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发展日新月异,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科技供给质量,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大动力,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为此,我刊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自立自强展开解读,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加强技术科学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杜鹏

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共中央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新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行动指南。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我们正处于科研范式变革的机遇期,科技创新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精度和速度上,都呈现加速跃升的态势。同时,我国在一些战略性领域尚未建立起产业核心技术的持续市场化体系,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这就迫切需要探索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组织方式,寻求能够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是在多年努力下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老问题,或者说是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老问题。因此,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提升创新能力,更应该成为一次为实现更高目标而进行的重塑科技体制结构的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力加强技术科学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什么是科技自立自强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替代全球自由贸易原则和全球主义,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逐步蔓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暴发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国家试图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国际供应链格局,人为拉起国家间的“技术铁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自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起,中共中央将科技自立自强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为什么突出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另一方面是防范外部风险的需要。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短板以及相应的“卡脖子”风险,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实施的禁售芯片、设置实体清单等做法也凸显了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只有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

当前我国的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一些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也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2035年科技创新的远景目标。这就意味着,创新能力和创新效能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内容。从创新能力上说,就是要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从创新效能上说,就是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前瞻性思维、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增强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提升创新的供给质量。

为什么要大力加强技术科学

近年来,我国在铁基超导、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异构融合类脑芯片、手性分子合成、异源杂合干细胞、石墨烯可控折叠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世界份额的31.4%,居世界第二位,排在首位的美国发表论文62717篇,占比为32.9%。我国有八个学科领域高质量国际论文数排名世界首位,四个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二位。但相对于基础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卡脖子”问题依然明显存在,部分关键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受制于人。这也意味着当前基础科学端无法为工程技术端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需要转变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型,更加重视技术科学。

线性模型理论源于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该报告是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基于二战期间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空前成就,就如何在和平时期发挥科学的作用这一话题组织开展的咨询研究成果。在报告中,布什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者,并提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经营”的科学研究线性模型。这一模型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报告中建议政府建立国家基金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之间却并不完全呈现线性关系。随着技术创新引领和融合带动作用的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更加强调从工程实际和技术开发中提炼出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的进步,创新周期也大大缩短。例如在信息领域,从特殊到一般的反向创新形式与扩散路径屡见不鲜。很多互联网企业往往从垂直应用场景切入,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再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基础研究的创新推动产品不断迭代优化。因此,很多发明和新产品不是仅依靠工程技术实践积累和经验判断设计出来的,而是需要一些基础理论作为设计依据,是解决工程技术实践的原理性问题之后的产物。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密切合作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发现与发明融合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彰显了技术科学的重要价值。

更进一步讲,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整体的自然,而是从自然中抽象化的、从其环境中分离出来的东西。钱学森曾说,“科学研究对象的实质是形式化、抽象化的自然”,因此,“尽管科学是工程技术的基础,但是又不能完全包括工程技术。如果将科学的理论运用到工程技术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演工作,而是一个非常困难、需要高度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将实践中复杂的、经验性的工作和科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理论、原理问题。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核心要义。无论是“两弹一星”的研制还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都是技术科学发展的典型范例。

中国最早的技术科学思想正是源于钱学森。1957年钱学森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技术科学》一文,指出“技术科学是从实践的经验出发,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精炼,创造出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科学客观精确地研究自然物,而技术科学作为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其研究对象是技术或人工自然物,需要吸收和运用工程实践的经验性规律和判断。因此,技术科学具有基础性与应用性的双重属性。技术科学属于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并存的科学领域,其成果一般为人工自然规律和工程技术原理,往往不直接面向工程,却蕴含着广阔的工程应用潜在领域。正如钱学森所说,“有了工程理论,我们就不必完全依赖工作经验,我们就可以预见……工程理论又是新技术的预言工具。……技术科学也能领导工程技术前进,是推进工程技术的一股力量,是技术更新、创造新技术所不可缺的一门学问”。

