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最热的财经话题无疑是“营改增”。一方面是由于此次税制改革涉及企业超过1000万户，影响面广；另一方面是由于此举被称为有史以来中国政府 “最大诚意”的减税计划。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减税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为什么此次改革会如此引人关注呢？这就有必要说说中国减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减的少，增的多

中国最近一轮的全面税制改革始于1994年，由于实行了分税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从1994—2003年的十年间税收收入增长了3.7倍，年均增速达到16.8%。过高的税收收入增速在21世纪初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于是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政府开始把“减税”提上议程。

从2004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在减税方面确实有一些实质性的举措，比如取消农业税、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连续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特别是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首次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新概念，并将之视为我国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

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构性减税”都是一个新词，当时被寄予了厚望。按照大家通常的理解，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强调“减税”，虽然有减有增，但落脚点在“减”，一定要从总量上削减税负水平；其次才是强调税制的结构性调整，即“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优化税制”，比如企业所得税并轨、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目、税率等。

但可能由于减税的迫切性还不够，或者政府减税的意愿还不足，虽然过去十年一直在喊要减税，但“结构性减税”实施十多年的结果却是在总量上增税。简单计算一下，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是2.42万亿(扣减出口退税)，2015年上升至11.06万亿，增长了3.57倍，增长速度几乎与1994—2003年持平。2004年的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为15.0%，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6.3%，税收收入的增度再次高于GDP的增速，个别年份税收收入的增幅甚至超过30%。也就是说，虽然从结构上来看，税收确实实现了有增有减，但从总体上来看，减的少，增的多，其结果就是宏观税负水平不降反升，这显然与大家理解的“结构性减税”的本意不符。

税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征管强化的因素，特别是过去十年中信息化管税的成效十分显著，直接导致名义税负可能变化不大，但实际税负增加明显。二是税收政策的因素，也就是出台增税政策，提高名义税负，比如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和提高消费税税率、取消部分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增加二手房交易税收、深化和扩展资源税改革等。三是部分项目费改税，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归并为税收，比如将养路费改为燃油消费税。

“不减反增”、“越喊越增”的事实直接引发了2011年开始的新一轮关于中国税负的争议。2011年8月，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2011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排名全球第二。也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税收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GDP增速的现象称为“中国税收高速增长之谜”。2014年，又有研究报告称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44%，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报告引起国家有关部门专门撰文予以反驳。但是，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从企业和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来看，需要减税已经成为社会一致的呼声。

当前：减税是不得不为的选择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下滑何时能企稳反弹，迄今仍是个未知数。一开始我们想先以投资拉动渡过难关，等外需恢复，于是就出台了“四万亿”。后来发现这不但造成投资效率低下，还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不通，于是开始转向刺激内需，结果2015年内需增长也跌入个位数，看来也不靠谱，因为内需和生产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两面，没有生产哪来的内需？最后还是回归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本来路径，提出“供给侧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虽然推进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哪一项也不能少，但哪一项也不如直接减税来的实在，哪一项也不如直接减税这样能博得民心。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还像过去一样光喊口号恐怕是不行了。一方面，政府需要顺应民心、关注民生；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需要对转型中的企业扶一把，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因此可以说，减税是当前经济形势倒逼下政府不得不为的选择。

大家常提及的案例就是美国的供给侧革命。为应对经济“滞涨”困境，里根上台后，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大幅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系列税收改革法案。1988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沿袭了里根的减税政策。结果表明，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

下定减税决心之后，就要考虑从哪里开始了。

目前来看，最大的减税效应来自于“营改增”。其实，“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初衷不是为了减税，而是为了公平税负、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促进产业升级。只是“营改增”的试点和扩围正好与中国经济的下行和转轨周期叠加，由此让“营改增”被赋予了减税的政策内涵。据国家税务总局测算，2015年前已纳入“营改增”的行业减税规模一年大约有2000亿元（包括服务业行业本身减税与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带来的其他行业减税），今年新纳入“营改增”范围的金融业、房地产、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行业的企业约1000万户，减税规模接近4000亿元，合计计算，2016年“营改增”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相当于2015年全国总税收收入的5.4%，力度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减税效应来自于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主要有两个：一是月营业额低于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缴营业税和增值税；二是年应税所得额少于30万元的小微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5%调减至10%。据测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惠及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小微企业超过3000万户，2016年的减免税额约1000亿。

第三个减税效应来自于对研发、创新投入和产业升级的支持政策。比如，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标准、对所有行业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仪器和设备以及对生物药品制造、运输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等六大行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政策等。虽然这方面的减税额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但初步估算一年大约为500亿元。

以上三方面的减税合计，2016年一年大约为7500亿元。等“营改增”顺利完成后，减并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以及适当调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也将提上议程。

未来：增税仍是大趋势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应对上述一年7500亿的减税计划，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个：一是有减税也要有增税；二是严控行政支出；三是扩大财政赤字。

结构性减税本来强调的就是要“有减有增”，所以，在实施上述减税措施的同时，政府也在其他方面实施增税政策。具体计算下来，成品油消费税上调一年增税约1500亿，香烟消费税上调一年增税约500亿，消费税扩围一年增税约100亿，资源税改革一年增税约200亿，加强股权转让和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管理一年增税500亿，行邮税调整、规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一年增税约100亿。上述减税和增税相抵，由于政策原因一年大约净减税4600亿。

剩下4600亿的税收缺口就得靠严控行政支出和扩大财政赤字来弥补了。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压缩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是严控行政支出的主要举措。另外就是要依赖财政赤字。本该于去年完工的“营改增”推迟至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去年平衡财政支出的压力太大。而今年新增财政赤字5000亿元，一方面是为“营改增”全覆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准备弹药。

对老百姓而言，当然希望减税越多越好，但对政府而言，一定要考虑减税对财政支出造成的压力。因为减税和减支是硬币的两面，减税必先减支。政府支出不减下来，全面减税无从谈起。更何况，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老百姓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刚性需求会日益增长，政府支出越来越大有其客观原因。

根据全国财政预算报告，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72万亿元，增长仅3%，如此低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属历年罕见。虽然财政赤字能给予财政支出暂时的弥补，但这种做法也不能长久，因为“欠债总是要还的”。所以说，减税注定只能是当前我国经济“三期叠加”时期阶段性的救市举措，等经济转型成功、企业活力恢复后，逐步增税仍是早晚的事。

对于财税改革，与以前结构性减税提法不同，中共十八大的定调是“稳定税负”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七项具体改革举措中，除了“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这一条外，其他六项都是增税举措。比如开征房产税、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环境税、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等，只是这些政策的推出和落实需要一个过程。基于目前的经济现状，为给经济转型腾挪时间，上述改革被推迟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未来税制改革的大趋势可以概括为三点：企业减税，个人增税；投资减税，消费增税；减间接税，增直接税。但表现在宏观税负上，增税仍将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