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少年强则国强”，百余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即道出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重要关联。少年儿童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全面的保护、塑造健全的人格，关乎其终生发展，更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面对当下快速发展、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如何为孩子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笔谈，从网络保护、反家庭暴力、留守儿童、戏剧教育、心理健康等多个视角展开深入探讨，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六问”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当今全球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热门话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建言献策，社会各界也都非常关注。但是，针对诸如互联网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的影响、什么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如何更好地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等基础问题，许多人似乎并没有清晰的理解。在没有对基础问题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出了不同的立法政策建议，以至于建议经常是零散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要更好推动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首先需要认真思考、研究六个基础问题。
什么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2019年3月26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向社会发布《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69亿人，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人口57.7%的互联网普及率。其所表明的基本趋势是，几乎所有未成年人都难以回避互联网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扮演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角色。互联网是人际交往平台，这涉及欺凌、色诱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也是媒介平台，这涉及暴力、色情等危害未成年人成长的垃圾信息问题；互联网还是消费平台，这涉及未成年人财产权益保护问题；互联网更是娱乐平台，这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成瘾问题；等等。今后，在网络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将会更加广泛、复杂，其背后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将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科学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设专章来规范当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关键问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公众从自身经验及兴趣出发，往往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个别问题，比如很多人关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其实只是网络游戏成瘾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法律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如何全面理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抓住本质，纲举目张，制定有效法律政策以引领这项事业健康发展，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讨论、长期研究的。
互联网对未成年人利大还是弊大？
互联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成年社会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基本态度以及网络治理的方法策略。
未成年人属于网络世界的原住民，网络可以满足他们学习、娱乐、交友、自我展示等多种需求：网上培训、课程学习和线上交流指导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获取知识的途径；网络改变了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他们会运用非线性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并通过网状的联系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能力得到加强；网络改变了传统的交易和交流模式，未成年人足不出户就与世界建立了快捷联系，观察世界、对外沟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未成年人可以放下顾虑，向网友倾诉心事，而不必面对与父母师长沟通时的压力与障碍……这是互联网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一面。
与此同时，网络带给未成年人的伤害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甚至有家长无奈地发出“网络毁了一代人”的感慨。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对网络风险的防御能力不足，面对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网络成瘾、比传统性侵行为更为隐蔽的网络性侵、形式复杂的网络欺凌、不理智的网络消费和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大量有害信息等，他们更易受到伤害。
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是“堵”还是“疏”？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青联界别建议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新闻被媒体广泛报道。这一倾向于“堵”的建议几乎得到网友一边倒的支持，央视新闻以《这个行业禁止未成年人“涉足”？网友一致说好！》为题发布微博、微信，并称“这一次网友意见很一致”。