由于历史、观念等原因,技术科学思想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很好地接受,长期以来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也一直在“强调技术创新”和“加强基础科学”之间摇摆。大力加强技术科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政策含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技术科学作为连接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重塑传统的科技体制结构,有效支撑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实现,从而整体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效能。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70年·道路与经验”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所说,“改变线性科研模式,就是要打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不是按所谓一级学科的框架以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为目标,而是要以探索未知世界、让人类生活更美好为目标,围绕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国家及社会的需求,跨学科地开展科研工作”。

如何加强技术科学

大力加强技术科学,需要认识到技术科学组织与管理的特殊性。技术科学研究不同于“从0到1”的自由探索式的纯基础研究,也不是工程技术开发,而是以任务和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是对行业领域内共性技术原理的研究。

提升对技术科学的认识和其战略定位。技术科学是一类科学,也是一种观点、一种文化。既需要大力加强技术科学人才、学科和研发布局,加大对技术科学类学科建设和研发项目的资助力度,也需要反思20世纪50年代“理工分家”的影响,认真研究并进一步加深对技术科学的认识,传播技术科学思想。

改变科研项目组织模式。要按照纯基础研究、技术科学、技术创新的不同特点分类组织科研项目。就技术科学而言,应以产业、企业的技术需求为牵引,将成本、兼容性、时间、标准等市场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需求与科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协同与集成,推动科学家、企业家和工程师协同攻克“卡脖子”问题背后的技术科学难题。

完善对技术科学人员和团队的考核评价机制。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强化价值导向,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把工程技术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共同营造发展技术科学的环境。

加强技术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以新工科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强技术科学学科在新工科教育中的支撑作用,强化其实用性、交叉性与综合性,深入实施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注重产业需求导向和跨界交叉融合,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越技术科学人才。

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李侠

近两年,“科技自立自强”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热词。习近平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可以看作关于中国科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路线的总体研判。如何正确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事关国家战略能否实现以及操作层面的应对策略如何选择,对此,有两个问题亟须厘清:其一,为什么要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其二,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社会基础条件与存在的短板是什么。

为什么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国家科技安全的必要保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环境波谲云诡的当下,科技如果不自立,将时刻受制于人;如果不自强,就没有了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一个进化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科技自立自强绝不是要制造封闭的系统,而是一种战略应对,即便被孤立,也要充分利用与制造一切机会加强国际、国内科技合作,这恰恰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有益补充。

纵观世界,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逐渐成为一股汹涌的地下思想暗流,当它积蓄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只需一根导火索就可以完成由隐性向显性的转变。在宏观层面,全球化浪潮由过去的宽口径开始向窄口径演变。对于中国而言,直到2018年中兴公司受到美国制裁,以及接踵而来的贸易摩擦升级、制裁范围由点到面扩大,这种趋势才开始引起国人的普遍注意,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说法也一度广为传布。暂且不论这些界定是否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仍是大势,只不过其核心范式已经开始从经济利益范式向价值观范式转变。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2.0”时代,与信奉经济双赢理念的“全球化1.0”完全不同,“全球化2.0”的实质就是基于价值观分类形成的窄口径利益共同体。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未来西方主导的高端产业链与生态链都可能拒绝我们的参与,以此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其后果令人担忧,尤其是一旦科技领域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出现引擎熄火的危机,这是中国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层原因所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科技自立自强通常有三种层级:低水平的自立、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强与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公元1600年以前,世界各国的科技水平都比较低,整个社会的科技供给处于低水平的自立状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科技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开始实现局部的中等水平的自立自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国基本上都是如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到了全球化时代,只有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雄厚的国家才能建设完备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依托自身的科技力量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贸易。客观地说,西方国家在科技发展之路上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有意孤立过,它们的自立自强是由国家间的技术梯度差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却经历了真正的自立问题,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被西方国家封锁而提出的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以及当下我们再次遭遇的必须独立发展科技的新境况。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具有独立性的科技力量,任何国家的产业链与供应链都将时刻处于不确定状态,在意识形态差异短期内无法消除的背景下,只有建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才能避免被“卡脖子”。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也是捍卫全球化的重要利器,它会令其他国家不敢轻易与我国经济脱钩。因此,建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不是一时之需,而是影响国运兴衰的关键举措,其紧迫性已经刻不容缓。

