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成立八周年校庆在昆明大西门外的联大新校舍举行。因是抗战胜利后联大举行的首次校庆，校方特意在新校舍大门内临时搭起一座彩坊，颇显庄重与喜庆。这是联大在昆明举办的第五次校庆，也是联大复员前举行的最后一次校庆。

一

校庆彩坊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摞摞还散发油墨味儿的第一期《时代评论》周刊，桌旁小黑板上漂亮的美术字“迎校庆，创新刊——《时代评论》周刊，一份说人民的话的刊物”十分醒目。七八位时代评论社卖报队的同学们，忙着张罗《时代评论》周刊的义卖和募款。

早饭过后，参加校庆的联大师生及各界来宾络绎前来，不少人驻足桌旁，有的买报，有的捐款，有的签名留言，卖报队的学生一时有些应接不暇。关于这次义卖活动的情况在《时代评论》第二期王子光执笔的《敬谢读者》中有详细的记载：

拥到我们桌上来的，最先是联大的同学。这是联大校庆日，太阳在云雾背面，朝寒有一些逼人。这一群以饥寒来攫取知识，来争取自由的青年们，带着兴奋和热情，在他们袋子中取出预备吃早餐的两张钞票，送到我们手上。在我们捐募册上第一位签下名的是冯遂程先生。

“不嫌少？两百元，一点意思。”

我们来不及回话，人挤满在小桌旁，争着签名。感激扼住我们的喉头，冷风吹上我们的眼睛，有一点酸。视线交错的投射，青年人的安慰就在这里。

两百元是一顿早餐，我们怎不知道饥饿的难受？同学们在下午五点吃了一顿粗饭，朝早上没有东西下肚，冷风的威力是深入骨里去的。但是，没有犹豫的，像老友重见一般，争着来和《时代》握手。融融温情，展开了这天的义卖。

二

《时代评论》周刊凝聚了闻一多、楚图南、费孝通、吴晗、潘光旦、张奚若、费青、向达、尚钺、闻家驷、吴富恒、张之毅、王康、袁方、胡庆钧等时代评论社同人的心血，新刊的成功创办有赖于这些民主教授和年轻学者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抗争。

1945年10月2日晚，刚经历了自由论坛社解散的同人们重聚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成立了时代评论社，发起创办《时代评论》周刊。会上议定，前期办刊经费由闻一多和吴晗负责筹措，费孝通担任主编，编务印务等一应事宜交由王康负责。第二天一早，闻一多将连夜赶刻好的时代评论社社章和办刊经费一并交给王康，嘱咐王康一边去昆明市政府办理备案并转呈内政部登记的相关手续，一边筹划《时代评论》周刊尽快出刊。

几天后，王康向闻一多汇报筹办工作进展，详细说明了《时代评论》周刊拟在11月1日联大校庆日创刊的计划。闻一多十分赞同，同时提醒王康，手头筹得的经费只够出版三四期，后面的资金回笼与周转要想办法解决。王康胸有成竹地说：“创办周刊的事已经告诉五弟了，出刊后卖报及筹款等事都交代给他了，他去找联大的那些同学想办法。”

王康说的五弟，即其胞弟王子光（排行老五），时为联大法律系学生，担任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1944年夏，王康从联大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费孝通任系主任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暨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任教。在昆明、在联大，王康、王子光兄弟二人在闻一多、费孝通、吴晗、张奚若、曾昭抡、潘光旦等民主教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进步学生社团的活动，王子光常常协助王康组织时事报告会、演讲会及出壁报等活动。王子光得知王康同民主教授们一起创办《时代评论》周刊的消息后很高兴，满口答应下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但他知道，创办刊物、维持运营并非易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必须发动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来做。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商量，组织一个时代评论社卖报队，每期周刊一出来即刻上街售卖，尽快回笼资金。王子光还给王康出主意：“11月1日是联大校庆日，你们就定在这天创刊，一来为联大校庆献礼，二来趁参加校庆的人多，我们卖报队在现场摆个宣传摊，展示这个新刊物，进行义卖和小宗募捐。”

