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粮食安全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悠悠万事，吃饭为大”。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粮食安全，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应该看到，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已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粮食消费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因而可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建立高效率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体系。

消费峰值即将到来

粮食消费取决于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量两个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粮食安全的预测研究几乎都高估了这两个变量。现在看来，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须重新评估。

人口峰值提前到来。和平时期，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社会问题。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6亿峰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都曾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29年到来。但是，最新的数据是2022年中国人口净减少85万。这是2021年10月到2022年10月的统计数据，考虑到2022年11月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2023年的统计数据应有较大增长。人口负增长已成趋势性变化。

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显著放缓。40余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大幅增长，但农产品消费的最大特点是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小，无论消费者收入多高，抑或农产品价格多便宜，消费量终有上限。统计数据显示，城市食物消费在数量上已呈现平稳态势，农村居民消费量的增长空间也已十分有限。

首先，以往研究认为，城镇化是带动粮食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4.72%，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减速态势。同时，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肉蛋奶消费有了较快增长，在这种基准条件下，农民实现城镇化后带来的人均消费边际增量越来越小，直至趋零。这与过去研究认为城镇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粮食的间接消费量相应增加1000万吨的观点，相差甚远。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机械大幅替代人工劳动，城乡居民的能量需求大幅下降。过去农民终年从事繁重低效的劳动，能量消耗巨大，现在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情况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比如，现在种植一亩玉米平均仅需要两天时间。

最后，国人体质决定饮食结构中肉蛋奶的增长空间有限。中华民族总体上是一个农耕民族，自古以食五谷为主，长期的进化使我们对肉蛋奶的耐受度明显低于西方人。欧美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占40%以上、谷薯类食物仅占15.6%。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将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成熟稳定下来，其中的动物性食物消费比例也会明显低于西方。

安全系数高还是低？

在持续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2015—20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八年维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2年达1.37万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公斤，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我国已建立起庞大的口粮储备体系。根据美国农业部预测，2022年年中我国拥有全球60%的大米储量和51%的小麦储量。农业农村部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稻谷、小麦两大主粮储备都超过了一年的口粮消费需求。

2022年我国累计进口粮食14687万吨,其中进口大豆9108万吨。说明粮食短缺是结构性的，相对于口粮而言，大豆对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并非实质性的。与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人均进口量相对较小，对外依存度并不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均进口量只有日本人均进口量的1/2、韩国的1/3。

总体而言，我国有连续多年的粮食丰收作为基础，也有充足的库存作保障，还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以生产体系、储备体系和进口体系这三大体系作支撑，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藏粮于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

近20年来，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迅速，从种质资源搜集保存利用、育种理论和方法到品种培育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在多个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或差距明显缩小。目前，我国水稻、小麦的品种自给率为100%，玉米在95%左右（余下5%左右也是在国内制种），蔬菜为87%。

种植业种业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品种太滥、企业太多、市场竞争无序。据了解，我国纳入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管理的八大种类蔬菜品种已经超过20000个，而业内普遍认为这些品种只有30%—40%是真实创新。所以，种植业科技创新要显著提高品种审定和登记门槛，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好实质性品种派生制度（EDV），切实保护育种家知识产权，同时以此为抓手，淘汰一批小散乱企业，推进良种产业化。

此外，鉴于农作物育种科研人才基本集中分布在农业科研单位和高校，因此在创新路径上最现实有效的选择是加强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科学家创造价值，企业家放大价值。

就畜牧业种业而言，除了蛋鸡外，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整体差距仍较明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地方性畜牧品种虽然较多，但普遍体量小、生长慢、产能低。目前肉牛、奶牛、猪等优良种源皆来自国外，肉牛种源主要是西门塔尔、利木赞和夏洛莱，奶牛则为荷斯坦，猪为杜洛克、长白、大白。

在动物育种实践中，凡是追求产量目标，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趋同和单一化，发达国家的畜牧种源固定在为数不多的几种，道理就在这里。相反，追求观赏和审美目标，结果必然导致多样化。因此，我国的畜牧育种要坚持走引进改良为主之路，同时注重挖掘地方品种的优良性状基因。与种植业不同的是，畜牧育种由于需要大种群的数量遗传学实验，需要有大的养殖场，而科研单位和高校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坚定地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模式。

尊重市场逻辑

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但市场逻辑的秩序扩展并非总是顺畅，这在粮农产业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粮农产业发展要通过市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实现结构优化和整体效益最大化。粮食供给是粮食安全的保障重点，但不能片面以粮为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大食物观也是大农业观、大资源观，它强调统筹协调，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进一步强化了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充分展现了资源动员能力强的体制优势。需要注意的是，经过40多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粮食生产的微观基础和决策机制已发生了改变，政府要善用市场化思维整合资源力量，使粮农产业与市场机制相容。要把国家的优先序与农民的选择权统筹起来，通过补贴扶持等政策，确保粮农收益，把国家的优先序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转化为农民的生产经营选择行为。

用好国际资源和市场

尽管中国粮食消费峰值即将到来，口粮安全也不存在问题，但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满足全部农产品需求仍存在较大资源缺口，同时持续的高强度利用也给耕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合理利用国际资源，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消费者利益。

从国际资源看，一些国家还有较大资源开发利用空间。2019年，我随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巴西时了解到，当地还有9000万公顷后备耕地。从国际市场看，正常情况下，世界范围粮食总量呈现出一定的供大于求特征。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2000—2001年度到2018—2019年度，世界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从17.49亿吨和17.58亿吨增至27.14亿吨和26.14亿吨，年均增幅分别为2.5%和2.2%，生产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展望》报告数据，2020—2021年度，全球小麦、玉米、稻谷产量同比分别增加0.1%、1.9%、1.5%。2019年，我在访问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与相关人员的两次座谈中得到明确的信息，世界范围粮食总量并不短缺，主要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和可获得性方面。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多边贸易，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国际资源和市场完全可以满足我国适度进口的需要，而且全球粮食出口商和生产商高度青睐中国市场。需要注意的是，要着力培育中国自己的国际大粮商，解决好进口品种、进口来源、进口渠道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