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社会基础条件

科技自立自强是一条要求很高的科技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检视自身是否具备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条件。根据我们的研究,基础支撑条件包括制度、经济、人才、文化与舆论五项,前三项是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后两项是软性基础支撑条件。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满足的最低条件是“3+1”模式,即前三项条件必须具备,后两项中必须具备一项。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条件进行逐项分析,找出短板。

制度基础支撑条件。我们引以为傲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为举国体制,依靠这个模式我们已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一定时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由于挤出效应,被选中的领域会得到发展,其他领域则会被边缘化,目标一旦选错,既浪费资源,又贻误发展契机。目前我国已提出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其目的在于避免旧举国体制的缺陷,在尽量保证学科发展均衡的前提下,重点攻克选中的科技难题。

从制度层面来说,在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实施中还存在由于顶层设计与底层运行不兼容,导致战略目标迟迟无法落地的问题。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顶层理念变革了,而底层实际运行规则没有及时更新,导致战略与实践脱节。因此,建设科技自立自强仅有战略层面的设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定具体的底层规则,否则制度的支撑作用就无法释放。制定底层规则时,只有尊重市场主体,制度成本才能降低,这点对于完善中国科技体制来说至关重要。

经济基础支撑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是我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利条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其中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6%(约1335亿元),但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15%的资助强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加之我国科研人员的数量远超其他各国,可见人均科研经费是比较低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将直接制约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产出,相信“十四五”期间科技投入仍有增量空间,但要想改变现状,只能从改变投入结构入手。

人才基础支撑条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万人年,居世界第一。另外,我国的人才储备非常丰富,仅以2019年数据为例,当年共毕业研究生64万人(其中博士约6.3万人),普通本专科生约760万人。在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这个人才规模会一直维持下去,这是中国建设科技自立自强的最大优势所在。但是,我国人才结构仍不完善,面临的最大障碍是高端人才比较缺乏。另外,必须打破人才培养的单一化,改变高度同质化的“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促进人才活力释放的有效途径。

文化基础支撑条件。客观地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的土壤,为了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在文化方面作出改变。不妨看看世界历史上五次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文化变革情况:第一次科学中心为16世纪的意大利,前期经历文艺复兴;第二次科学中心为17世纪的英国,前期经历宗教改革;第三次科学中心为18世纪的法国,前期经历启蒙运动;第四次科学中心为19世纪的德国,大学改革为其重要前提;第五次科学中心为20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是当时主流思潮。由此可以看到,每一次科学中心出现之前该国都有过较长时期的文化建设,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更是证明英国17世纪的清教文化与当时科技的腾飞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毕竟实用主义的文化旨趣构成了两者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用科学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可行性的内在基础。如果不加紧文化建设,科技自立自强将无法得到适合的生长环境。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正如美国科技史家玛格丽特·雅各布所言:到18世纪40年代,当牛顿力学占据了英格兰、苏格兰的教育体系和荷兰的大部分大学时,法国的学院还在继续教授笛卡尔。结果,18世纪50年代以前受教育的一代法国人都错过了实用的牛顿力学和牛顿哲学体系,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而不可能是当时的法国,原因就在于法国缺乏先进的科学文化。

舆论基础支撑条件。由于限制过多以及管理模式落后,这块短板已经影响到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舆论环境必须得到改善。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上的短板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短板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认知短板,其次是知识短板。