在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政策讨论中，有很多严苛的禁止性规定。我一直在思考，这些禁止条款都是必要的吗？有了这些禁止条款，就能实现我们最初的立法目标吗？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可回避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迅速实现互联网化，未来一代的生活和工作都将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孩子是否具备健康的网络素养，不仅影响着他们将来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堵”，通过各种措施隔离孩子与网络，必将限制孩子们网络素养的培养，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与孩子相关的问题，没有孩子的参与是难以很好解决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当前法律政策制定者、企业、家长和学校都有很多热烈的讨论。但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声音被忽视了。未成年人参与这个过程的讨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最终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法律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倾听父母的声音，也要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在这个问题上，父母和孩子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在不同主体及不同声音之间寻求平衡，以找到更为科学的解决思路。
如何平衡未成年人的身份确认和隐私保护？
2018年，脸书“数据门”事件引发全球热议，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一时成为热点。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过程中，我国当前法律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未成年人的身份，在此基础上强化对其的特殊保护，人脸识别、指纹登录、身份信息等都是必备手段。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第22条规定，“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以下称‘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有效识别未成年人用户，并妥善保存用户注册信息。国家鼓励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开发网络游戏产品年龄认证和识别系统软件”。问题是，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身份，未成年人的大量个人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被网络公司收集，那么如何保障这些信息不被滥用和泄露？换句话说，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收集的过程是否就是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是否埋下了导致未成年人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的隐患？在互联网公司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成年人的信息可能被外国公司轻易收集，这是否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又一重大风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法图玛塔·恩达耶女士曾说，未成年人在网上留下的“数字足迹”可能会面临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的风险，但是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往往无法完全理解，也不能做出有效应对。当前，对于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隐患的担忧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议题，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然出台。与国际趋势相呼应，我国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也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合规实践的焦点，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出台和完善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如何在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过程中有效保护其隐私权？如果必须实现对未成年人的身份确认，那么如何寻求其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将是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难点之一。
如何平衡政府、企业、家庭、学校各方的责任？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不能单靠政府、企业、家庭、学校中的任何一方来完成，多方共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如何平衡各方的责任？哪一方所占权重更大？
政府希望通过推动立法、制定政策督促企业承担更多责任，也希望家长、学校有效发挥作用；越来越多企业在承诺自身要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也希望政府、家长、学校积极履责，比如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就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风险识别“适龄提示”制度和“全民网络素养”规划等；面对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的孩子，很多父母手足无措，纷纷呼吁国家要立法、企业要担责，比如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致信全国人大，希望立法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在这样一项全新、复杂、艰巨的挑战面前，每一方都希望其他几方能发挥更大作用。但如何平衡各方的主要职责？如何有效发挥各方的正面作用，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或许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讨论和博弈的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回应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契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企业、家长和学校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责：政府要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政策并监督落实；企业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平台要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健全平台基础上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父母要学习更多家庭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积极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教育、保护好未成年人；学校应开设专门的课程，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如何平衡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未成年人保护的关系？
