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6日上午十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虽然大门上贴着“免进牌”,我们还是破门而入。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大家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议:“你说什么?”他用浓重的湖南腔重说一遍:“媒婆!”我说:“我做了你们的大媒,不感谢我,反而说我是媒婆?”话未落音,三妹抢着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

三妹说得没错。我自幼好管闲事。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乡下,到处缺医少药。我凭一点卫生常识,常常施医给药、替孩子种牛痘、开刀挤疖子、给人打针,什么都干,像一个免费的“赤脚医生”。我又在江安,给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接生,难产变成顺产,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我给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儿子。直到一个做护士的表妹骂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医生或护士,一针把人戳死了怎么办?”这才洗手不干这些三姑六婆的营生。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写的《我的三姐夫沈从文》中首先提到,后来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乡下人》一书里也谈到,可是都谈得太简单。看来我不得不再给他们二人做个注解。下面我把可笑的历史往事从头说起。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住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儿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个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这二小姐成了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先生,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个三个字的句子:“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了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上午去图书馆的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么!”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才不去呢!”沈从文以前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我和三妹都是他的学生。那时候,女学生决计不肯到旅馆去看男老师的。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也不对呀。”我说。

“可是怎么到旅馆去回访?”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讲第一句话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

这样,沈从文在我家做客几天,然后回到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隔了不久,由于沈从文的介绍,三妹也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去工作了。

那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俩见面时是怎样开腔谈话的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

1969年9月,沈从文和三妹已经结婚36年,住在北京。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俩先后下放丹江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天才去。沈从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闲谈中,他告诉我36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三妹把我教她讲的话,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青岛山东大学沈从文允”。我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想不到报务员匆匆一看,就收下了电报稿,没有问什么。我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作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很奇怪!密码?不收!报务员要三妹改写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涨红了脸,哀求苦恼地说:“这是喜事电报,对方会明白的。”说了半天好话,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了电报稿。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原载《群言》199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