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16日 星期六 晴

九时离朱宅，十时半，抵麦地村兴国庵。童稚遥望余车将至，雀跃相迎。半载睽离，一朝团聚，曷胜快慰。

这是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刘敦桢所撰《川、康古建调查日记》的最后一篇日记，简单的两句话，一种劫后重生的快慰跃然纸上。日记中提到的麦地村兴国庵，地处云南昆明北郊龙头村附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1939年初，为躲避日机轰炸，营造学社随中研院史语所迁至此地，进行学术活动。同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率队奔赴四川西康地区进行古建筑调查。历经数月艰辛踏勘，1940年2月，调查团队重返麦地村兴国庵，这场横跨川康多地的古建筑调查正式落下帷幕。

从此行刘敦桢最后十余天的日记来看，这一行人从1月25日凌晨六时登船离开合川到2月16日最后一篇日记，其间已无正式的调查活动。至此，川康之行也应完结。可是，刘敦桢的日记结束了，梁思成的《西南建筑图说》依旧在新增调查与考察项目的记录，这些记录无一例外指向了位于川南一隅的宜宾。

原来，此次川康之行归来后，梁思成即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营造学社也正式被纳入中研院史语所管理。1940年11月，因战局恶化，为确保人员与财产安全，中研院史语所与营造学社迁至四川宜宾南溪的李庄。

《西南建筑图说》编撰前后

抵达李庄之后，营造学社租了两个相连的小院，分别用作办公室和宿舍。前院一排中间是办公室，左、右为梁思成、刘敦桢两家。

在简陋的战时寓所里，长期的贫困劳累与水土不服，令梁思成的身体状况欠佳，脊椎软骨硬化病令其不得不穿戴铁马甲工作。此外，经费来源的断绝更令学社工作举步维艰。梁思成强撑病体，在繁重工作之余，还得四处筹措微薄的津贴，勉强维持学社日常开销。

当时，在物质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梁思成仍坚持在这川南小镇上重新刊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锌版制版印刷的条件，就以手绘线描图替代实景照片；没有活字排版印刷的条件，则以手写石印制版应对。同时，梁思成等还在当地就近搞起了古建筑调查活动，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发现与成果。除此之外，在妻子林徽因以及助手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也终于在宜宾李庄完稿。总之，梁思成与学社同人节衣缩食、竭尽全力，尽最大可能将因抗战被迫中断已久的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在宜宾李庄重新开展了起来。

当时，自“七七”事变以来停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宜宾李庄复刊之际，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提到川康之行的历程与价值：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筑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筑艺术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

《西南建筑图说》里31个县（市）级调查区域、107个记录在案的考察项目，将川省各处古建筑及相关史迹几乎全部囊括，在当时交通、物资、人员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可谓全域覆盖式调查。其中，大量汉代墓阙碑石、崖墓，唐宋时期摩崖造像，以及明清两代地方建筑，对后来《中国建筑史》编撰贡献了相当数量的样本，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此行对梁思成等人而言，记忆犹新，却也意犹未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期间，之所以还要着力对川南宜宾开展一系列古建筑调查活动，也是为了尽可能增补一些川康之行未及的古建筑遗例。

从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中记录的宜宾古建筑考察项目来看，有旋螺殿、元极宫元祖殿、旧州坝白塔、黄伞溪崖墓、旧州坝宋墓等，这些古建筑建造年代跨越汉、宋、明三代，基本可以代表宜宾当地的古建遗存概貌。营造学社在宜宾开展的一系列古建筑调查活动，不仅是川康之行的瑰丽余响，更是中国西南建筑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篇章。

黄伞溪崖墓的独特价值

《西南建筑图说》所列宜宾五个考察项目中，梁思成评价最高者为黄伞溪崖墓。在《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将其与乐山白崖崖墓并列为“大墓”类型，并加以评述。

黄伞溪崖墓的特别之处，在于梁思成未亲临现场考察崖墓，仅通过观察照片，即对其大加赞赏。原文如下：

黄伞溪崖墓

相片所示崖墓，在宜宾县西北八十里，岷江东岸黄伞溪附近断崖上。墓门以方柱划分三间。柱径约四尺，比例粗短，其上原刻有浮雕，因年久剥落，已难辨析。门上横楣，于每间中央镌弯形栱一具。栱与栱之间，点缀人兽，雄劲生动，汉刻典型跃然如见。其上再琢椽头及檐瓦各一列。

门内就崖石凿为长方形之祭堂。堂之壁面，隐起柱枋花纹，惟下层为泥土所掩，不悉其详。壁之上层，浮雕屋树器物及檐椽瓦陇，与门外横楣上所刻者约略相类。迎面之壁，则凿隧道三处。

