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美，作为一个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似乎就是负心汉的代名词。然而细察之，在历史上确有此人。

京剧《秦香莲》中，陈世美自报家门时，称自己是“湖广均州人士”。皮明府主编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中列有“陈世美”的条目：

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今湖北均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康熙帝赏识，升为贵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学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者多，难于应付，乃嘱管家一律谢绝。有两个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士子，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以钱财相助，因遭管家回绝，顿生报复之念，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弃子之事，捏在一起加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他的第八代孙曾组织家族中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

由此可见历史上虽有陈世美其人，并无京剧《秦香莲》所演的“杀妻灭子、忘恩负义”之事。

京剧《秦香莲》又名《铡美案》，取自清代嘉庆年间的花部乱弹作品《明公断》。《明公断》的作者已不可考。其剧情大致如下：湖广均州女子秦香莲的夫君陈世美离家赴京赶考，3年未归。恰逢荒旱之年公婆双亡，秦香莲只得带着一儿一女到京城寻找陈世美。哪知陈世美已考中状元，并当上驸马。他不仅不认秦香莲，还派家将韩琪去杀妻灭子，以保自己现有的荣华富贵。韩琪心善，万般无奈之下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秦香莲母子的活命。秦香莲找到包拯诉冤，包拯顶住国太皇姑的重重压力，铡了陈世美，伸张了正义。

清代戏剧家焦循的《花部农谭》中载有《赛琵琶》一剧，演的也是这个题材。“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为陈世美弃妻事。”只是后半部分的情节有所不同，写秦香莲进京寻夫，陈世美派人杀妻弃子，秦香莲逃到三官堂神庙中自杀，得三官神传授武艺。又值当朝与西夏交战，秦香莲在边疆立下战功，回朝后被圣上封为都督，并得以亲自审讯陈世美，当面历数其罪。陈世美愧悔认罪，秦香莲念其真心悔过，最终与之团圆。

《花部农谭》中描绘了作者目睹当时舞台上演《赛琵琶》的情形：“陈囚服缧绁至，匍匐堂下，见是其故妻，惭怍无所容。妻乃数其罪，责让之，洋洋千余言。”焦循不仅抒发了观众在台下的观感，还分析了此剧演出的难度，尤其是在表现陈世美这一人物的悔过心理时，是极见演员的功力的：

此剧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凄风苦雨中，咀茶啮檗，郁抑而气不得申，忽聆此快，真久病顿苏，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琵琶记》无此也。然观此剧者，须于其极可恶处，看他原有悔心。名优演此，不难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当面诟王相、昏夜谋杀子女，未尝不自恨失足。计无可出，一时之错，遂为终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钟，发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

当然，令焦循最为称道的还是它的高台教化作用。说到中国戏曲高台教化的传统，就不能不提在情节上与此剧颇有关联的南戏《琵琶记》。

《琵琶记》是元代剧作家、诗人高则诚根据民间流传甚广的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说到《赵贞女蔡二郎》的情节时，仅用“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11个字概括，并称它为“里俗妄作”。 如果想再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可以从京剧或秦腔《小上坟》的一段柳子腔唱词中获得：

正走之间泪满腮，想起了古人蔡伯喈。他上京中去赶考，一去三载不回来。一双爹娘都饿死，五娘抱土筑坟台。坟台筑起三尺土，从空降下一面琵琶来。身背着琵琶描容相，一心上京找夫回。找到京中不相认，哭坏了赵氏女裙钗。贤德的五娘遭马践，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

剧中的蔡伯喈形象与历史上的那位著名的文学家蔡伯喈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邕性笃孝，母尝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如此养亲尽孝，却在民间被传唱成“弃亲背妇”之人，难怪徐渭有些不满。不光徐渭，就连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对此深为不满，有诗为证：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当然，高则诚也是不满于《赵贞女蔡二郎》对男主人公背亲负义的描写。这位目睹过官场黑暗的作家深知一介书生在宦海中的身不由己。尽管他还沿用了“蔡伯喈”之名，但在情节上做了很大的改动：

