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述，被普遍解读为提出了民主权利的“五权”概念。

去年“两会”，温总理提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与此相比，选举权早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此次高调纳入公民民主权利谱系，且居于首位，耐人寻味。 其中缘由，当可用选举权之重要性来解释。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这些都是无需赘言的政治常识。温总理为何强调这一常识？这固然体现了执政者对于民主普世价值的认同，但更多传达的应当是改善选举权实践生态的清晰信号。

目前，公民选举权运用最为频繁的领域是选举各级人大代表，远超许多国家的高参选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已在我国得以实现。但一些地方在高参选率掩盖下的形式主义、权力操纵等选举弊端，已经严重伤及公民的选举权利和政治热情。

这样的现状当然与选举制度不尽完善有关。从历史上看，我国公民选举权的实现程度与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行，并具体反映于选举法律的不断变动。1979年出台的《选举法》已4次修改，历经30年时光流转，渐次拓展开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选举制度空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选举法》进行了第5次修改，其核心变化是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平等性正是选举权普遍性之外的又一重要原则，至少在制度层面，这可以视为保障公民选举权、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历史拐点。

然而，对于城乡“同票同权”之类的制度变革，恐怕还不能过度乐观。与选举制度的点滴改进相比，更为紧要的也许是如何真正尊重既有的选举权制度设计，并使其在民主的轨道上真正运转起来。与保障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相比，更为迫切的也许是如何捍卫选举权的真实性、有效性。

应当看到，实践中出现的选举失真等不正常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选举权受到不当控制和压抑有关。选举制度的改革显然不足以消解这些弊端，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抛弃过度迷恋政治威权的传统治政理念，从民主政治领域撤回那只盲目干预的权力之手。

于普遍性、平等性之外，直接选举也是选举权的核心价值追求。1979年《选举法》将人大代表直选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时代标记，但30多年后的今天，尚无新的突破。公民选举权的实践，还更多局限于选举人大代表，行政、司法部门的高层官员仍由各级人大间接选举或任命。虽然间接选举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但却难以克服民意逐渐稀释、长官意志干涉、民众难以监督等弊端。由此，如何推动直接选举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扩展，以进一步激活和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应当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选项。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是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另一段重要论述。于此背景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切实保障人民选举权将成为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而且也将决定其深度、广度乃至成败。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民主的发展总是与对权利的尊重同步前进的。”基于我国的政治现实，保障人民选举权的核心就在于，进一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环境，使公民能够进一步自由行使选举权利，真实表达选举意志，并且最重要的是，对选举权的有力保障和积极行使，能让公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