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理应是青年节

“五四”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人们思想观念上所引起的巨大变化,的确是划时代的。现在我们规定“五四”为青年节,特别重视青年的创造性和历史使命,是“五四”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

谁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是《新青年》,它创刊时的原名叫《青年杂志》;当时会员最多的社团是“少年中国学会”,出过《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月刊。李大钊写过著名的文章《青春》,认为“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唯其青年是望矣”。鲁迅当时的著名论点之一,就是“青年必胜于老年”,他认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更趋极端的则有钱玄同的“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之说,丁西林的名剧《压迫》中的主人公也说:“一个人一过了40岁,他脑子里就已经装满了旧的道理,再也没有地方装新的道理。”这种新的观念和传统的看法是完全相悖的。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要到40岁才算成熟,于是40岁的人就开始留胡子,抱孙子,这才算熬到了可以成名立业的年龄。金圣叹在贯华堂本《水浒传》的序中说:“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40岁以前只是人生的准备阶段,属于少不更事的岁月。以前称赞青年最习用的一句成语是“少年老成”,它的含意完全是褒义的;但经过“五四”的洗礼,人们如果仍用这句话来称赞青年,就等于说他没有朝气,变成贬义了。同样,如果我们说一位年长者富有青年人的气质,完全是赞扬性的;但在过去,这等于是说他幼稚。观念的变化如此之显著,不能不说是“五四”思想解放的一项重要成果。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当时也都是40岁以下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说“五四”是以青年为中坚力量的。以“五四”这一年为例,当时年龄最大的陈独秀和鲁迅也只有39岁和38岁,其余的如周作人为34岁,李大钊为31岁,胡适28岁,郭沫若27岁,毛泽东26岁,叶圣陶25岁,茅盾23岁,冰心只有19岁。当时这些青年人树立了多么大的历史功绩,是人所周知的。记得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国内民主运动高涨,重庆政府明令把青年节改为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不准纪念“五四”,重庆《中央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五四之风不可再长》,因此“全国文协”才针锋相对地定“五四”为文艺节。我们并不赞成在年龄上搞“一刀切”,40岁以前怎样,40岁以后又怎样,思想意识的不同是不能简单地用年龄来画线的;但“五四”的经验告诉我们,青年人的热情是十分宝贵的,也的确能够有所建树;那种一听见青年人要求民主的声音就急着采取戒备措施的心态,恐怕最终是要碰钉子的。

“我是我自己的”

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有一句著名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的确是觉醒了的“五四”青年的语言。按照传统惯例,在谈话中除对下属或子女等以外,是不能随便自称“我”的;现在的习惯用语如“我以为”、“我的意见”等,都是“五四”以后才流行的。过去官场中的自称“卑职”之类不说,即使是对地位相当的人谈话,也多自称名字,如“某某觉得尚可斟酌”之类;不是连孔子也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吗?那子贡自称“赐也”就更不稀奇了。如果不自称名字,也多半要用“自己”、“兄弟”等代词;敢于直称“我”,以平等的态度表示个人的看法,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独立,确实是“五四”以后的事,这是同“五四”提倡尊重个性、人格独立分不开的。

又如我们把文艺作品叫“创作”,也是“五四”以后的事,这是同过去的“善属文,辞采华丽”之类不同的。郭沫若等讴歌创造,《创造周报》创刊号上就宣称“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认为创造社同人的共同点就是“内心的要求”,就是认为创作必须是表现作家的个性和内心世界的。当时对旧文学的批判是那么尖锐,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抨击的对象正是那种不要创造、而一味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譬如一个人写了一首律诗,如果别人称赞他是“盛唐风格”或“沉郁顿挫,直逼老杜”之类,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这哪里谈得上作者自己的个性呢!所以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草鞋脚〉小引》)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上讨论文学问题,首先提出的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都说明了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是前驱者注意的焦点。尊重个性和人格独立是民主的基础,是和人的现代化密切联系的,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

