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国教育之前,我先谈一下对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总体印象,可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句话,三流激荡,相互交融。哪三流呢?首先是保守主义流派,他们认为西方的东西再好也得长在中国这棵大树上,长得活的就是好东西,否则就是坏东西,总而言之,以我为主。其次是自由主义流派,持这种主张的大多是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最后是激进主义流派,或者叫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应该粉碎旧世界,重塑新世界,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三种思潮相互激荡,辩论间也在相互学习。

第二句话,国事维艰,激发责任。在那个国破家亡、同仇敌忾的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一段万里长城,国事维艰恰好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志气,这要比办学条件重要得多。

第三句话,大师辈出,灿若星辰。民国时期涌现出很多思想大家如鲁迅、胡适、张君劢、冯友兰等;文学大家如郭沫若、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等;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晏阳初等。

我自己很敬慕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有人曾经问当时年近90岁的费孝通先生,中国还有多少年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费老低头沉吟半晌,抬起头后说,50年吧。

具体就教育方面而言,我对民国时期的印象是:它是一种以身垂范的教育,一种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一种民主自由的教育,一种科学创造的教育,一种博爱宽容的教育。

以身垂范的教育

以身垂范,就是老师自己先做榜样。陶行知先生说,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修养到不愧于人师的地步。

传统社会知识量相对比较少,不分学科,学者基本上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在那个时代里,老师要做示范,特别是在学识上,他们能做得到。但在今天这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里,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在道德上以身垂范也很难做到。传统社会里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社会赋予其德行高尚、学识高渊的形象,但近代以来,教师首先是一份工作,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已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怎样理解以身垂范?在这里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父亲是民国时期的老北大毕业生,一个书痴。对于我,他从来没有设定过什么目标,他对我的教育,就是真真诚诚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那时候他是贵阳师范学院副院长,每周六一定带我们到新华书店逛逛,不是要培养我们,而是他自己就爱书。他买他的专业书,也给我和哥哥买一本小书。就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我也成了爱书之人。直到现在,我每个星期一定会逛一两趟书店,床头总是摞着永远看不完的新书。别人家叫书斋,我们家叫“书灾”。

后来我做教育工作,思考什么叫以身垂范的教育,那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教育是要有心的,真正在一言一行中树立一种榜样,否则教育永远都只是外在的一张皮,无法进入内里。

习惯养成的教育

“习”的繁体字,上边是羽毛的“羽”,下边是一个“白”字,它本来的意思是“鸟数飞”,“数”意为多次。一只小鸟学飞,不停地练习,有一天从树上扑腾着掉了下来,就会飞了,这就是习惯的习。不断重复一种行为,逐渐形成本能的惯性。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

叶圣陶先生说:“如果我当小学老师,我将特别地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教育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是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从之,那不过是演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

其实我们的老师和校长,真能让你的孩子们养成两个字的习惯就够了——“勤”和“奋”。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自己就得不怠惰、奋力工作,这就是以身垂范。

民主自由的教育

民国时期,“民主”这个词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被举到很高的位置。它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陈独秀说是解放自我,个体自由。

民国时期的课本中有两课讲自由。一课说,我正端着饭碗在吃,别人无缘无故把饭碗拿走;我正在写东西,别人无缘无故把纸抢走;我住在家里边,别人把我赶走。如果这样,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共和国将制定宪法来保障每个老百姓的权利,比如生存的权利、财产的权利、言论的权利。另外一课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行吗?不行。你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如果违反了法律,就不是自由,而是法律管束的范畴了。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呢?你有自由,你身边的朋友也有自由。中国的哲学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不侵犯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当时小学三年级教材里的内容。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民主教育的文章。什么叫民主教育呢?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

有一次,我陪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到黔东南去。当地山清水秀,许多吊脚楼,很漂亮,体现了一种原生态的美。他问我,这么一片古老的土地,要多少年才能发生变化?我说,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你得看看这些孩子,如果他们的眼睛亮了,腰板直了,手脚勤快了,脑子灵活了,那么这片土地就变了。

孩子是这片土地未来唯一的主人,是真正可以改变这片山水的力量,而不是靠发多少文件,也不是哪个领导上台、下台,或者老师又升了什么官、发了多少工资,那都没用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就应该是培养主人的教育。

科学创造的教育

科学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舶来品。科学精神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是自知,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自知其无知,才会去求知。第二,因为我无知,所以我要观察和把所有知识都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要用数学、几何这样的方式,以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验证它的那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人类简史》)。第三,因为我不懂,我要取得新的能力,我要通过对于大自然的实践来反馈自己有多大能量,这是西方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用实践的过程来检验科学(《人类简史》)。

科学是在民主的环境下产生的,它需要自由思想互相碰撞。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越来越具有强势地位,但我们今天的教育把科学教成了什么东西呢?比如1+1=2,这句话对不对?对,但它只是在中观自然世界里正确,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它不正确。像在管理学中,本来只有一个人在管事,再加一个人,应该产生更多的效益,但是两个人一吵架,一点效益都没有了。而我们今天教给学生的“1+1”只能等于2。我们把科学教成了一系列“真实的知识”,或者说“真实的法则”,这种教育科学的方法完全背离科学思想的批判、怀疑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科学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死啃书本;要让学生学会置疑所学的知识和每一个老师,而不是盲目地相信一切。只有这样,才会让年轻人相信未来,去建设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社会。

陶行知先生说,科学要从小教起,有了科学的儿童,自然会产生科学的中国,科学的民族,要把科学变得像阳光、空气一样普遍,人人都能享受。他还说,培养创造力,目的是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衡量创造精神,只有真正的创造精神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讲了六个解放: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有了这六个解放,创造力才可能发挥出来,中华民族才会有科学这个词。

教育工作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先生、学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生生的人。(陶行知《创造宣言》)

博爱宽容的教育

爱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爱是什么东西呢?

李泽厚先生多次讲,21世纪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就是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你考上大学的教育,而是培养人性的那种教育:新时代的教育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人,是研究如何建立健全人性的问题。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把人性归结为动物性,人性也不是机器性。现在人几乎就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包括教育。

我们现在的老师,就像是机床前的人,我们不问孩子们的过去,有什么优点,出身什么家庭,有什么爱好,我们只管用考试来加工,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认为是失败的。所有那些被打上失败者标签的孩子,以后学习和做人、找工作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被电脑统治了,人被机器统治了。

毕节前一阵有四个孩子自杀,得知这件事,我心里很压抑,因为我曾在那里分管过教育,也分管过计划生育,我总觉得自己逃不过这件事,它是一个综合的效应。

后来我注意观察,有没有人在网上或者在公共场合里为此事做自我批评,说自己也有责任,但没有。我在想,在这个时代,爱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的是每个人都担当起那份对孩子、对国家的责任。

总而言之,以身垂范的教育我们可以归纳成身教;习惯养成的教育可以归纳成养成;民主自由的教育简称民主;科学创造的教育叫科学;博爱宽容的教育叫博爱,加在一起就是我对民国教育的一个总体印象。

民国教育是中西交融的,在国事维艰的困境中人们焕发出来独特的创造性,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描述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特别缺少这种东西。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贵州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