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巨匠钱学森享誉海内外，有很多荣誉称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01年，江泽民同志号召“向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学习”，2009年9月，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我仅从与他的一点接触中就感受到他的科学智慧和远见卓识。


钱老对我研究老年学的激励和支持


钱老和我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老海归”。在美国时，我们并不相识，他比我年长10岁，在美国时他已有相当名气，我只是个普通的留学生，他在美国西海岸，我在东海岸，但我从交通大学的同学中了解到在美国已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听到过他要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和在成行前被美国当局以他掌握国防机密为由被扣押，不能成行的事。他被扣押这件事，在当时留美的学人中引起一些波动；那时在美国留学人数比今天少得多，充其量不过数以千计。新中国成立后，党号召留美学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当年美国当局为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主要采用利诱的手段，对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生活费和允许在美国就业等；另一方面对个别掌握特殊知识、技能的学人或在某些部门工作的人明文规定不能离开美国。钱老就属于后者。当时在留美学人中响应党的号召愿意回到新中国的，都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比较进步的人士，他们都以钱老等不贪图美国优厚的待遇和富裕的生活，而宁愿艰苦奋斗为祖国服务的学长为楷模。

我是1951年夏回到北京的。钱老被扣押几年后，经过我国政府多方外交努力，直到1955年才回到北京。我对他虽然仰慕，但始终没能一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钱老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才有机会和他见面。我之所以和他结识，是因为我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一文后，收到钱老的一封亲笔信。我万万没想到，人大学报是一本纯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刊物，专业性很强，读者范围很小，而钱老是研究“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家，竟然还阅读我的论文并加以评述，我深为感动。我没有给他回信，而是利用一次常委会见面的机会，向他表示感谢，并交谈了一些观点。


钱老的信——增强我研究老年学的决心和信心


老年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在国际上也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才兴起的。人口众多是我国突出的国情；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我是在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由于工作需要，才开始专门从事现代人口学的研究。

多年人口学专业知识的研究提醒我，少生必然会加速老龄化，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因此我国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1982年，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我认为必须认真探索老年学。当时，国内认识到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的人不多，有人认为老龄化是学者杜撰，是生搬硬套的；甚至有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认为研究老年学会妨碍计划生育的开展。因此，当时研究老年学得不到有力的支持。钱老给我的信中写道“首先向您祝贺……中国亿万老年人都会要向您表示感谢！”他的信对我来说是及时雨，坚定了我在有生之年继续研究老年学的决心. 我认为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我有研究老年学的学术背景和有作为一个老年人的经验和阅历的优势，我确信老年学在21世纪是一门朝阳科学。

钱老的信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他对老年学有许多的远见卓识，源于他科学知识的深厚和学贯文理，一专多能。钱老生前和人民大学的教授、教师在很多社会科学问题上进行笔谈，特别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为此，钱老去世后，中国人民大学专门召开了一个以“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为题的讨论会，来怀念这位科学巨匠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我曾阅读过他写的关于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他关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他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融合，对我研究人口学和老年学启发最大。当代研究新兴的边缘科学，除了需要有各门社会科学知识支撑外，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也是一种客观的要求。 钱老科学知识渊博，涉猎广泛，连老龄化的著作也看过并作出评论，说明科学知识的积淀根深蒂固,，才能触类旁通。受到钱老的启发，更坚定我从自然资源、环境科学角度来研究人口学和从健康学、老年医学和心理学等来研究老年学必要性的认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积极推动老年学的多学科研究，并组织全国老年医学和社会老年学的学者，共同推动和组织了一次健康老龄化的征文比赛，为我国老年医学和社会老年学的融合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从钱老提出的老年学研究的超前观点中得到启迪