互联网虽为虚拟社会，却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因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不仅是网络问题，还涉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当前，我国现实世界中未成年人保护基础还很薄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更将面临复杂、艰难的局面。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互联网有着密切关联。一位研究者分析当地法院五年内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得出结论，七成未成年人犯罪与网吧有关，网络正在成为毒害未成年人的“电子海洛因”，网吧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罪恶源地，应引起有关部门和学校、家长的高度重视。更有研究认为，八成甚至九成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源于互联网的影响。然而，现实世界未成年人犯罪与互联网的关系真的如此简单吗？
必须强调，虽然我们日益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但未成年人网络问题归根结蒂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比如大家都高度关注的网络成瘾问题。孩子如果不上网，现实世界又有哪些可供孩子玩耍的地方呢？每到暑期，都会发生孩子游泳溺亡的事故，尽管我们总在强调安全以及父母的管理，但炎热盛夏，不让孩子去游泳，孩子又该去哪里玩耍呢？城市里高楼林立、道路纵横，除了十分稀少还多数禁止踩踏的绿地，哪里有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空间呢？在城市规划中，又为孩子们建设了多少能够玩耍、嬉戏的公共场所呢？既然室外玩耍要面临溺亡、交通事故等危险，那就去玩网络游戏吧。由此看来，这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所在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援助过的10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70%的涉罪未成年人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些甚至没能小学毕业，这些孩子流落到社会上，缺少父母管教、学校教育，滋生了不良行为，乃至触犯法律。他们的堕落又岂能简单归因于受到网络的影响？
所以，网络只是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一个问题，也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大问题，但绝不是所有问题的症结。将现实社会的未成年人问题都归咎于互联网，不仅是草率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离不开现实世界的努力，只有全面构建现实世界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网络保护制度的发展。
互联网发展非常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在上述六个问题中，有些可能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深入的研究仍然不足。希望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搭建起一条安全的网络高速路。
别让孩子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成长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张雪梅
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家庭暴力的隐蔽性，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一直是难以防治的社会问题，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长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不久前，一则“三岁童模被母亲踢踹”的视频登上“热搜”榜，引发各方对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激烈讨论。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定义、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给予特殊保护，对防治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打不成器”等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于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仍有相当程度的容忍，甚至是鼓励和支持。因此，此种暴力不仅难以发现，还存在一些预防和干预的障碍。
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现状
我国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一般为针对身体的虐待、殴打等伤害行为，这与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有偏差，国际社会认为家庭暴力应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忽视。在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多种暴力形式并存，主要的类型有以下几种：殴打、虐待、遗弃、暴力伤害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暴力管教的体罚行为；侮辱、诽谤、歧视、恐吓、贬损等精神暴力行为；强奸、猥亵等性侵害行为，包括有身体接触的性侵害和非身体接触的性侵害；强迫未成年人承担其年龄、身体不适应的活动、劳动等；其他身体、精神方面的损害行为。
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会直接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侵犯其生命权和发展权，影响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家庭暴力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大脑过度且反复出现应激反应，对其身体发育和身体机能造成损害。更为严重的是，家庭暴力会危及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及性格养成，影响其智力、认知和终生社会能力的发展。科学研究表明，未成年人遭受暴力与成年期发生的暴力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并非个别现象。由于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父母使用暴力方式管教孩子的意识根深蒂固，很多父母认为轻微的打骂行为不是暴力。还有的父母出于虐待、遗弃、残害等动机对孩子实施严重家庭暴力。据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我国家庭中暴力对待儿童的状况比较普遍，33.5%的女童和52.9%的男童在近一年遭受过父母的体罚。笔者对2008—2013年六年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从案件原因上看，25.82%的案件是由于家庭矛盾家长拿孩子撒气或报复，11.05%的案件是父母暴力管教孩子，其他原因还包括父母品行不良、精神心理异常、生活压力大等原因；从案件类型上看，13.2%的案件是遗弃，9.61%的案件是家庭性侵害；从伤害后果上看，暴力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的有359例，超过了案件总数的一半。
