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何种角度论及民国传奇女性，潘素一定位列其中。她出身名门，却在少女时期遭逢家变，堕入风尘。她与丈夫散尽家财收藏流失国宝字画，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二人所藏尽数捐给国家。她醉心书画，专攻青绿山水，自成一派，被张大千称赞“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许多人惊艳于一张流传已久的相片，相片中年轻的潘素一袭素色旗袍，人如其名，从容优雅、端庄大气，眉眼间透露出的笃定和自信鲜见于同时期的民国女性。董桥曾撰文特别谈及潘素摄于1937年的这张相片：“亭亭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潘素出生于江苏苏州，她的父亲潘智合是前清状元潘世恩的后代。潘家家世显赫，在当地颇有名望，有“贵潘”之称，但潘智合并未继承祖上的品行，终日好逸恶劳。所幸潘素的母亲沈贵香出身书香，知书达理，对女儿的教育尤其用心。尽管潘家已由中兴走向衰败，沈贵香仍然在女儿七岁时为她聘请名家教习绘画、音律和诗词。良好的家庭教育为潘素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天赋极高，尤其擅长弹奏琵琶和古琴。尽管纨绔的父亲并未给潘素的童年留下太多美好记忆，也极少过问女儿的事，但慈爱的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然而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很快续弦。几年后，潘家彻底衰败，继母见已是十六七岁的潘素琴艺佳、样貌好，便主张让她去上海的风月场所弹琴贴补家用。潘素无力反抗继母的安排，只得前往。

潘素困于风月却洁身自好，她始终记得童年时母亲与老师的教诲。在那个女性普遍还需依附男性生存的岁月，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脱离浊水泥淖并非易事。如今大家提及潘素，也大抵会将她的名字与丈夫张伯驹联系在一起。坊间关于张、潘二人的相遇流传着诸多版本，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谈及二人相识的场景，否认了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戏剧夸张。楼开肇说，外祖父彼时担任盐业银行高管，常常往返于京津沪地区，经张家的挚交孙履安引荐，得与潘素相识。潘素自幼抚琴、学画、念诗，张伯驹更是精于诗词、戏曲、金石鉴赏，他们彼此志趣相投，相互欣赏。不久，二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至此，潘素的命运开始改变。

自母亲去世后，潘素便中断了学业。在得知潘素萌生重拾绘事的愿望后，张伯驹专门为她请来了书画家朱德甫。21岁的潘素正式拜师，跟随朱先生学习花鸟绘画。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才女画花鸟者多，善山水者少，然而潘素并非养在闺中的小女子，她有着更大的气魄和理想，她想要挑战并打破历代中国山水画家多为男性的局面。张伯驹十分支持妻子，又为她请来了苏州名家汪孟舒教习她绘制山水，从此潘素找到了未来绘画的方向——青绿山水。这种始创于唐代的绘画技法经由历代画家发展，到了元代已经形成了较为程式化的表现手法，想要突破并不容易。明代《绘事微言》中谈及习画之道时说，“需不惜重资，大积古今名画，朝夕探索，下笔乃能精妙过人”。身为张伯驹妻子的潘素，在“大积古今名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张伯驹是民国时期的古书名画收藏大家，陆机的《平复帖》和展子虔的《游春图》均在其收藏之列。张伯驹近万言的《丛碧书画录》中记录了他一生所藏文物珍品，单历代名画便有100多件。潘素习画，所见真迹之多之便是许多职业画家不可企及的。张伯驹是潘素在绘画道路上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聘请专门的老师教授潘素绘画技法之外，张伯驹本身的学养见识也常常为潘素的画作开拓新的气象，他常常在妻子的作品上题诗，诗文与画作互文互映，尽显文人画之趣。譬如潘素初学青绿山水时曾临摹邵僧弥的《青绿江南》，虽然彼时潘素画艺略显稚嫩，但丈夫依据画作内容的题词让她愈发有了习画的乐趣。

1939年，张伯驹为潘素带回清初画家吴历的《雪山图》，遗憾的是这幅山水精品因水灾受损，张伯驹鼓励潘素临摹重绘。潘素对着残画细细观察、反复推敲，足足三天才动笔临摹。潘素临仿的《雪山图》绘成后，许多名人雅士前来欣赏，轰动一时，溥心畬、于非闇、沈尹默、黄宾虹、陈半丁、章士钊、张大千等50余位名家在潘素绘制的《雪山图》上题字。沈尹默将潘素的画作称为“吴生笔”，张大千则赞潘素为“管仲姬”。吴生即“画圣”吴道子，而管仲姬则是元代最知名的女书画家管道昇。将潘素与这二人相比，足见《雪山图》临摹之成功。