陈留郡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两月，遵从父命进京赶考。得中状元，被赐官留在京师。蔡伯喈念及年迈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欲辞官回家，遭到朝廷的拒绝。位高权重的牛丞相看中了蔡伯喈，通过皇帝的诏书强命她迎娶自己的女儿牛小姐。蔡伯喈身不由己，只得重婚牛府。苦苦等待中的赵五娘历尽艰辛侍奉公婆，饥荒之年，她典尽衣衫首饰，把米留给公婆，自己默默吞下糠皮。二老死后，她无钱埋葬，剪下青丝以作发送之费，幸得邻居张大公资助，以麻裙包土筑起坟台，安葬二老。为了寻找丈夫，她一路身背琵琶，弹唱乞讨，来到京城。幸遇牛小姐贤德善良，让他们夫妻二人得以重聚。于是一夫二妇回家祭扫双亲，受到皇帝的满门旌表。

这样看来，《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并非一个彻底的“负心汉”的形象。剧中有多处细节描写表现他对父母、妻子的牵挂。“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到不如尽椒水之欢，甘齑盐之分。”当他高中之后，他的心绪不仅没有本应的欢愉，反而是无尽的牵挂与惆怅：

当时轻散轻别。叹玉箫声杳，庾楼明月。一段愁烦，翻成两下悲咽。枕边万点思亲泪，伴漏声到晓方彻。锁愁眉，慵临青镜，顿添华发。

鳌头可羡，须知富贵非吾愿。雁足难凭，没个音书寄子情。田园将芜，不知松菊犹存否？光景无多，怎奈椿萱老去何？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自家为父母所强，来此赴选。谁知逗留在此，竟不能归！今又复拜皇恩，除为议郎。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欲待上表辞官，又未知圣意如何？苦！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

在高则诚的笔下，蔡伯喈是一个懦弱动摇的读书人的形象。剧本对于这一人物寄予了较多成分的同情，真实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痛苦。有关辞试、辞官、辞婚的描写，说明了他的某种挣扎与反抗；但做官、重婚的事实，也揭示了他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不肯割舍。所以充满矛盾、委曲求全是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

当然，父母双亡、夫妻离散的悲剧又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罪恶：

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似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撇漾；少什么不识字的倒得终奉养。书啊，我只为其中自有黄金屋，反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

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他方？书啊，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琵琶记》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除了对科举制度的指责以外，还表达了作者有关戏剧的社会教育职能的理解：“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自宋代以来就以说唱、戏文、院本、杂剧等各种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而男子负心戏出现在南宋的舞台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产生的基础就是当时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改善其内部结构，采取科举制选拔人才，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市民和中产阶级的子弟提供了一个晋身的机会。科举考试的成功使得当时一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此改变人生命运。而一些当朝权贵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便从这些新贵里挑选东床，婚姻成为政治联合的一种手段，因此许多读书人一旦发迹便抛家舍妻、入赘豪门，这已成为当时十分普遍的社会问题，于是妇女受到遗弃的悲剧大量产生，男子负心成为南戏谴责和揭露的对象。而高则诚虽以此为题材，但所要表现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于谴责和揭露，而是旨在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赵五娘的贤良、孝顺，牛小姐的温柔、敦厚，蔡伯喈的隐忍服从、怨而不怒，都构成了高则诚儒家伦理道德世界的重要内容。难怪后世的统治者因其思想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统治，无不对其称道有加。明太祖朱元璋云：“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

到了清代的花部乱弹作品《赛琵琶》和《明公断》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已由“蔡伯喈”变成了“陈世美”，两个陈世美的形象却有所不同。《赛琵琶》中的陈世美多少还保留着蔡伯喈身上的一些影子，抛妻弃子的行为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而陈世美的真心悔过，秦香莲的赫赫战功和公堂之上的厉声痛斥都使观众的情绪由压抑转为高涨，这使秦香莲与陈世美最终的破镜重圆成为可能。而《明公断》中的陈世美，虽几次受到妻子、儿女的感召，仍贪恋富贵荣华，拒不相认，并欲致妻儿于死地，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不难看出，《明公断》的结局似乎又回到了《赵贞女蔡二郎》的思想窠臼，民间的谴责力量由上天的报应改为清官的铡刀，这种畅快淋漓的惩罚在舞台上上演了几百年。

陈世美抛妻弃子遭到惩罚的故事不仅在京剧中流传甚广，在很多地方戏中也多有搬演，如评剧《秦香莲》、淮剧《女审》、赣剧《三官堂》、豫剧《铡美案》等等。陈世美、秦香莲、包公几乎都远远超过了戏剧形象的意义，而是具有了某种文化符号的意味，它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效应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