针对未成年人的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2006年联合国进行了一次针对儿童暴力的全球性研究，发布了针对儿童暴力的全球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全球80%—90%的儿童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这其中有1/3甚至更多的儿童经历了非常严酷的体罚。据201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针对儿童保护的研究报告《熟悉的面孔》显示：全球2—4岁儿童中，有3/4（约3亿人）曾遭受家中养护人的情感暴力或体罚，全球每七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因遭受暴力侵害而死亡。
我国的立法进步与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体现在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虐待、性侵害等暴力伤害方面。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四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的追诉程序和虐待主体进行了调整，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2017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民法总则，完善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和对监护侵害的干预措施；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程序；等等。
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针对未成年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措施方面，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紧急安置制度、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等，强化了家庭暴力的预防、发现、报告、干预和处置。
对于实践中普遍多发的暴力管教现象，反家庭暴力法以专门条款的形式作出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这对于转变家长的传统教育观念具有积极意义。不论是南京养父母虐童案，还是不久前备受关注的“童模”被妈妈踢踹案，这一系列暴力管教的警示意义都值得社会反思。在长期形成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暴力管教现象正式进入立法视野，也正是转变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的契机。
实践中的问题与建议
尽管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在传统观念的转变、法律的宣传和落实等方面仍存在很多挑战。相关法律政策在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干预制度方面缺少细化规定、具体程序、要求和标准，致使法律在实施中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问题。例如，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和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全面，对忽视与疏忽照料未成年人、拒不履行抚养监护职责等行为缺少积极关注，缺乏鼓励和保障具有强制报告义务者积极报告家庭暴力行为方面的细则，对于如何提高告诫、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撤销监护人资格等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措施的可操作性、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实践难题仍无明确的答案。为此，笔者建议：
加强宣传与倡导，转变社会观念。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革新很快，但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这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与教育。负有宣传、文化、普法等职责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新法新规的宣传和倡导，相关部门加强业务培训和落实，引导社会大众、基层群众组织和儿童保护工作人员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人权利观念的认知，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文明、法治的社会环境。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政策体系化建设。针对法律政策实施中仍然存在的难点问题，建议继续完善立法，加强法律制定的体系化建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等各分编正在制定过程中，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正在修订中，建议这几部法律加强交流与衔接，以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具体而言，建议对体罚、暴力、虐待等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增强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发挥基层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的预防作用和专业服务作用，细化公安、民政、司法等部门的处置流程，建立跨部门多专业合作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建立健全监护支持和帮助体系，预防家庭暴力风险。针对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特点和原因，建议在预防制度中，重视完善政府和社会对家庭监护的支持和帮助措施，如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家庭关系指导、行为矫治、评估帮扶、心理疏导、生活帮助等服务，这是提升家庭监护教育能力、从根源上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风险的关键。
探索完善监护干预体系，力求干预措施多样化。在对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行为的干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原则必须贯穿案件办理的始终。从未成年人保护实践经验看，目前的告诫、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干预措施还难以发挥及时有效的作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司法干预措施也过于单一。因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等法律制定中需进一步探索更有效的处置方法和干预措施，如对父母的监护支持服务、亲职教育、行为矫正等。
大力发展专业社会服务体系，完善救助服务机制。儿童保护和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很多环节是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可以参与的，需要专业性社会组织与妇联、公检法司、民政、教育等多部门合力，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集预防、评估、处置、服务为一体的跨部门、多专业合作工作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支持和培育专业社会力量的发展，尽快建立“一站式”家庭暴力服务中心，形成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庇护安置、生活救助、法律援助、教育帮助等综合一体化服务模式。
