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17世纪初,烟草传入中国。明崇祯时期,思宗曾多次下令禁烟,却难以取得实效。时值乱世,征战不断,烟草成为士兵“驱寒避瘟、提神解闷”的佳品,甚至被冠以“熙朝瑞品”的雅称。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吸用旱烟、鼻烟,而后又有水烟和嚼烟。那么,卷烟是何时出现的呢?相传,1832年埃及与土耳其交战,在一次战斗中,埃及士兵模仿给大炮装火药的形式,用纸将烟丝包裹后吸食,成为人类吸食卷烟的起源。渐渐地,卷烟在西方流行开来。卷烟机的发明更是掀起了一场卷烟制作的革命。清光绪年间,卷烟传入中国,由于其香味浓厚且便于携带,很快受到国人的喜爱。1902年,英美两国成立国际性卷烟公司,并在上海开设工厂,是为英美烟公司,由此揭开了中国机器卷烟工业的序幕。后因国内卷烟需求激增,加之抵制美货运动的兴起,上海出现了一批由国人自办的现代卷烟工厂,民族卷烟工业初步形成,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吸烟成为亿万烟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为吸烟能够消困解乏、增加灵感因而嗜烟如命者大有人在,著名作家老舍就曾表示,“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

抗战胜利后,国内短暂的和平环境和人们日趋高涨的烟草需求,无异于给卷烟行业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卷烟业因而大获发展。但机遇往往与挑战相伴而行,诸如政府政策、原材料价格以及劳资关系等因素的变动对该行业发展所产生的制约亦难以小觑。尤其是卷烟税作为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受到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与卷烟业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似乎无可避免。那么,国民政府制定了何种政策以辟利源?内战爆发后,国内交通线路受阻、国民党军费开支上涨、上海通货膨胀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卷烟工业将如何谋求生存发展?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晓锴副教授的《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一书,以近代中国卷烟工业发源地和企业聚集地——上海为突破口,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角度对“战后”卷烟业政企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以窥探当时中国卷烟工业生产发展的全貌、审视政企互动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饱经战争蹂躏的中国早已千疮百孔,战后重建工作困难重重,任务艰巨。或许有人认为,卷烟不是维系生存的必需品,卷烟工业的恢复相较于其他亟待修复的行业而言,并非十分紧迫。对此,作者提出不同的见解,卷烟“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其他一些生活需要,是一种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精神食粮。确实,随着吸烟人数的增多,卷烟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这就使烟业经济在战后有了极大的发展潜力”。抗战胜利后经济动荡,生活艰辛所带来的焦虑感增加了人们对烟草的欲望,烟草行业的恢复成为重振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的关键。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采取了自由放任的外贸政策,这为卷烟原料的充足供应提供了保障。这些对成为上海卷烟业的发展极为有利,加之企业管理的日趋科学、生产技术的逐步成熟,华商卷烟企业逐渐打败外商,并占据主导地位,上海卷烟业格局由此被改写。

无论是烟草制作还是烟草流通,都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吸烟本不利于国民的身体健康,但是卷烟业的高额利润和广阔消费市场对政府财税收入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尽管早在“新生活运动”期间,便有官员提出应减少卷烟消耗,但巨额卷烟税收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国民政府只好提出“暂缓禁止”的方针。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对卷烟行业课以重税,采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摧毁生产,进而影响税源。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上海卷烟业又该何去何从?作者指出,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是该行业通过合法途径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渠道,1946—1947年,这种行业合作集体抗争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国内战事的扩大,国统区财政危机加剧,国民政府对卷烟行业税额越发倚重,卷烟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