所谓认知短板主要是指:对于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安排,人们往往低估其当下意义,而高估其未来影响,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反阿玛拉法则”。所谓“阿玛拉法则”是指对新技术作出研判时,人们倾向于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却低估其长期影响。“阿玛拉法则”的实质在于,人类习惯于线性的思考模式,这是人类固有的认知局限。然而对于新的政策而言,其后果充分展现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新旧政策交替之际,老政策模式仍在运行,而新政策的内涵尚未完全展现,人们还意识不到其可能的后果,此时我们便倾向于短期内低估政策影响,长期来看又高估政策影响。这种认知倾向正好与“阿玛拉法则”相反,表明人类常对当下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对其遥远的未来却报以无限的热情,这会导致在政策制定中出现认知误判。

导致出现知识短板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系统生产当代科技知识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知识总量与库存不足;其二,容易陷入由知识错觉带来的知识提取困境。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斯洛曼指出:我们的智慧是集体式的而不是个体式的。当这种智慧发生作用时,个体不仅依赖各自脑中的知识储备,还需要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环境,尤其是他人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当下我们在很多领域正与世界合作,充分利用彼此的智慧,创造了很多奇迹,但那些看似熟悉的知识却是储存在别人头脑中的,就如同我们并非不了解半导体芯片的制作与生产工艺流程,但是一旦自己去做,难度却远超想象,这就是知识错觉带来的知识提取困境。个体层面的知识错觉上升到宏观层面就是群体的知识幻觉,容易导致对自身的错误判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衡量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战略科技力量是高水平的(主要表现为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其次,科技体制机制是高水平的(如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友好的科研环境、较低的制度成本等);最后,科技产出是高水平的(如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等)。

科技自立自强该如何破题呢?我认为应当从头部科技力量做起,从而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所谓头部科技力量,即当下热议的战略科技力量,它的使命就是努力完成国家与社会面临的重大紧迫科技问题,在前沿知识生产、重要技术攻关与高端人才培养方面按照分工原则作出贡献。如同体育比赛中需要按体重分级一样,科技力量也要分层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头部科技力量越界争夺中下层的资源,从而导致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无人问津的局面。在头部科技力量之间形成与其水平相匹配的产学研一体化,是加快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

强化科技自主创新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永飞

科技创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需要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作为基石,防范各种可能的外部风险。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大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必须强化科技创新的高水平供给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的堵点和梗阻,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扫除创新障碍。

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求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而且强调实现高质量、有效率的原始创新。一方面,要抓好科技创新主体,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国家队”的重要作用,推动科技力量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又要发挥好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各类科技要素向企业集聚。另一方面,要突破文化传统和习惯思维的制约,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与技术有效迭代升级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把已经积累的科技实力转化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筋骨,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内力,以改革的强劲动能有效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正确认识当前科技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高水平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科技两个方面人才辈出,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局部进入领先状态,部分进入并跑状态,总体上处于跟跑状态。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进入规模提升、形式多样、潜力强劲的快速发展期,呈现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新趋势。

科技自立自强已经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首要内容之一。什么是科技自立自强?这在基础研究方面就是原始创新,在应用研究方面就是有新技术、新发明转化为产品(乃至创立新型科技产业),在产业上有自己研发的材料和工艺。当务之急,是必须弄清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的产业中,有多少进入市场的产品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发明转化而来的?第二,在中国的基础研究成果中,有多少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科学定理、定律并被写入教科书?第三,在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上,有多少中国企业为实现高质量的材料和工艺这两大目标作出了贡献?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有助于打造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产业链,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所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科技供给质量,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大动力,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相对充足,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些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却差强人意。与此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培养了不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也培养了不少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他们凭借这些科研成果获得了不同层次的学术荣誉、奖励及人才称号,由此提高了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但是,究竟哪些成果在科技上算得上自立自强、产生了经济社会效益,还需要打个问号。虽然培养了不少本土科技人才,我们却还得从其他国家引进高级科技人才,这说明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显著差距。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科技界:许多科研人员受到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诱惑,对科技问题拈轻怕重,不愿下苦功夫啃科技方面的硬骨头,而是热衷于走捷径,喜欢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快速跟踪国际科技热点并产出一大批蜻蜓点水式的成果,而对解决材料和工艺这两大工程技术问题缺乏耐心和恒心。虽然国家对科技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大,但是激励人们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奋发有为的机制仍未建立,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着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活动组织者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价值创造者。但是,当前仍然存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等问题。我们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但是现在国内企业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哪些企业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成效显著?哪些首台(套)科技产品成功走向了市场?在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上已经取得多大进展?显然,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打造科技产业生态系统。中国有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有融汇中西智慧的管理体系,有先进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准备,有永远不屈服于压力的奋斗者精神与文化。因此,我们要秉持的核心理念就是做技术“基座”、做技术“土地”。虽然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棵树可以被砍倒,比如某种应用场景或产品,但是很难封死、割裂这片厚实而广阔的土地。

