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协商建国期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的法宝，发挥出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在此历史进程中，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沈钧儒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沈钧儒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政党制度必须扎根中国土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首先，沈钧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为日后坚定地拥护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沈钧儒接触马克思主义有明确记载的时间是1921年。在1921年3月11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资本论》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讨论经济的事实，因为马克思对于这些事的智识，非常精博。”从中可以看出沈钧儒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实际上，沈钧儒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应该更早，日记开头一句便是“马克思的大著作《资本论》，更将共产党宣言底量及质加以扩充”。可见，之前他必定是接触过《共产党宣言》的。

另外，沈钧儒还可能跟中共一大有关。沈钧儒虽然籍贯是嘉兴，但很少回乡。1921年5月21日，他在给长子沈谦的家书中提到了准备全家从上海移居到嘉兴，“已在嘉兴看了一屋，在南门小城门边上”。6月，全家搬到嘉兴，同年11月又搬回了上海，而中共一大就是1921年8月初于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在“一大卫士”王会悟的采访专题片里，她对选择到嘉兴南湖开会是这么说的：嘉兴至少有朋友，嘉兴至少有熟人，假使真正出危险，我还可以找嘉兴的熟人朋友，找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她提到的嘉兴籍社会贤达，当时最有声望的莫过于护法军政府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和参议员沈钧儒，那时他们正好都在浙江为制定省宪忙碌。由此，沈钧儒和中共一大相关便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沈钧儒确实初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为他日后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沈钧儒在民主革命过程中逐步认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是他积极参与新型政党制度孕育的政治基础。

沈钧儒的一生几乎参与了中国政党政治生发、演进的全部历史，在经历了民国初年乱象丛生的多党制和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一党制后，他逐渐认识到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必定会破产。沈钧儒一生政治倾向的转折点是在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他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据沈钧儒回忆：“正式成立临时省政务会议时，原张静江一派于投票时拟争秘书长职位，结果我由于中国共产党之支持当选为秘书长。”正是由于中共的支持，国民党右派的反对才没有使此事横生枝节。这次合作很短暂，但对沈钧儒后来的政治选择影响深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沈钧儒因被判定为亲共分子而被关押，险些被害，这让他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后来虽然获释，他还是坚决脱离了政界，转而投身法律教育事业。这实质上是对蒋介石政权的不合作态度，也表现出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

沈钧儒一生政治活动的高光时刻是领导创建救国会、成立民盟，救国会和民盟的成立极大地促成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开创了多党合作、政治咨议的先河，为日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救国会在沈钧儒等人的领导下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群众力量，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救国会：“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民盟成立后，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抗战的共同事业中关系日益亲密，通过国民参政会的平台共同进退。救国会成立初期，沈钧儒就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更加确信：“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都是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与新型政党制度孕育的政治基础。

最后，沈钧儒作为旗帜性人物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和确立作出了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和制止内战而积极奔走。但是，继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国民党粉饰独裁的工具之后，国民党又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坚持独裁统治，沈钧儒随之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却越来越坚定。他曾对救国会同人孙晓村说：“中共说话算数，说到一定做到，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还有一点，中共不仅方针正确，论人品，他们每个人都品质高尚，作风正派。”抗战胜利后，沈钧儒始终与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沈钧儒在上海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与其保持联系，沈钧儒的秘书方学武也是共产党员。据方学武回忆：“11月中旬，组织上要我秘密护送沈老去香港，主持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中央全会。”可见，沈钧儒去香港恢复民盟总部、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共帮助下进行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提出与中共携手合作。沈钧儒、章伯钧等民盟领导人在香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积极开展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利用不同的形式呼吁广大民主人士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而在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中起到了广泛的推动作用。当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沈钧儒率先响应和拥护。1948年5月5日，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其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连发两电，分别致毛泽东与全国同胞，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与全国人民“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五五通电”之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反响空前，公开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8年6月14日，在沈钧儒的提议下，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五一口号”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始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

沈钧儒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积极入世、和而不同的行为取向，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依赖的深厚文化土壤和根基

沈钧儒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沈钧儒政治思想的根本是民本思想。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里诸如“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与“民有”“民享”十分接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补齐了传统民本思想中欠缺的“民治”部分。而沈钧儒则是一名坚定的“民治派”。从呈递《民选议院请愿书》，到倡导联省自治，从冒险组织救国会，到无畏赴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从率先响应“五一口号”，到第一批北上参与协商建国，这一系列举动的核心正是其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并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完全吻合。

沈钧儒一直秉持着儒家“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对于仕途，他的态度是但求真理不求功名，“苟有所见，亦毫不能隐忍守默，恐终于做官二字有碍耳”。对于暴政，他的态度是“主张坚决，态度和平”，“坚决，不是固执，不是刚愎，更不是偏见，而是能确切了解反对者的错误点，对于自己的主张能坚决把握其正确性”，“和平，不是示弱，不是无能的表示，而是一种正常的适当的态度”，并在“七君子事件”斗争中一直奉行。对待朋友，他直言不讳，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是救亡运动中第一份呼吁国共合作的政治宣言书，帮助中共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事件中，沈钧儒威武不能屈，以73岁高龄秘密前往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充分显示其作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确立过程中的坚定立场和历史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无数沈钧儒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以积极入世、和而不同的行为取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培育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厚的文化土壤。

沈钧儒参与新政协召开、新中国成立的协商实践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巨大效能

“五一口号”提出后，沈钧儒等人鲜明的拥共态度感染和影响了广大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也大大增强了第三方政治力量与之合作的信心。但是，具体到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人员、宗旨、内容等还多有分歧，需要政治协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安排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沈钧儒积极参与协商建国，第一批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参加了第一小组和第四小组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以领导地位自居，在代表名额分配上与民革、民盟的人数相等，与各民主党派平等合作，使沈钧儒亲身感受到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不禁感叹：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前提，各民主党派全身心地政治参与，广泛地社会整合，充分地利益表达，解决了许多难题才得以顺利诞生，这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功能。新政协会议对共同纲领、国号、国旗等进行了充分协商。在国名的讨论中，面对一些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的基础上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意见，沈钧儒从法律角度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的简称：“去此几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留着则反而不合法律观点。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小，而无载之于文件上的其他简称。”

从沈钧儒参与协商建国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有着独特的发生逻辑，其价值意蕴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南湖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