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经济是不是把“双刃剑”？

年炜

2021年7月，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拉开帷幕。作为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每届奥运会都会由国际奥委会选定某个城市主办，并在17天的时间里聚集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完成多项体育比赛。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涵盖了306个比赛项目，涉及207个参赛国家和地区，11238名运动员；2018年平昌冬奥会也涵盖了102个项目，涉及92个参赛国家和地区，2833名运动员。此外，还有不少教练员、裁判员、体育官员、记者以及大量海外观众来到现场观赛，这些人员都会集聚在主办城市，由此对主办城市的经济产生明显刺激作用。

与其他大型国际活动类似，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定规律可循：第一，举办奥运会会吸引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会被用于奥运场馆的新建或改建，还将改善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环境。第二，举办奥运会可以显著提升主办城市知名度。第三，在奥运会大力度投资与宣传的基础上，相关产业将得到极大发展。一方面，基础设施与场馆建设会带动建筑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地区知名度的提升会为该地区带来大量国际游客，推动旅游业、会展业及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基础设施与体育场馆的建设与改善也会在奥运会后继续带动旅游等行业发展。

当然，由于主办城市自身各有特点，奥运会对其影响也有差异。如果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改善的需求较小，那么奥运会的影响就主要集中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方面；反之，对当地建筑业的带动作用就会较强。

奥运经济的三个特点

第一，不均衡性。从产业角度看，奥运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第一、二产业的影响。从行业角度看，奥运会对旅游业、建筑业及体育相关行业的影响明显较强，而对其他行业影响较弱。此外，奥运会对同一行业内部各领域的影响也不均衡。如在住宿业方面，奥运会带来大量消费能力较强的国际游客，往往导致高星级酒店供不应求，而低端酒店甚至不会受到正面影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总收入超过20亿元人民币，占各级星级饭店收入比达53%，同比增长188%。相比之下，一至三星级饭店收入相对较少，一星级饭店收入甚至同比下降28%。

第二，瞬时效应。与其他大型活动一样，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瞬时效应。研究发现，与奥运会相关的建筑活动集中发生在奥运会前三年，主办城市的建筑业在这一时期获得显著增长，但在奥运会举办当年即告结束。与奥运会相关的旅游业、体育产业等会在奥运会举办当年获得显著增长，而在奥运会后出现回落。瞬时效应是奥运会引发的短期需求膨胀的结果，这一需求会带动主办城市服务业增长、就业增加以及房租、物价上涨。随着奥运会的结束，需求萎缩，这些增长就会快速回落，为经济带来较大波动性。

第三，挤出效应。奥运会的举办会使相关活动大幅增加，在短期内占用大量资源，从而对主办城市的日常经济活动造成挤出效应。如在奥运会期间，前来观赛的国际游客增多，占用大量住宿设施，会使很多普通游客望而却步。而游客结构的变化会进一步造成各类旅游设施的不均衡发展，导致高端酒店对低端酒店的挤出效应。又如，对一些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而言，举办奥运会对城市环境的要求往往会限制制造业发展，造成其停滞甚至下滑。

奥运投资理念的转变

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场馆、交通、食宿等方面均有相应的数量与质量标准，主办城市需要提供符合标准的设施与服务。与大多数职业体育赛事相比，奥运会标准要低一些，但它是综合赛事，几百个项目同时举行，会产生巨大的瞬时需求。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城市的现有设施与服务都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城市就倾向于投入公共资金增加相关设施与服务，以弥补私人资金投入的不足。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公共资金投入占比81%，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则高达95%。公共资金投入比重过大往往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美国举行的1984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私人资金投入占比分别达到了98%和85%，是历届奥运会中公共资金投入最少的两届。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两座城市在设施与服务方面已经达到了奥运会标准，并不需要再使用公共资金进行投资建设。