隧道之外端，各设门二重，雕门框及坎，但无门扉。第二重门内，各辟长方形墓室一间，而右隧道内之室，存石棺一具，并于室之右侧加凿二室；左隧道之室亦于左侧设二室；惟中央之室，为左右隧道所局促，只于室之三面各凿龛一处而已。纵观此墓之布局及雕刻纹样，显与乐山县白崖诸墓属于同一体系，惟隧道内增建墓室数间，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超逾前者，而地点偏僻，游踪罕至，保存之佳，亦远在乐山诸墓上也。

应当说，黄伞溪崖墓的发现，对川康之行中崖墓调查与考察有着极为重要的补证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的汉代建筑史部分也有着独特的参考价值。

当年梁思成看到的那张实景照片，如今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一般读者难以见到，可能已经散失或毁损。笔者几经查寻，有幸找到一张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于1902年在宜宾拍摄的黄伞溪崖墓照片，或与梁思成当年在实景照片上所看到的图像近似。通过这张旧照以及新近拍摄的实景照片，不难发现，由于地处偏僻、人迹罕至，黄伞溪崖墓的保存状况的确如梁思成所说的那样，“保存之佳，亦远在乐山诸墓之上也”。那么，黄伞溪崖墓之于中国建筑史，究竟有何独特价值和贡献呢？

汉代的木构建筑及绝大多数地面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不可复现。梁思成等对中国建筑史上“汉代实物”的探寻，主要集中于墓室、石阙、崖墓、明器四种。其中，崖墓与墓室，一个是崖上凿刻成穴，一个是地下砖砌为室。汉代墓穴的营建从材质上讲，大致分为三种，即木椁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从墓室结构上讲，也大致分为三种，即回廊型、中轴线配置型、单玄室型。据此，川省崖墓就可分为中轴线配置型与单玄室型石室墓两种建筑类型。营造学社在这两种建筑类型里考究汉代先民的建筑理念与建筑技术，并根据一些细部特征来推测与还原汉代建筑的总体风貌，再将上述考察所得，与大量仍是从汉代墓穴中出土的有建筑形象的画像砖石及随葬明器等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汉代传世文献及相关史料予以辨析，以“崖墓+出土文物+传世文献”的“三重证据法”推导出汉代建筑的历史原貌、营建技术及其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意义与影响等。而梁思成对黄伞溪崖墓的记录与评述，可以视作对建筑史研究框架内关于川省崖墓的最后书写。它既表明了此类崖墓考察的价值与重点，也为川省崖墓考察作出了总结性评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曾考察过山西云冈、天龙山石窟的梁思成，看到黄伞溪崖墓照片时的激动之情，还自有另一番独特况味。北魏、北齐时期开凿的，约于公元5世纪、6世纪之交刻造的佛教石窟，虽然确曾受到沿北方丝绸之路而来的古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但梁思成认定这些石窟的建筑样式、空间构造乃至“飞仙”形象的变迁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地化与中国化趋势才是主流方向，民族性与独立性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一时一度的，且最终只能停留在一些细节装饰层面。

而在黄伞溪崖墓的照片中，梁思成所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弥足珍贵、保存完好的大型汉代崖墓，尤为特别的是，此处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北朝佛教石窟承袭东汉先民崖墓建筑结构的证据。如此重大发现，怎能不令梁思成激动？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思成只是看到照片，就要为之在《西南建筑图说》专列一个条目，还在《中国建筑史》中将其视作汉代崖墓建筑结构的典型了。

《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终篇”之地

1953年秋，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讲“中国建筑史”课程，但当时《中国建筑史》还只是一摞手稿，尚未正式出版。于是，梁思成不得不将其中文本内容抽取出来，以油印本的方式印出一部分，分发给学员。油印本卷首有梁氏本人所撰前言，其中有一段是对《中国建筑史》编撰历程的概略忆述：

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结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气力。

据此可知，《中国建筑史》于1944年在宜宾李庄完稿，是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同人们通力合作的成果。这里既有“先进”的导引之功，亦有“后进”的奋起之力，二者齐力并进，中国人自己撰写《中国建筑史》的理想终于实现。

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则于1946年在宜宾李庄完稿。同年4月，梁思成为这部带有“中国建筑史图录”性质的著述撰写了前言。文中除了概略介绍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主题与现状之外，有一半篇幅都是对营造学社的同人们表示感谢。前言的最末一段，则将感谢呈献给了林徽因：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见，在宜宾李庄奋笔书写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对与之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林徽因，表达着谢意、情意与爱意。在这《中国建筑史》“终篇”之地，地处川南一隅的小镇宜宾李庄，因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其同人的到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学术重镇。

无论是当年的“学术苦旅”，还是如今“重走梁林路”的文旅研学活动，当年梁思成等中国学者在宜宾李庄所倾力抒写的家国情怀与高洁情操，都值得我们品读再三、追怀不已。这份精神遗产弥足珍贵，必将传承久远，还有待更多的后来者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