允，否则有拉帮结派不尊重他人的嫌疑，但我每见此，往往饶有兴趣地“看”他们言说，仿佛别人老乡见老乡的欣快也在我心里滋长。我是大不相信说方言就有背后谈论他人的可疑，真有不敬之举，又何需方言包裹？

但方言有时也真成了一门技艺。在我娘家，原本我们都是讲方言，有了小孩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受其他语种的干扰，打小没有教她方言，想不到这方便了我们在孩子面前堂而皇之地说一些不想让她知道的事。女儿在单一语种的家庭里长大，后来便对云里雾里的本地话加以排斥。及至现在长大了，见我们方言聊天甚欢，好奇且有意学之，却似鹦鹉学舌，已经是怪腔怪调，让学之者和听之者都甚觉别扭了。

女儿并非个例，方言的式微已成不争的事实，前不久，一位身为老师的朋友在班上作了一份调查，能操方言者不过1/10。呜呼哀哉！朋友大声疾呼，方言是一个地方甚至民族的文化载体，也是有声的历史拷贝，泱泱中华，不能只说同一种话，方言保护应引起重视，学说方言从孩童做起。这种呼吁在政府层面的确引不起大的关注，这远不及拉动GDP的增长迫切，也不似环保问题关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敢懈怠，于是往往听之任之。但就像若干年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样，也许只有等它们从我们的生活里濒临消失了，人们才能感受到它的美好，于是挽救又成了一种排山倒海的声音。那么，为什么不在它们还健在之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呢？想起不久前微信上热传的视频，把热播片的场景用方言加以配音，戏谑之余，也勾起多少人乡情缕缕。也许，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样的传播倒不失为乡音的挽救和生长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