让留守儿童心灵不再“留守”
人民政协网副总编辑 解艳华
一直以来，由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热点问题频见报端，这个群体也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不可言说之痛”。最近，笔者看到一个数字，据民政部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而此前，常被引用的官方数据是2010年左右公布的6000多万人。从6000多万到600多万，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留守儿童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尤其对于长大的留守儿童来说，曾经留守的经历给他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当留守儿童长大之后
前一段时间，几起网约车司机杀人案件让人扼腕叹息。在调查中人们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有一个相似的背景，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留守儿童。20世纪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迄今已长大成人，有关研究显示，童年有过无父母陪伴经历的人约占同龄人口的1/5。这个群体中相当比例的人因此留下心理阴影。这是整个社会的隐疾，其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中国统计》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留守儿童综合征”的概念。该综合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性格孤僻、脆弱”“道德真空”等。这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测的后果，现实中很多留守儿童长大之后，不仅遭遇危险，也在制造危险。不久前，笔者就留守儿童问题到河南省辉县市进行了采访，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些留守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在家不是‘小皇帝’就是‘小公主’，只要孩子张口，父母就会用钱来打发他们。随着逐渐长大，家长一旦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或者断绝了他们的钱财，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就会极不平衡，有的甚至会做出过激行为。他们抗打击、抗挫折能力很差，甚至会自残、自杀。我遇到过几个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孩子，他们在小学时期就出现了自残行为。”河南省辉县市拍石头乡中心小学校长张锦文告诉笔者，留守儿童从小得不到父母和社会的关爱，不能把心思集中到学习上，极易产生厌学情绪，导致不想学、不愿学。长大后因为性格孤僻，想法偏激，不善交际，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容易导致心理不平衡，对身边的人、对社会处处不满，危害很大。
张锦文讲述了一则案例：“我的一个学生非常聪明，从小父母离异，且双亲都外出打工，家庭非常贫穷，我曾个人资助并号召全班为他捐款。”孩子得到爱心资助后，学习非常用功，五年级上完直接跳级上了初中，四年前又考上了浙江大学。但在大学的几年里因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毕业。“我想这个学生之所以没有从浙大毕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儿童时期的留守经历形成的心理障碍。”
更让人担忧的是，“留守二代”也已出现，这意味着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可能形成代际传递。“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该反哺的时候不反哺，这必将埋下更大后患”，笔者采访的多名专家这样警告。
给留守儿童找一个“家”
留守儿童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农村学校工作的重点。如何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教育？
以往每到寒暑假，农村留守儿童往往散落在社会上，缺乏关爱和监管。如今，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行动，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精神上的帮助。
以河南省辉县市为例，当地留守儿童在校寄宿的比较多。嬉笑玩乐是孩子们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辉县各学校充分利用校本资源，挖掘地域素材，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通过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读书沙龙等形式引导学生多读书；通过打造社团活动，开设各种兴趣小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学校广播、收看新闻、看动画片等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
张锦文介绍，他所在的拍石头乡中心小学，每两周开展一次校外实践活动，通过重走长征路、烈士陵园扫墓等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加学生校外活动时间；南村镇利用课余时间成立兴趣活动小组，开设二胡、葫芦丝等传统乐器兴趣班。全市寄宿制学校都在想方设法开展特色活动，以此丰富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
福建省2018年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办法，实施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程，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厅级联席会议制度。截至2018年年底，福建全省4.78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全部落实监护责任，实行实名登记制，以加强动态管理。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助理秘书长秦伟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15年年底联合公益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爱心企业，推出了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妈妈”项目，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网络，保障留守儿童权益，探索留守儿童福利保障的有效途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秦伟说，“童伴妈妈”项目通过搭建项目体系，形成筹款、培训、项目、倡导“四位一体”的有效模式。项目培育“乡村赤脚社工”（“童伴妈妈”），将儿童福利递送至“最后一公里”；依托童伴之家，为农村儿童提供参与和发展的机会；编织三级网络，推动落实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形成PPP模式，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建立多元化为主体的工作合作机制等。这些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如前所述，近几年来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在不断减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实施，各地大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这些举措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此外，各地还紧紧抓住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加强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宣传引导，部分父母或父母一方为了孩子也主动返乡与子女共同生活，这也进一步减少了儿童留守现象。与此同时，如何为目前尚存的6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精准的帮扶与关爱，是社会各层面都要思考的问题。