事实上,上海卷烟工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围绕税收展开的博弈,还有围绕原料供应展开的合作。卷烟制作工艺复杂,其主要原料包括烟叶、卷纸和包装材料,烟叶又是卷烟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原料。作者通过查阅档案发现,1946年山东、安徽、河南三个烟叶产区产量较战前相比均有下降。尽管国内新增云南、贵州等烟叶产区,但是由于受到交通不便和烟叶捐税过重等情况的制约,上海卷烟业烟叶供应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国民政府从更新烟叶种植技术、扩大种植面积、进口烟叶等方面着手,以实现保障卷烟生产、进而稳定税源的目的。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纸圈与钢精纸的供应问题,采用质量较差的国货还是依赖进口成为政府、卷烟业同业公会、锡纸业公会三方博弈的焦点。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原料供应困难制约了上海卷烟工业的发展,而国家政策的掣肘和其他行业对原料进口的阻挠是造成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历史是复杂多变的,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因亦多种多样。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给行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工人运动频发则加剧了行业发展的困难。上海卷烟业是一个女工、童工集中的行业,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工资微薄。1945年后上海通货膨胀严重,市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低于物价指数,工人生活水平越发低下。作者在对烟业工人生活进行叙述时,选取当时媒体的报道并结合时人撰写的诗歌,如“锡包娘子有三头,常得搞时楼上楼。最怕黄霉秋八月,半记不响着忧愁。扯叶群工最苦辛,围裙束颈不离身。无情烟雨三千丈,巧笑难寻不出尘”等,为论著增加了可读性。作者以一手史料为基础,指出工厂停工停薪、频繁解雇工人、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等是产生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上海卷烟业工人多次以罢工形式争取权益,其中1946年年赏引发的劳资纠纷声势浩大,也最为典型。所谓年赏,即春节时发放的年终奖金,奖金数额具有较大弹性。尽管上海当局频频表态,卷烟业因年赏引发的纠纷却日渐增多,最终导致全行业的年赏工潮。诚如作者所言,“战后频繁的工潮加剧了政府、企业主、工人关系的复杂性,成为影响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双刃剑’”。

在对上海卷烟工业与政府的互动博弈进行全景式的梳理分析后,作者选取中华烟草公司为典型,进行个案分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烟草组,负责接收上海地区的敌伪烟业。在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基础上成立的中华烟草公司是中国卷烟工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公司在机器设备、人员配备、公司管理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令人扼腕的是,本该前途无量的中华烟草公司,在国民政府出售国营事业过程中,卷入旷日持久的承购权纠纷。作者指出,这场承购权纠纷的焦点在于华品、华东公司是否具备“优先承购”的资格。在此过程中,各方围绕自身利益展开博弈,干预了政府决策。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左右摇摆严重影响了公司业务,公司管理混乱、人员冗杂,终成尾大不掉之势。直至上海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接管方使该公司获得新生。

全书最为突出的特色即史料的丰富翔实。该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档案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中心所藏史料为主体资料,结合民国报刊、著述、资料汇编等,一手资料数量众多,来源丰富,使“回到历史现场”得以成为可能,也使论述更为严谨充分、结论更加准确客观。研究视角新颖亦是该书值得称道之处。作者在考察卷烟企业的同时,将视域扩大至其外围组织同业公会、产业工会,既避开以往政府史与企业史研究以政策或制度为重点的研究路径,又突破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维度,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发展演变。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历史文献法、计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外资、民营、国营三种企业类型进行考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一时期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历史全景。此外,行业整体脉络研究与典型个案剖析相结合,是本书一大亮点。前四章涉及卷烟工业发展概况、税收、原料、年赏等方面的互动博弈,第五章则选取中华烟草公司为具体考察对象,宏观把握的同时,亦有微观呈现,点面结合,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上海卷烟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历史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求真。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备受学界关注,但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该书以这一时期卷烟业为研究中心,可谓独具慧眼。透过该书不难发现,就上海卷烟业而言,无论是从企业数量、卷烟质量还是产品销量方面进行考量,抗战胜利至1947年初都是该行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复杂的时局和企业的生存需求促成了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重构。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缺乏社会治理及经济领导能力,加之内战爆发,影响了上海卷烟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该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角新颖、结论公允,是作者长期耕耘、认真爬梳、勤奋思考后的成果。该著的出版丰富了政企关系史研究的视域,同时也拓宽了行业史、企业史研究的路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