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听一位退休老干部与年轻领导干部谈心，他的话耐人寻味：“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历代为官者都会铭记一些官箴。不过有些人听不进去，或不爱听。”

官箴就是为官履职的行为准则或警示之语，也是衡量为官者的道德标准。老百姓常说：看当官的良心在哪里，就看他懂不懂“知天知地知父母”。这里的父母应当有两层意思：一是生身父母；二是供给他俸禄的父母，即老百姓。如果一位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么爱民亲民就是他基本的官德。为了彰显这一官德，一些帝王为官员们推出了约束力极严的官箴，或在衙门口刻立《戒石铭》碑。

在林林总总的官箴中，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颁行的《戒石铭》最简明扼要，但非常接地气，服民心。武夷山市旧县衙的门口，1000多年前就立下了《戒石铭》碑。碑铭历经千年，却没有被毁掉，真是一个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长存下来？也许是这块碑铭的支撑点与民意民心牢固地凝聚在一起吧。

说起《戒石铭》，它还有一段历史。

五代十国时，后蜀孟昶为了加强吏治，对大臣们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孟昶作为一国之君，能说出这番话来，多少也体现了他的一点“权力文明”意识，当然也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将孟昶俘虏后，这句出自降君的话，对他也有了灵魂的触动。他下旨叫人刻石立碑，一面刻着“公生明”三字，一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赵匡胤说，“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随即让人立于官署，成了警示官员们的戒石铭。如今在武夷山市文庙遗址前，还立着《戒石铭》碑。

孟昶在位时并不太关心国事，政治几乎荒废，只知道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与最宠爱的贵妃花蕊夫人形影相随。为迎合花蕊夫人，他劳民伤财大种牡丹花。他自己日夜流连牡丹花下，同时还召集群臣，开筵大赏牡丹。成为阶下囚的孟昶，会不会因为重蹈了三国降君阿斗“乐不思蜀”的历史覆辙而感到汗颜呢？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继位，为了警示后人不忘前车之鉴，赵光义刻了25块《戒石铭》碑分置全国各府，作为地方官吏之戒。到了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南道之上，都将《戒石铭》镌刻在石碑上。

其实，这《戒石铭》讲的是官与民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讲领导权力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的关系。用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各级官员不能忘掉自己所享有的俸禄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的血汗这一基本事实，如果认为老百姓好欺负，天理也难容这样的官员。什么是俸禄呢？用孟昶的比喻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挑明了权力责任与待遇之间的关系。“下民易虐”也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历朝历代，老百姓总是处于弱势群体之列，逆来顺受又是老百姓脆弱的表现。如果说“上天难欺”是讲官吏们多行不义必将遭到应有的惩罚的话，那么他们为官一任，就要老老实实造福一方了。“上天”应当象征真理、法理，是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这句话犹如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一把剑：监察你守规守矩，知方知圆，并且记住欺压百姓是天理难容的。

那么，封建社会的一些官吏是如何看待俸禄的呢？唐代诗人杜荀鹤在《自叙》诗中写道：“宁为宇宙闲吟客，怕做乾坤窃禄人。”不想让庸碌无为来玷污自己的人格。杜甫家居江村时，也写诗叹道：“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可见杜甫对生活欲求不高，乡亲们能确保供他一家吃的食粮就知足了。韦应物在《寄李儋元锡》一诗中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反映了他作为一方官吏应具备的权力责任意识：如果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即使你的俸禄不缺，心里也惭愧呀！白居易更有深刻的反思：“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拿了人民的血汗钱，白居易也因为功微绩薄而自责。在另一首诗中，他又是这样诚挚地道出心声：“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要当一个被老百姓赞美的好官，就要有民本意识，还要从历代官箴中汲取精华。只有像杜荀鹤、韦应物、白居易等官吏一样，走进民间，同甘共苦，《戒石铭》的要义才能与履职尽责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