张锦文认为：“一个人如果心理健康，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40余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让我充分认识到，心理课甚至比语、数、外等课程更重要。教育部门应设立心理课，配备相应的心理教师。这不仅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不能让个别心理不健康的留守儿童在长大成人后祸害家庭、危害社会。”
笔者在走访多所乡村学校时发现，庞大的寄宿生群体多是留守儿童。在笔者看来，对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地区，应加大寄宿制中心学校建设，尽量让留守儿童住在学校。特别是在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乡镇，应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提高老师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开展“代理妈妈”“代理家长”等活动,通过志愿服务帮助留守儿童重新体会亲情的温暖。
过去，我们往往笼统地把农村留守儿童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采用“大水漫灌”式帮扶，存在一定的模糊化、碎片化倾向。如今，民政部门已经进行了细致的摸底工作，掌握了更详尽的情况，为下一步根据留守儿童的不同特征给予“精准关爱”，实施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奠定了基础，使实现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精准扶贫成为可能。对此，首先要聚焦目标群体，加强对留守儿童中高危群体的“精准关爱”，如从提高留守儿童学习适应性的角度看，男孩和初中生是两个重要的目标群体；其次是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聚合机制，避免各类关爱活动的碎片化；再次是强化家长关爱能力建设，将交流互动与作业监管作为家庭教育的关键要素。应运用法律、行政、财政等手段，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关爱服务网络。
除此之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优质社会托管机构，为家庭提供多元化选择。加大国家财政对寄宿制学校的支持力度，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保障。社会托管机构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不同价格的多样化服务，逐步形成政府投入和民间参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农村儿童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我们在享受无数农民工背井离乡所换来的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应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戏剧教育的力量
亚洲儿童青少年艺术节与戏剧联盟副主席臧宁贝
20世纪初期，英国教师芬蕾·琼森首创课程戏剧化教学。“课程戏剧化教学”是指将戏剧或剧场的方法融入到学科教学的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以戏剧的方式进行实践、创作并参与教学，以跨界的方式体现学科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988年，江苏省南通市一位中学教师在语文课上以课本剧的形式进行教学，这可以看作以戏剧为手段、以教育为目的的戏剧教育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发端。
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该文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开设音乐、美术课程的基础上，有条件的要增设舞蹈、戏剧、戏曲等地方课程”。这为戏剧教育在国内的发展推波助澜。戏剧教育的校园化终于在全国拉开了帷幕，北京、上海等地纷纷试行，上海戏剧学院闵行附属学校更是将戏剧作为校本课程，保证每个孩子每周都有一堂戏剧课。
戏剧教育属于艺术教育范畴，对孩子的审美、认知和心智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作为一种素质教育，戏剧教育注重开发人性，其本意是让人在艺术的陶冶中更快乐，更接近人的本质。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艺术教育，孩子们不仅能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且会在思想感情、理想追求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生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湖水的倒影里/映出红的花呀/映出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这首中国儿歌，家喻户晓。歌里唱出了孩提时代的两个显著特征：一为童心，孩子的春天是湖水里的倒影，充满着想象空间；二为童趣，花鸟虫鱼都是孩子的兴趣，这是对大自然的向往。我一直认为这是戏剧教育从业人员工作的两个基本点。童心是天性使然，童趣是创意思维，二者相得益彰，赋予童年时光最美丽的风景。
从幼儿时期起，戏剧的种子就在孩子们的心里开始萌发，最基本的形态就表现为模仿。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譬如，玩“过家家”是大部分孩子都有的成长经历，也是孩子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其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既涵盖了戏剧的原始因素，也包括了艺术的萌芽。诸如“医生看病”游戏的角色扮演，“空杯喝水”动作的肢体模仿等，这些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天生就会的。儿童教育专家张金梅认为，儿童在戏剧性的游戏中是“三位一体”的，即集导演、演员和编剧三个角色于一身。在进入戏剧性游戏之前，儿童往往会和玩伴一起商量“玩什么”“怎么玩”“用什么玩”之类的问题，从戏剧的角度分析，儿童是在进行文本创作、角色分配、道具设定以及整体编排，完成一出浑然天成且无师自通的“情景戏剧”。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因势利导，让他们尽可能发挥想象，创作出属于他们的“游戏人生”。