把握市场规律和全球大势。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狂风,但大势不可逆,大道不可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深度融合,想以一方之力实现技术、产品、产业、市场的完全脱钩,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像要把世界经济的大海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合作共赢才是出路。

大力发展科技领军型企业。在科技产业领域,面对各种技术瓶颈,我们要进一步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形成默契,以底线思维和斗争精神,共同提高科技产业自主生存发展的能力,协同培育产业链、供应链经受超极限打击的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突破。要给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市场机会,优化营商环境。

依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科技企业。中国有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可以支撑起无数个本土企业的生长,而且可以巩固世界各国企业对共同创造和分享发展机遇的信心。我们在科技创新上要把握两个重点,一是高水平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确保极端条件下产业可正常持续;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确保正常条件下能应对极端冲击。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关键是解决材料和工艺这两大质量问题,这要依托制造业中的先进企业。一方面,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培育本土科技企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吸引外资的力度不能减、步子不能停。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可以赋予中国科技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活力与韧性。

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政府要完善并用足用好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度工具箱,在破除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障碍上要有胆识、有魄力、有力度、有速度。在全局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等领域和环节,政府要当仁不让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投入的倾斜、要素的集聚、力量的协同、保障的到位。强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在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体制机制。

努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5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化趋势,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未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创新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放“百年眼光”观“百年变局”。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宣言书,是勇攀科技高峰的进军号,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员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加强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是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深度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竞争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继续创新争先进位的核心秘钥。

我们要怀“国之大者”铸“国之重器”。我们要坚定抓科技平台建设,按照国家对科技力量的“四个面向”要求,强化科技攻关,打造高质量实验技术平台,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研成果。我们要坚定抓原始创新,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落实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以“会当凌绝顶”的气魄创建基础科学研究中心,以“巨海纳百川”的格局打造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以“更上一层楼”的标准建设高水平科研机构。我们要突出科学引领,聚焦前沿和热点科学问题,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打通从平台强到人员强、从成果好到效益好的通道。

我们要“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与时俱进抓好体制创新,着眼价值导向,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人才评价、项目评价和薪酬激励制度。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改善科技生态,鼓励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中的不同意见,让科技人才在思考中创新,在交流中成长。