临习古画固然重要，但想要突破传统，外出写生更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学画以来的十余年间，潘素与张伯驹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夫妇二人对祖国或壮丽或旖旎的自然风光有着格外的偏爱。1943年旅居西安，张、潘夫妇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开始考察。骊山晚照、曲水流觞、碑林石刻……众多的名胜古迹给潘素带来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同年底，二人又赴甘肃、青海等地感受边地的高远苍茫。1944年初，应张大千之邀，夫妇二人赴蓉城观看在武侯祠展出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对潘素绘画创作影响极大的一次远行是1945年夏天，夫妇二人携女儿、友人登顶海拔4000米的太白山。太白山有华山之险、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峨眉之峻，能亲眼见到自然惊叹不已。回家后，潘素泼墨不断，伏案创作，绘制出太白山系列作品。潘素绘画的根基是在临摹古画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但她并不泥古自封，在传统技法上不断寻求突破，譬如在如何勾线、如何点染等方面，潘素都有自己的见地。

艺术创作是艺术思想的直接体现，其背后蕴藏的是画家的个性、学养以及价值观。张伯驹收藏古书字画，视所藏古代书画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1941年，张伯驹遭人绑架，绑匪索要巨额赎金，即使生命危在旦夕，张伯驹也从未动过变卖国宝的念头。他尽自己最大努力不让国宝珍品流入唯利是图的古董商贩手中，更不能允许中国的国粹精品流向海外。乱世之中，在张伯驹散尽家财抢购珍贵的古代书画的背后是妻子潘素义无反顾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伯驹、潘素夫妇做了一个让众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将一生所藏真迹尽数捐献给国家。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签发褒奖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张伯驹积极投入文物鉴定工作中，而潘素则用画笔表达着对新中国的希望与热爱。潘素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全部投入艺术创作中。1951年国庆前夕，为给祖国献上贺礼，潘素作为唯一的女画家，与秦仲文、启功、胡佩衡、吴光宇、吴镜汀、溥松窗、周元亮七位著名书画家一起绘制了《大好河山图》。第二年的国庆节，潘素又与齐白石、溥雪斋、于非闇、关松房等书画名家合作《普天同庆》。抗美援朝初期，潘素联合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何香凝、老舍夫人胡絜青等一批女艺术家，发挥绘画特长，为支持抗美援朝进行义卖。潘素艺术生命的底色正是由这份长阔高深的爱国情怀支撑起来的。

随着绘画技法的不断成熟，此时潘素的创作已不再是文人的日常雅好。1955年，潘素跟随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一批画家到桂林、蓬莱等地实地写生，为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作准备。潘素时年只有40岁，是写生团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画家。跟随美协写生是潘素第一次离开丈夫的旅行，一个半月的写生结束回京后，潘素完全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去，一个月后，潘素呈出了四幅画作：《黄山群峰》《翠嶂春晴》《春到长城》《漓江春晴》。此时的她在青绿山水的创作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就连一向恃才傲物的张大千都夸奖潘素的青绿山水“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者”。潘素用笔既大胆果敢，又在勾皴之间注重细节，相较于重彩富丽的传统青绿山水，这四幅作品画面明快，施以淡墨，尤其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颇有新气象”的《漓江春晴》，其构图更是独具匠心，画面的左上方是层叠的山峦细致入微，右下方则大面积留白，只作扁舟二三，尽显泛舟漓江的悠然闲适。潘素的画作毫无匠气，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她不断推陈出新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初，张伯驹、潘素二人阔别生活数十年的北京应邀来到长春，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今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尽管潘素并未接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但凭借多年的绘画经验，尤其是对传统技法临习的心得，她很快成为吉林艺专独树一帜的教师。晚年的潘素有了更多对生活的沉淀与思考和对艺术的探索，到了80年代，她已成为现代青绿山水的代表人物。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应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邀请举办“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这次展览共展出张伯驹书画47件，潘素青绿山水56件。此次联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术史家常任侠给予潘素创作“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的极高评价。

潘素对祖国的山川草木用情至深，她说，“我画山水草木的主要想法是歌颂祖国，美化祖国，并以热爱祖国的感情，感染人民”。潘素的画作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元首和政要，足见潘素绘画技法之精、艺术气象之大。

从拜师学画到蜚声宇内，潘素的“绘事”持续了半个世纪，创作出1000余幅作品。潘素是没落贵胄之家的旧式女子，但她并不桎梏于此。在丈夫张伯驹光环的荫罩下，她也不曾留恋曾经的万贯家财。潘素传奇的一生几度起落，不变的唯有对艺术道路的坚持，她曾说：“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正是这样始终如一地精进追求，让潘素的艺术生命得以绵延遐迩。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