《山顶洞人》是一出由孩子们演出的戏剧，也是戏剧教育的经典案例。如果只是以课堂宣讲或是看图说话的方式讲解，很难让孩子们了解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不如让他们按自己的理解排演成剧，在参与和互动中获得知识和感受。可以鼓励孩子们利用废旧物品自制弓箭模仿远古人的狩猎，制作兽皮衣服以御寒，钻木取火以了解火源的获得方法，等等。如此，既让孩子们感同身受，也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且令他们记忆深刻。或许他们制作的道具简单粗糙，或许他们的表演看起来十分稚嫩，但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舞台上尽可能地发挥想象，表达自己。我们无须对孩子们的表演作出规范化的指导，而是要让他们在作品里体现出真诚的童心和天真的童趣，此为戏剧教育方法之原则。
上海市每年都举办学生戏剧节，曾有一部获奖作品《记忆馒头》，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是儿童在小学时期成长和建立创意思维模式的戏剧教育案例。在所有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永远都应当是“supporting”（支持）的角色，而非“teaching”（教学）。开始教师先做调研，问孩子们最喜欢什么，可能很多孩子都会说“喜欢放假”，不去上学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随后教师继续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有孩子提出，他每天早餐都吃馒头，如果馒头里有知识，就可以通过吃馒头来学习，每天吃一个，就不用天天上学了。这是一个奇思妙想的点子，却也是一个不劳而获的歪点子。我们不可以阻止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但要想办法把这个歪点子变成金点子。教师一方面要教导孩子通过劳动去获得的观念，另一方面则要启发孩子思考这个记忆馒头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用途。于是，另一个学生提出，他的爷爷患有老年痴呆症，大部分记忆力丧失，记忆馒头或许可以给他爷爷治病。至此，一个科幻故事的框架形成了。教师继续启发，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不仅有记忆馒头，还应该有更多的发明。然后更多的孩子贡献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想法。比如“空调雨衣”，这件雨衣一样的衣服里面有空调，穿上它就再也不怕夏天的酷暑了；比如“登月单车”，骑上这样的单车可以去月宫，品尝吴刚的桂花美酒……一部科幻大戏的脉络逐步显现，内容全部由孩子执笔，教师只是适时推波助澜而已。最后再稍加归纳，组织排练，服装、道具、音响、舞美等各司其职，一出由孩子们主创的《记忆馒头》就这样粉墨登场……
韩国有一部儿童剧叫《天下无屁》，是说生理现象的。熟悉孩子的人一定知道，屎尿屁是他们的开心之源。这部戏告诉孩子，放屁是人类正常的生理现象，无须藏着憋着。不过，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很难看到，在题材的创作上，我们不是单一乏味，就是一哄而起。全国到处都在上演《白雪公主》，要么就是各种版本的《小王子》，还有就是各种动物明星的故事，今天是欢乐的猪去探险，明天是伤心的熊被整蛊。我们什么时候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故事？此外，我们在很多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如对挫折教育的忽视、父性教育的缺失、性教育的禁忌……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30多年前看过的捷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我依然愿意陪伴孩子一起观看那时的经典国产动画片《天书奇谭》，我依然能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儿童戏剧里的口诀“马兰花啊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然而，等现在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还能记得起什么呢？还能有一休、阿童木、阿凡提这样鲜活的人物吗？对于时下动画片里狼先生总是被老婆用平底锅暴打的场景，我不愿置评。
戏剧教育并不应只停留在艺术教育的层面上，而应是一种全新的学习和认知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戏剧的重要作用在于启发少年儿童成长，发掘其自身潜力，从而使得学生处于主动认知的学习状态。同时，戏剧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想象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方面，具有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教育所不能比拟的长处。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在参观该馆时，遇到一群孩子，他们对史料只是匆匆一瞥，一路无所顾忌地嬉笑着，无视馆内的肃穆和庄严。或许，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英烈们离开他们太遥远了。究竟应如何警示年幼的他们，倾诉我们曾经的屈辱，以回望历史汲取力量？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经过主创团队的集思广益，我们决定让孩子们走进历史，还原那段苦难的岁月，由静而观之变为感同身受。于是，一部以环境戏剧为核心，以浸入体验为主要形式，再辅以现实主义场景的博物馆教育戏剧《四行仓库》由此诞生。首演当天，人头攒动，50位初中学生恍若穿梭时光，往昔近在咫尺，与抗日勇士们面对面。他们在线索中寻找历史节点，在“母亲”的祈盼中落泪，在与“陈树生”的交谈中思考民族大义，在“孤军营”体会英雄之不朽，林林总总，在他们心头刻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过往。在纪念馆有限的空间里，他们以体验替代浏览，以直面历史撞击心扉，脚步行处不再是闲庭信步，却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015年意大利曼托瓦国际儿童戏剧节上，一部来自西班牙的儿童戏剧《空中骑士》堪称戏剧教育精品。在剧中，演员把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放倒在地，所有人进入充了气的气球里面观看，演员在气球里演绎宇宙飞船的故事，里面有太空知识、宇宙奥秘等，令人身临其境，大人和孩子都兴奋异常，有位老人还和孩子们一起挥手高歌。这奇思妙想的氛围所产生的妙不可言的童趣意味，激发了在座的每一位父母甚至老人的童心。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天真的孩子。看着热气球里的孩子和家长的雀跃和兴奋，时间似乎凝结在那一瞬间，不分语言，不分国界，不分种族。
我常常想，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不仅是好看的戏剧，更重要的是一颗为了孩子的真诚的心。我始终认为戏剧教育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让孩子们感受无处不在的生活、自然和人性之美，并通过戏剧去发现和创造美。我衷心期盼戏剧作为一种表现和交流的学习媒介,最终能够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领域,从而真正实现对“人”的塑造。
我的脑海里常常有这样一幅画面：“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就是孩子的春天！
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自己的“放映厅”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心理教师 陈开航
“996”工作制是近来很热门的话题，许多媒体都在讨论成年人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但过劳的仅仅是成年人吗？据我所知，许多小学生的学习时间已经达到了“797”，比“996”更夸张。