科技自立自强与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特别副研究员 尹西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劲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面对全球创新格局剧变、中美关系实质性转型和后疫情时代中国创新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重大挑战与新的历史机遇,必须充分认识到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意义,其核心抓手是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的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导性作用,推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整合式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全面塑造新发展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在稳步迈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为中国进一步朝着“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其他后发经济体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创新引领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自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其实质是以国家创新体系为支撑的多维综合较量: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创新崛起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带来的冲击和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实质性转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路上还面临着诸如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不高、原始性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多重挑战。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迫在眉睫,也成为我国突破“卡脖子”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先手棋和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探索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是在创新系统论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出来、旨在理解和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典型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7年提出了迄今广为接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即“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美国学者理查德·R.尼尔森在研究了17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案例后,指出基于“技术国家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的企业是提升一国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根据日本的产业发展经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强调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干预是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正式探索始于2006年,并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中央全面部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出台了包括《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得益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不断强化,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其中,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攀升并于2017年超越欧盟平均水平,2020年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高于欧盟经济体研发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6%,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科技论文发表总量于2016年超越美国达到世界第一,论文被引量位居世界第二;新增专利申请量连续10年引领全球,且国际PCT(《专利合作条约》)高质量专利申请在2019年首次超越美国达到世界第一。区域创新投入活跃度不断攀升,例如北京于2018年取代硅谷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活跃度最高的区域。企业研发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70%,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巩固,涌现出了包括中车、中集、华为、大疆、徐工、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科技领军企业。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不但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跻身全球前20名的发展中国家,更于2019年首次超越日本,跃升至全球第14名。整体而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新发展阶段如何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要对老问题有新认识。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建设,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0到1”的原始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匮乏,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缺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牵引、各创新主体的功能不够明晰、创新主体之间缺少高效协同和联合攻关、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需求的融合度较低、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滞后于创新效率提升的要求等一系列创新环境和激励制度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阻断、中美科技脱钩和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对这些老问题形成新的高度共识,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事关新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议题。

第二,要明确新使命与新内涵。新发展阶段,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必须明确“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新使命和“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新要求。新使命和新要求赋予新内涵,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内涵是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以底线思维、使命引领加快包括顶层设计创新、科技体制创新、基础研究创新和成果转化模式创新在内的全面整合式创新,进而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和国际科技竞争力。

第三,要应用新思想与新范式。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思想为指导。在全球创新的时代,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竞争,而是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竞合。相应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路亟须从开放走向基于自主的开放与整合,借助整合式创新这一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新的创新理论范式,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具有中国特色、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核心牵引的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整合式创新理论认为,在新型国家和企业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既要避免因为过度开放而导致的核心能力缺失和“卡脖子”问题,又要防止因为过度强调自主而丧失对全球创新网络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积极谋划、融入和构建新型开放创新生态的机遇。这一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更与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和新发展理念相吻合,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管理学新理论范式,对整合国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开放共赢的全球资源优势,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四,要运用新战略,开辟新路径。我们必须认识到,2021—2035年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我们不但面临着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创新型国家第一集团的激烈竞争乃至全面围堵,也极有可能要同时应对来自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追赶和直接竞争。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国际市场需求红利的逐步减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白热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系列冲击,使得单靠需求引致的传统路径拉动科技创新日显乏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对核心技术突破和经济发展源动力提升的要求,更难以在与美、英、德、日、韩等国家的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它们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科技领先战略,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对此,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尽快打破对传统科技创新路径的依赖,加快国家创新战略思想和路径的根本性转型——从模仿跟随为主到引领为先,从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为主升级至原创、集成和整合,更根本的是从补弱增强的“需求引致的科技创新路径”为主,向“以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为主,以需求引致的路径为辅”的新型双引擎整合式创新强国路径加速转型,建设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的新型整合式国家创新体系,努力超越追赶,实现引领。

第五,要牵牢“牛鼻子”,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转型和路径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牵牢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一“牛鼻子”,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对此,需要着眼于两个大局,加快构建以国家战略使命、任务和需求为牵引,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支柱,以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载体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这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系统支撑。尤其是要坚定创新自信和文化自信,充分发挥中国哲学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全局思维优势,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战略、重大科学计划和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组织者的功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科技领军企业的科技创新主导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充分发挥“出题者”作用,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瞄准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难题与前沿科学问题,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投入和原始性创新,大力支持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创新,不断完善任务导向型和自由探索型的创新激励与现代科研体系,健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加速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技术突破与成果产业化,实现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第六,要持续完善和巩固新型举国体制的文化基础。营造包容创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激励全社会持续支持和参与创新,进而依靠人民群众持续赋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从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