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奥运投资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以建设场馆为主，而是转向改善城市基础设施。1964年东京奥运会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比高达97%，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达到74%。越来越多的主办城市将举办奥运会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契机。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当地政府投入23亿澳元对霍姆布什湾这个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垃圾场进行环境改造，昔日的垃圾场变为绿地面积超过2/3的现代化奥运村。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当地政府对伦敦东区这一废弃的工业区进行改造，使原计划2030年完成的伦敦东区重建计划得以加速，整个重建过程从25年缩短到5年。这些城市都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成功治理了当地环境，并由此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沿袭了这一发展理念。利用冬奥会契机，河北张家口与北京延庆相继改善了交通与住宿等基础设施。京张高速铁路于2019年开通后，从北京北站至延庆的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最快26分钟，至张家口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到最快56分钟。车程的缩短极大地便利了北京市民前往延庆及张家口进行滑雪活动，对这些地区冰雪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利好。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近年来河北省滑雪产业跃居全国前列，并推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河北已经开始享受奥运红利。

奥运经济的负面影响

自二战以来，奥运会历史上主要产生过三种负面经济影响，且都与公共资金投入有关。

一是公共资金投入过大。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最初的财政预算仅为1.2亿美元，最后却飙升至15.96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场馆建设，最终给蒙特利尔及整个魁北克省留下了近10亿美元的债务，直到2006年这笔债务才被最终还清。正是在此后，人们开始对奥运会公共资金投入问题进行全面反思。

二是场馆闲置。与前一个问题相比，场馆闲置问题更为普遍，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等都出现过这个问题。奥运场馆闲置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往往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奥运会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为此，国际奥委会在2018年出台《奥林匹克2020议程新规范》（以下简称《新规范》），提倡设施持续性、用途多样化的理念。如提出不需要新建单一功能场馆，相关赛事可以在专业机构指导下在已有场馆进行；未来将提倡多个项目共用一个场馆，以减少场馆总量；等等。

从经济角度看，场馆闲置实际上是用长期供给满足短期需求的问题。目前很多城市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摸索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像美国这样体育设施充足的国家，会利用已有设施进行改建，满足奥运会的临时需求；二是建设临建设施。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曲棍球场就是一个临建设施，在奥运会后即被拆除。

在场馆持续利用方面，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实践与《新规范》的理念不谋而合。比如，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之一的国家游泳中心将承接冬奥会冰壶比赛项目；而昔日北京重工业基地首钢厂区经过改造，不仅成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还建成了滑雪大跳台等比赛设施。这些都很好地践行了北京冬奥会“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理念。

三是产业转型失败。例如，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投入资金186亿美元，仅次于2014年索契冬奥会。大规模投资主要用于修建长野与东京等大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新干线修成后，长野到东京的车程从三个多小时缩短到80分钟，这使长野一跃成为日本交通最便捷的城市之一，游客也随之增多。但冬奥会并没有给长野带来好运。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创造了二战以来日本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究其原因，是长野的城市发展规划没有与奥运会很好地契合。如前所述，奥运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远大于对第一、二产业的影响，即奥运会有助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发展。但长野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城市，而且它也没有能够抓住奥运会的良机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转型。与之相比，同为日本城市的札幌在成功举办1972年冬奥会后，利用自身第三产业的优势着力发展与冰雪体育运动相关的旅游业，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发展。

作为一个特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从产业角度看，疫情对第三产业的打击最大，这同样会对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的奥运会形成巨大冲击，严格的防疫政策也会严重削弱奥运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除了疫情这种不可抗力之外，从二战后的实践来看，虽然奥运会可以提升主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吸引投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举办奥运会。那些体育设施基础较好、第三产业较发达的城市更容易通过举办奥运会受益。同时，在吸取滥用公共资金的教训后，奥运会主办城市越来越倾向于将公共资金用于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助力城市的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奥运会岂是空场游戏？

彭俐

“空场”，是一个可怕的字眼。

记得喜欢热闹的妈妈说，“人活的是人气”。试想，你在家里请客，大摆筵席，丰盛的菜肴已经备好，而众多嘉宾却因故不能到场，这是什么滋味？

当我们看到因为世界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一年举行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中心舞台，四周看台一片空旷，一排排座椅成了摆设，虽是盛夏，心里却感到凉飕飕的。这哪里还像是一个地球村的大派对呢，又怎么能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欢乐盛会？一种直观的荒凉感和寂寞感，不由得从内心生发。尽管开幕式大型表演的视觉效果不错，电子化设备的编排细致缜密，可谓用足了心思，舞台中央激昂的歌舞引人入胜，绚烂的灯光秀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制作与表演，都在前所未有的“无观众模式”下变得冷冷清清。想必不止是我——这个坐在距离东京奥运会主会场24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北京的电视观众心理上有所不适，恐怕世界各地电视机前的人们也都会感到无奈和惋惜——喜事不喜而强颜欢笑，盛事不盛而皆戴口罩。