我开始研究老年学时，世界上只有发达地区才感觉到有老龄化问题。1982年，我国参加维也纳第一次老龄大会时，才开始有“老龄”这个词汇，世界上第一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著作《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后果》是1956年由联合国出版的，其主要论点是消极悲观的。1982年，联合国通过的《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的基调是被动应对。因为在二战后，人类物质生产不像今天这样丰富，科学技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对地球和人类生命认识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如今天。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能达到70岁的只有西北欧5个小国，许多多发病和常见病如小儿麻痹症、癌症等等都是让人谈虎色变，大多数人都认为逢老必衰，逢老必病。因此，对人口老龄化这新事物都十分担心。首先，想到的是补救之策。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度落后于数学、物理、化学的生物学和生命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发达地区基本上消灭了传染病，对人类衰老的过程和各种老年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万美元，人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已大大提高。上世纪80年代，人类平均寿命已提高到60岁，发达地区已达到72.3岁，已不再是“人生70古来稀”了，从这时候开始，国际老年学家对老龄化的担心有所缓解，乐观的情绪开始浮出水面，对高龄老人的起点的界定，由70岁推延到75岁到80岁，近年来许多老年学家，甚至推延到85岁，因为许多老年人到85岁都能独立生活。人类进入了长寿时代，发达地区虽然还有隐忧，但不像以前那样忧心忡忡了。反映在老龄行动计划上，1997年，在国际老年学学会布达佩斯会议上，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2002年，在马德里第二次国际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提出积极老龄化的行动计划，把“健康、保障、参与”看成是三位一体，作为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计划。这两次会议我都有幸参加了，见证了人类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的提高过程。近年来，我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心也不像开始研究老年学时那样沉重了，认识在逐步提高。但钱老在上世纪80年代，给我写信时就有这样超前的认识，让我敬佩不已。

我能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人类健康增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老龄化是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外的。人类在发展中出现人口老龄化，也必然能够在发展中解决老龄化.。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人类受老龄化折磨还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特别担心中国的未富先老，在我开始研究老年学时，认为我国缺少经济实力应对老龄化，这源于我对人类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我国在短期类摆脱老龄化冲击的信心不足(当时，我国的GDP占世界GDP1%左右,现在已占到8%—10%)，根本原因在于对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认识不如钱老乐观。


钱老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应对人口老龄化仅有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寿命延长是不够的，毕竟受到老龄化影响最大的是老年群体，将来的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占到20%—30%是很普遍的。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体现在年老体衰，收入微薄，很多人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甚至被边缘化。所以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不考虑老年人的处境。正如钱老在信中说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是老年人的乐园”，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的保证。

钱老在信中提出，我国老年学应“研究积极的一方面，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而且要使老年中国人也高高兴兴地能为祖国出力，发挥老年人所长”。从钱老的话里，看到他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中也看出他对老年人的信任和期待。人类已进入长寿时代，今天70岁的老人一般比解放前50岁的人更健康；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健康、终身教育、终身参与已是普遍的共识。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大大增加，老年人仍然能为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钱老就是一位身体力行，老有所为的楷模，在耄耋之年，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在他晚年提出大成教育思想，向国家领导人提出我国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建议，惠及子孙千秋万代。

“十二五“规划，勾勒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中国要是老年人的乐园”是可望可及的。

附：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邬沧萍教授：

首先向您祝贺！您写了一篇好文章，《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我今天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2期上读到。中国亿万老年人都会要向您表示感谢！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老年人会更多起来，老年学的研究也就更加重要。正如您说的，“根据社会需要和科技进步，开拓性地研究老年学的各分支学科，将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和发展。”

但我想现在国外讲老年学，谈消极面多，谈补救措施多。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原P．塞儿比．M．谢克特主编的老龄化的《2000年》，副标题就是“对社会的挑战”！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老龄化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现象，那我们就应研究积极的一面，不仅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而且要使老年中国人也高高兴兴地能为祖国建设出力，发挥老年人之所长。社会主义中国要是老年人的乐园！这是中国老年学研究不同与外国老年学研究的地方。

此意是否有当？请指教。

此致

敬礼！并恭贺新年!

钱学森

1987.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