三

卖报队的学生自从知道《时代评论》周刊出刊的消息，就热切地盼望这份“说人民的话的刊物”面世。10月31日创刊前夜，他们便聚集在一起，“在有如等待难产的孩子诞生的心情中，焦急的盼望印刷厂里把第一期《时代》送来”。

第一期的《时代》终于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感激印刷厂的工友们加工赶印，守他们的约言。当我们看见他们红红的眼睛，一望而知，他们几天来工作紧张的情形。

拿到这2000份浸着油墨味儿的报纸，他们满心喜悦和憧憬，连夜在为校庆搭起的彩坊旁摆放桌子、支上黑板，精心布置起宣传摊。晨曦微露，卖报队留下七八位同学迎接校友和来宾，其他同学则走街串巷叫卖。太阳升起时，街头巷尾“已到处翻动着淡红色的《时代》”。

四

11月1日一早，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王康、胡庆钧等时代评论社同人便来到了现场，费孝通的夫人孟吟来了，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来了，王康的未婚妻禄厚坤也来了，他们要一同见证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也将一同呵护这个新生命的成长。

闻一多拿起一张《时代评论》周刊，端详着创刊号的版头，不禁脱口而出：“这门面一看就像有一把年纪！”听到这句话，在场的时代评论社同人会心地笑了，王康尤感欣慰，经过20多个日夜的忙碌，终于孕育出这份倡导民主思想、发表国是见解的新刊。大家满心欢喜，纷纷解囊。孟吟捐款5000元，禄厚坤捐款4000元。不久前从李庄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执教的胡庆钧，一到昆明就赶来参加10月2日晚的会议，作为时代评论社的发起人，为新刊捐款2000元。费孝通的挚友沈同教授也为老友主编的新刊捐赠2000元以示支持。

凑巧的是，第一次来昆明参加联大校庆的新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赶上了《时代评论》周刊的义卖和募捐。

当时我们桌子旁边正围着一大群观众，他被涌到了我们的面前。“傅先生，请给我们一点儿帮忙，这是一张新的刊物。”

傅先生一口说好。在皮夹里找出了两张重庆带来的大票，又用了幽默的口吻说：“我早知道这地方不能来的。”傅先生是五四运动里的人物。即在这一刻，他青年时所养成的习惯和风度，使他这样的自然，满足了我们这群年青人的期待。傅先生是初次来联大，可是没有人对他觉得生疏，他本来是属于联大的，联大的血统不是就承继着“五四”？

前来参加联大校庆的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两位领事和美国新闻处主任也参与了捐款。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美国新闻处主任，他在快离开联大的时候，特地加了步伐走近我们，手里握着一叠钞票。“我要给你们一点小意思。”他进门时没有留意我们的桌子，大概是听见了有人说起我们的刊物在捐款，唯恐落后一般的要表示他的热情。这更加紧了我们的信心。在他的笑容里使我们见到，不但我们国内的读者不惜牺牲早点，愿意我们能继续出版，而且我们征服了共同敌人的盟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的鼓励，我们希望我们不致使一切对于我们有期望的人失望。

忙碌了一天的卖报队同学们，为能够亲手将《时代评论》周刊推向社会、送到读者手中而自豪，为能够参与孕育和培养这份有价值的刊物而快乐：“我们在一片欢笑声中收起了我们的桌子。暮色四起，可是我们见到光明。我们得到了信心，读者所给我们的信心。”

五

多年后，在依稀可辨的捐款人名单中，我见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其中有查良钊、戴世光、鲍觉民等先生，还有刘崇蓉、顾敦熙、杜迈之等王子光和王康的同学及友人。

1981年春，在司法部工作的我的父亲王子光到武汉出差，我陪他去刘府看望联大的老同学。一见面才得知，父亲的这位联大老校友刘崇蓉伯伯和夫人竟是我的老熟人。那会儿我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作，刘伯伯是长办副总工程师，其夫人宋老师和我在一个处工作。但在和家父去刘府之前，我竟不知道他们原是联大校友，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样一段过往。

（作者单位：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