对于每四年才举办一届的奥运会来说，遇上疫情的确非常遗憾。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如今科技发达，世界范围内，数字电视普及率已达到90%左右，全球网民数量也高达46.6亿人，通过视频观看体育比赛已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然而，2700多年前的古希腊，爱琴海畔的奥林匹斯山下，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们早已立下规则：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是全体公民参与的节日狂欢，橄榄枝编织的花冠不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授予获胜者，没有现场欢呼和祝福的英雄多少是有些遗憾和沮丧的。这令我们更加期盼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能够尽快结束，让人们重新回到健康安全的幸福往日，不再为病毒的传播而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捂住口鼻。

然而，又何止是看不见的病毒在阻隔、妨碍着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友好相聚、精诚合作呢？本届奥运会受到无妄之灾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必须延期并缩小规模，减少火炬传递的距离、场次及延续时间，限制进入竞赛场馆的观众人数，削弱世界青年盛大联欢的快乐气氛，从而也大大抑制和打击了参赛运动员的兴奋程度和竞技水准。这届特殊的奥运会之于整个地球状况、世界局势、人类命运而言，正像一个缩影、一则隐喻、一声警钟，它再一次用事实告诉我们，地球是一个大家庭，它本该和睦，本该亲密，本该团结；它不该有歧视，不该有压制，不该有裂痕。本届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会正式确定了新的奥林匹克格言，在原来的“更快、更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之外，首次增添了一项内容，那就是“更团结（Together）”，也可以理解为“更一致”。这一“更团结”主张的添加，的确非常合适、合时。我们集中起世界各国各地区最优秀的运动员共同进行比赛、竞争，到底是在比什么、争什么？难道运动员付出整个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仅仅是为了挂在胸前的一块纯金含量六克的奖牌吗？难道一个国家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就是参加奥林匹克的唯一目的吗？

伟大的先驱人物、“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早就将体育和人生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体育就是和平”，“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难道顾拜旦先生所说的这些朴素的道理，不适用于除了奥运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国际赛场吗？比如，在政治的奥运会、经济的奥运会、文化的奥运会、教育的奥运会、科学技术的奥运会等相同或相似的赛场上，难道要摒弃公平竞争的原则、友谊比赛的宗旨，浪费裁判员好心好意地从中调节，一意孤行地选择嫉妒强者、仇视异己、苛责对方、挑衅他人，继而火药味十足地叫板，傲慢无理地指责，乃至不欢而散甚至造成长久的隔阂吗？正如奥运五环旗由蓝、黄、黑、绿、红五种颜色组成一样，人类也分散在五个大洲，重要的是团结友爱，齐心协力；而大海正如蓝色的纽带，将五个大陆串联起来，构成一个美丽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说，空气浑浊或清新，海洋污染或洁净，动物灭绝或繁衍，气候异常或适中，与你我，与我们大家，与全人类息息相关。人类从来都是一个聚合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共同体，彼此的存在与诉求值得各方重视。你的存在就是我存在的前提，你的诉求也是我的诉求实现的前置。冲突不可避免，却可把冲突的程度、范围和影响降到最低；合作亦不可免，且可将合作的领域、规模和效果提至最高。将彼此的敌意、对立和消耗尽量缩小，将相互的友善、团结和助力尽量扩大。这是我们应该做，也是能够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现代奥运会体育比赛的原则和规定，既适用于个体生命，也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如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对手、信守承诺、履行职责、顽强拼搏而奋斗进取、不贿赂也不收受贿赂、不搞暗箱操作、具有团队意识与互助精神、比获胜更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充满阳光、健康向上、奋发有为的体育精神，值得大力传播、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它常常就是做人、做事应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团体、单位和企业的经营原则与规矩，再说大一点儿，它还是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