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意为说话做事前要多加思考、多权衡利弊得失，不应该鲁莽、冲动。这样的审慎自然有其道理，某种意义上也必要。

《论语正义》在注释《论语》时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审慎也”。也许是《论语正义》这一注释，人们以为这是孔子的思想。

其实不然。

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即季文子，执政30多年，辅佐过宣公、成公、襄公三代国君，执掌朝政、财富和统兵之权。然而，这位位高权重的上卿大夫，凡事谨小慎微，主张“三思而后行”。对此，孔子不以为然。《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意思是，没必要“三思”，“再思”就行了。

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可为孔子的“再，斯可矣”作注，他说：“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然后做出决定并立即行动。如果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其实就是“三思而行”的后遗症，结果只是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坐而论道，哪怕思考得再周密，也会堕入空谈误事。

围棋界有一句话叫“长考无好棋”。长考者，多思也。当棋盘上出现数个可计算的目数相等的着点，需要找到并确定一个新的着点，这个着点非常重要，胜败常常在此一棋。然而面对选择，长考多思者往往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所以高手说：“一着棋，若想太多，往往会入魔，走出坏棋来。”

“三思”有时确实误事。

难道“三思”只是为避免失误、防止错误？

据载，季文子虽清廉自守，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执政时期还推行利民改革，然而他却是一个精于计算和善于表现的人，以至于民不知君而只知季氏。朱熹因而说季文子是“乡愿”，极世故，精算计，“三思而后行”是为一己私利而考虑。

由此而见，孔子之所以说“再，斯可矣”，大有深意。钱穆先生注解《论语》，在这一则下就注曰：“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诚哉斯言。“多思”归根结底往往是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私利，过于算计祸福利害，优柔寡断，进而不敢勇毅前行，不敢得罪一人。结果，要么以“多思”行明哲保身之实，要么以审慎、周全的“脸面”遮掩其“多私”。常见的“考虑考虑”“研究研究”云云，便是“多思”的变异。

“走出坏棋”之类的被误之事，表面因于“多思”，其实大多缘于“多私”。事实上，多思之行，往往也“行之不远”，乃至“行之不正”。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李贽倡导“童心说”，就是期望保持“最初一念之本心”。“最初一念”的判断，往往能够对善恶美丑、是非曲直作出准确的判断，没有“多思”后的想法多多、顾虑重重，不会疑惑不定，犹豫不决。

所以说，“事有贵于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