“娜拉”的出走

妇女解放的程度通常是衡量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标尺,思想解放运动当然首先要接触到妇女问题。民主精神的锋芒是直接指向封建等级制度的,鲁迅指出中国过去“人有十等,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那最下面的一级叫“台”,“台”的下面就是“比他更卑的妻”(《坟•灯下漫笔》)。这正说明妇女是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因此在《新青年》第一期上陈独秀就发表了他的《妇人观》,鲁迅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之节烈观》;与《狂人日记》写在同一年。“五四”时期热烈地讨论女权问题,提倡男女平等,周作人称赞清初俞正燮的《节妇说》和《贞女说》,都是提倡民主精神的必然结果。

五四新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重要参照的,因而真正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还是易卜生的《娜拉》,1918年《新青年》4卷6期上发表了罗家伦、胡适合译的话剧《娜拉》(以后潘家洵的译本更名《傀儡家庭》),胡适还写了介绍性的论文《易卜生主义》;剧中女主人公娜拉要求独立人格,不甘于做丈夫的傀儡,于是离家出走了。为什么要介绍易卜生呢?鲁迅的解释是“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事实上,不仅在话剧创作上有了写女子追求自由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欧阳予倩的《泼妇》,而且在社会上也直接引起了巨大的影响。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所面对的那一群有一条“紫红的绒绳的围巾”的青年女性,就是娜拉的崇拜者,因此鲁迅所讲的题目才是《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只要翻翻例如白薇的《悲剧生涯》或者阎纯德等编写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关于早期一些女作家的经历,就可以体会到走娜拉道路者的艰辛经历了。

妇女对人格独立和男女平等的强烈要求,在“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譬如以古诗《孔雀东南飞》为题材的剧作,一时竟出现了四种,即熊佛西的《兰芝与仲卿》,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联合编的《孔雀东南飞》和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内容都是控诉妇女的悲惨命运的。郭沫若写了《三个叛逆的女性》,歌颂历史上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作者在后记里强调“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她们成了叛逆,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就更是鼓动妇女起来自我解放和发展了。

经过了70年,不仅当时所要求的参政权,就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经济权,例如财产继承和男女同工同酬等,现在都已经明文载于宪法和法律,好像妇女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大有人认为男女平等还是民主精神的重要内容;但看看社会上计划生育工作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大学生分配工作时所遇到的阻力,就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民主精神是同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的,“五四”所强调的男女平等的精神,还是必须继续发扬的。

“重估一切价值”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因此才发生了那么激动人心的社会影响。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对此更有明晰的理论表述:“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叫作‘评判的态度’”;“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胡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胡适由此而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周作人在《复古与反动》一文中对胡适这一概括给以很高评价,他说:“新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据胡适之先生的解说,是评判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也是“五四”精神的中心内容。对于一切传统的观念和判断,包括权威的“圣贤教训”和社会公认的习惯势力,也包括外来的各种学说和文化,都要提出质疑和评判,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新的思想观念的倡导和确立。为什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当时都赞扬过尼采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对尼采哲学体系全盘接受,而是赞赏尼采那种独立思考、重行估定价值的鲜明态度。

那么什么才是进行评判的价值尺度呢?应该说,尽管前驱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就其主旋律来说,则不能不是符合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或事物。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在世界形势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的一种自觉的反应。文学革命如果用一句话来扼要地说明,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主、科学);它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直接对立的。因此就价值观念说,现代化就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当时对国民性和启蒙运动的讨论等,都是为了促进人(国民)的觉醒和解放,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以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发扬民主是如此,发展科学也是如此。这是评判的尺度,也是“重行估定一切价值”的出发点。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漫长而艰巨的,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同外来文化的融合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阶段远未结束,我们今天仍处在这个进程之中。作为现代化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或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学术文化领域注意的热点。尽管问题的提法不同了,内容进入到更深的层次,更广阔、也更复杂了,但就许多方面来说,仍属于同“五四”时期相同的类型或范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现代化的问题。因此就追求的目标来说,“五四”精神的许多方面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尽管时代前进了,内容更深化了,但“五四”精神的主要方面是决不能随意抛弃的。

(原载《群言》198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