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刘文典,学问好但生性狂傲,有人评价他“睥睨古今”,但他对陈寅恪却很服气,曾以自己惯用的“十二万分”来形容对陈寅恪的佩服。有一次跑空袭警报,刘文典想起陈寅恪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便带几个学生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在路上有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不让,大声喊道:“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先搀扶陈寅恪离开。陈寅恪在刘文典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虽然刘文典没有直接评价陈寅恪的学问,但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让人体会到陈寅恪的价值。

陈寅恪确是一位“大先生”。据陈寅恪学生刘隆凯整理的当年课堂记录,陈寅恪在考证和讲解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时,旁征博引地考证出诗中诸多的史实依据,包括诗中女主人公的生平细节都考证清楚,每一步考证皆缜密谨严,令人拍案叫绝。刘文典崇敬陈寅恪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司马迁在他的名篇《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各写过一段著名的话,内容相同,文字略有差异,兹录《报任安书》的原文如下:“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司马迁的眼里,这些在困厄中发愤而取得成就的杰出人物,皆是圣贤。

窃思在这之后,应该再续写两个人物,即“史迁宫刑,厥有《史记》;寅恪目盲,世传《别传》”。司马迁受了宫刑,强忍着奇耻大辱,写成《史记》;陈寅恪失明腿折,著成《柳如是别传》。司马迁和陈寅恪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圣贤。司马迁说,所列圣贤之所以有此作品,是因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即心中有苦闷,有解不开的结,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发愤著书。他又说,《诗经》便是圣贤们抒发悲愤之作。以此观之,司马迁的《史记》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何尝不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写出的?司马迁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陈寅恪则意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二人心中都有大苦闷,躯体都有大痛苦,却仍然孜孜矻矻,焚膏继晷,真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