以我所知道的某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时间表为例：周一晚上游泳课，周二晚上作文课，周三晚上编程课，周四晚上奥数课，周五晚上篮球课，周六上午英语阅读课，周六下午中文古文课，周六晚上写学校作业，周日上午小提琴课，周日下午英语口语课。如此算下来，只剩下周日晚上是没有安排的，但据这个学生说，其实周日晚上他也经常要写课外班作业。每天晚上上完课外班到家，经常已是八九点了，他还要抓紧时间完成学校的作业，睡觉时往往已经是晚上11点了。很多时候，他只能在爸爸妈妈送他上课外班的车上狼吞虎咽地吃晚饭。忙碌和睡觉不足成了这个孩子生活的主题。
我的小学时光也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是20年前的事了。虽然当时我的课外辅导班没有多到这个程度，但也是有每周一次的英语课和奥数课的。比起我上学的时候，现在学生的辅导班更加多样化，除了各个主要学科的辅导班，还多了体育和艺术的专业学习。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所谓素质教育，却引发了家长们的全面焦虑。此前我们一直批评的单一成绩评价标准的弊端，如今被扩展到了艺术和体育等方面，孩子要面对的比较和评价更多了，被要求去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间也更多了。
我曾和那个孩子的妈妈聊过孩子的时间表过于紧张的问题。这位妈妈也是一脸委屈：“老师，我们家孩子的课外班不算多，你看看他们班其他同学，哪个不是各种班，我家孩子如果不上就会被落下。我之前就是没给他报班，结果到了高年级，我孩子成了‘学渣’了，这哪行啊！我都觉得给他报班报得太晚了。其他孩子至少都会钢琴和另外一样乐器，我家孩子钢琴还弹得不怎么样。现在男孩子都爱打篮球，我家孩子身高跟不上，打球时别的孩子不带他玩，我最近还想着得给他报个篮球班，用技术弥补一下身高的不足。”听完家长的话，我都跟着焦虑。的确，在这样的全面比较之下，家长们除了焦虑学习成绩之外，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也成为家长焦虑的来源。可这样的焦虑导致孩子们的生活完全被结构化了，每一段时间都必须学点什么，都必须有点长进。在一些家长看来，那些无目的性的游戏和玩耍都是玩物丧志。长此以往，学习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变成了任务，变成了没意思的事情，孩子们对于知识本身的好奇也就慢慢被消磨了。
游戏是儿童的本能。发展心理学的很多观点也支持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安妮塔·伍尔福克在她的《教育心理学》中援引一系列科学研究结果，说明游戏对于儿童的重要意义。“美国科学院在2017年宣称游戏对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认知、生理、社会性和情感等方面的健康。还有一些神经系统学家认为游戏有助于儿童时期大脑的突触‘修剪’过程。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游戏能让儿童安全地体验，进而了解周围的环境、尝试新行为、解决问题以及适应新环境。”蒙台梭利曾经说：“游戏就是儿童的工作。”游戏可以促进儿童大脑、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在游戏中，儿童学习合作、理解什么是公平、和其他人协商、体验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也能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成功和失败。这些都是没有目的性的，尽管没有孩子能够在45分钟的游戏时间之后回答出他学到了什么，可这不代表这些游戏时间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意义。
在美国求学期间，我选修了小学教育系的绘本课程，我们的老师是儿童绘本方面的资深教授，她特别和我聊了对中国绘本的看法。在她看来，很多中国家长都把绘本作为识字的工具，可没有字的绘本也有其益处，并非每读完一本绘本都要问孩子从中学会了什么道理，或者认识了几个生词。回国工作之后，我总建议家长们不要购买有拼音的绘本，因为这些拼音会把孩子和家长的注意力从绘本故事的趣味性探索转移到识字这个任务性工作中来。当我向他们推荐一本绘本时，我更希望他们享受亲子时间，而不是把共读绘本变成另一个进行中文教育的时间。学习自有学习的时间，但是无目的性的亲子时间才是很多家庭真正缺少的。
家长在和学校的外教交流时，多数会问老师“孩子什么时候背单词”。家长们认为英语单词是需要按词汇表一个个背诵的；但是在外教们看来，英语单词是在阅读和学习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不需要按照词汇表刻意背诵。可是，外教老师们这样的回答往往会让家长陷入焦虑，产生疑问，“那么孩子学会了什么呢？”我能理解“学会了什么”对于家长的重要性，但是也衷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一些对孩子学习量化目标的执着，如此才能看到更长远的图景。
“成长型思维”是近些年心理学界最热门的概念之一。提出这个概念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实验人员先让参加实验的小学生们做一项测试，之后将学生们分为三组，分别给予不同的反馈。第一组学生得到的反馈是：“哇，你得到了很好的分数，你好聪明，好有天赋呀！”第二组学生得到的反馈是：“哇，你得到了很好的分数，你一定很努力刻苦吧！”第三组是对照组，学生得到的反馈是：“哇，你得到了很好的分数。”在这之后，实验人员让三组学生分别从三个不同任务中挑选一个来做。第一个任务很困难，能让学生学到新东西，但过程中可能会犯错。第二个任务是学生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新鲜的任务。第三个任务是学生很擅长的任务，他们必然可以完成得很好。实验结果非常有趣：第一个实验组的学生，就是那些被夸赞“聪明”的学生，都选择了第三个任务，即他们很擅长却没有挑战性、也不会学到新知识的任务。因为这些被夸赞“聪明、有天赋”的学生害怕自己在做那些困难或者新鲜的任务时犯错，会让他们失去这样的赞誉。当孩子们的学习是为了获得“聪明”或者“优秀”的标签时，他们同样可能会为了保住这些标签，而不敢去挑战更困难的任务，反而错过了更大的成长。
每年我们学校都会开一个学生主导的家长会。所谓学生主导，就是老师们都不插话，由学生自己向家长展示平日所学，如美术课上的作品、音乐课上的曲目、英语的习题、数学解题方法，等等。这个家长会上，家长们常常惊叹于孩子们的成就，但也有一些家长会一边看孩子的作业，一边让孩子拿着铅笔橡皮，把习题册的错别字改正过来，或者不断指出孩子的作品还存在什么问题。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被指正的孩子情绪一下就低落下来。其实，那一两个错别字真的重要吗？在孩子们这样认真展示的时刻，也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欣赏孩子们的学习成果，看到他们成长中的所得，而不是距离“全对”或者“满分”的目标还差什么。“成长型思维”其实就是让孩子能够更加看重自己的努力，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尝试，不怕犯错，不和别人比较，也不和满分比较，这样的孩子才能面对未来生活中更大的挑战，而不是裹足不前。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芬兰学生总体成绩连续四次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在芬兰的学校教育中，游戏占很大的比重，他们的教育理念允许孩子们去玩耍，并且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玩耍。芬兰的老师尽量少地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他们会努力让学生在课堂上就理解和消化知识，以便给学生留更多课后时间用于玩耍和其他没有强学习目的的活动。他们相信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也可以学到知识，而且这些活动对于学生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芬兰教育的宗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在不带任何目的的玩耍中，以自己的方式自由成长，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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