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苏州作为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的地级市，202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4.9万亿元；2026年锚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迈上5万亿元台阶。其以超大规模经济体量诠释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苏州的发展实践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协同关系。市场以要素配置激活力、以竞争机制促效率、以创新驱动增动能，政府以战略规划引方向、以制度创新优环境、以精准服务强保障，“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协同发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剖析苏州经验，对于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效市场：创新与竞争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有效市场是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在苏州，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不仅体现在要素自由流动和价格信号引导上，更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蓬勃生长、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以及产业集群的创新驱动上。

其一，市场主体蓬勃发展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民营经济是市场活力的晴雨表。2024年，苏州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产值2.31万亿元、增长8.9%，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9.3%；全年新设经营主体27.2万户，年末全市拥有企业96.2万户；以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吸引各类企业集聚，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25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创新型企业培育方面，苏州累计拥有有效高新技术企业1.74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四；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2.43万家，数量保持全国第一。2025年，苏州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1家。这些数据表明，苏州的市场机制有效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与中小企业活力遍地的良好产业生态。

其二，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是实体经济创新的血脉，苏州在科技金融融合领域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苏州模式。元禾控股作为苏州工业园区国资控股的创投企业，以开创性的“直投+母基金”模式，围绕创新企业投资、科创产业服务、科技人才引育、科技金融融合等领域，坚持市场化、专业化方式，在国资规则框架下，按市场化逻辑对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截至2026年1月底，元禾控股累计基金管理规模超1300亿元，直接投资项目超1700家次，培育上市公司121家，通过母基金投资子基金219只，95%以上资金布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元禾控股等机构的带动下，东沙湖基金小镇已入驻基金超820只、规模超4200亿元，苏州创投融资数量跃居北上深之后的全国第四城。这一实践表明，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国资引导与市场运作的有机统一，可以有效破解直接融资比重低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其三，产业集群壮大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市场竞争最终体现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苏州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创新资源集聚，形成了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6.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6.2%；其中航空航天制造业增长11.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3.0%，新动能加速释放。苏州工业园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2300家、纳米技术企业超1400家、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相关企业190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8.5%。在产学研协同方面，苏州工业园区先后引进33所中外知名高校院所和15家研发机构，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上海—苏州科技集群2023—2025年连续三年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五位，标志着苏州已从制造大市迈向创新强市。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的产业升级，正是有效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集中体现。

有为政府：顶层设计引领高质量发展方向

有为政府并非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发挥战略规划、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的关键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向引领和制度保障。苏州各级政府正是以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智慧，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

其一，战略定力与规划引领筑就发展根基。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首个合作项目，自1994年建区以来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在园区规划展示中心展出的1994年设计师手绘的金鸡湖规划效果图与30年后的实景鸟瞰图高度吻合。园区奉行“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理念，30年来道路从未“开膛破肚”，设施没有推倒重来；秉持“无规划、不开发”的刚性原则，历经数任领导班子更迭，发展方向始终如一。这种制度优势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园区在不到3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创造了累计税收超1.2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超1.2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1.7万亿美元的三个超万亿成就，连续九年取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第一名。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连续规划、长期施策的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替代的制度基础。

其二，“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降低制度成本。有为政府的核心不在于管，而在于服务。苏州连续六年入选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截至2025年10月，全市已设立110个企业综合服务中心、135个“融驿站”，实现市、县级市（区）、镇（街道）三级全覆盖。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苏州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进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全面落实涉企免罚轻罚清单，得到企业广泛好评。这些改革举措有效降低了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使苏州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竞相投资兴业的热土。

其三，政策精准供给与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苏州各级政府注重以政策“看得见的手”引导产业方向，同时通过法治手段规范市场秩序。在产业发展上，政府根据国家战略和市场趋势制定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但更多采用事前引导、事中服务、事后监管的方式，而非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决策。苏州工业园区率先实行“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机制，引入国际先进标准和专业规划师制度，确保开发建设严格按规划执行。在法治保障方面，《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2022年正式施行，为市场竞争提供了制度化、法治化的保障框架。2025年，苏州进一步推出“三百工程”——百万人才新增计划、百校千企联盟、百亿人才基金，以精准的人才政策供给为创新驱动发展集聚核心资源。政府的角色始终是铺路搭台而非越俎代庖，让企业在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中自主发展、优胜劣汰。

协同共治：苏州经验的实践启示

苏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非各自独立运行的两条平行线，而是在制度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协同治理格局。回溯苏州实践，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清晰的相互赋能逻辑。

从政府赋能市场看，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的形成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制度前提。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先规划、后建设”的科学理念，为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数字化平台“政策找企业”的精准服务和政府“免罚轻罚”的包容审慎监管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民营企业得以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创新而非应对行政审批。可以说，没有有为政府搭建的制度舞台，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便无从释放。

从市场反哺政府看，有效市场的蓬勃发展为有为政府的持续作为提供了坚实支撑。苏州工业园区累计税收超1.2万亿元的成绩，正是市场活力转化为治理能力的有力明证。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形成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也为政府研判产业趋势、制定精准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苏州营商环境政策的每一次升级都是政府在倾听市场反馈后校准施策方向的结果，体现了政府在与市场的互动中不断提升治理效能的学习能力。

由此可见，苏州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有为政府以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稳定市场预期，为有效市场的形成奠定基础；有效市场以竞争创新创造经济价值、积累治理资源，为有为政府的持续作为提供支撑。二者形成“制度供给—市场激活—价值创造—制度优化”的良性循环，这正是苏州高质量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调发力在地方实践中最为生动的诠释。苏州的发展历程深刻证明，唯有让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赋能、同向发力，才能走出一条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活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之路，为全国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苏州方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