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怨敌可谓多矣,比如顾颉刚和杨荫榆就是两个被鲁迅口诛笔伐极多的怨敌。鲁迅这样做当然是有其道理在的,不仅对顾颉刚和杨荫榆的攻击有道理,与其他怨敌结怨也并非无故,这是我们认识鲁迅与怨敌关系的基点。如今,斯人已去,骂仗的硝烟早已消散,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说他们了。

对鲁迅的评价无须多说,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正是由于鲁迅的伟大,他的许多怨敌到今天依然翻不过身,为世人所蔑视。其实,这些人并不都是坏人,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人,也未尝没有值得肯定之处。看鲁迅的这些怨敌,需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要按照鲁迅自己所说的察人之法去看,即要看“全人”。

照此原则,顾颉刚和杨荫榆这两个鲁迅的怨敌都是很有长处可以一表的。

先说顾颉刚。鲁迅的挚友曹聚仁说:“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鲁迅认为顾颉刚不仅人品不佳,学问也不好。其实,顾颉刚固然有缺点和错误,如他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剿袭”(抄袭),然而鲁迅并未抄袭,这大伤了鲁迅的心;但他在做人和做学问上还是很有值得肯定和夸赞之处的,不能一概抹杀。比如他在关心提携后学上无微不至,他的学生对他有“胸怀闳廓醇厚,从他问学如坐春风”的评价;在做学问上他更是大师级的。正如曹聚仁所说,“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顾颉刚先生倒是颇有学究气味”,曹聚仁的这个意见是不应当忽视的。

鲁迅把顾颉刚写入《故事新编》加以嘲讽,还常嘲弄顾颉刚的外貌,把他形容得很猥琐,在给亲友的信中常以“红鼻”“鼻公”代称。实际上,顾颉刚的外貌还是不失大学者的气度的。

我读过顾颉刚先生的一些书,对他的学问很佩服。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学域宽广,所研治的多是史学的大题目,触摸的是历史的大脉络,堪称史林中的战略家。他还“以学问救国”,致力于边疆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为挽救民族危亡尽了一份历史学家的责任。他与鲁迅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大师。

顾颉刚的著述,最获我心的是洋溢其中的恢弘气度,许多著述充盈着胆识和奇气,敢于推倒前人成说,敢发前无古人的创见,令人击节叹赏。在学术观点上他备受赞扬,也饱受误解和争议。

顾颉刚的目光既宏大又精微,大至三皇五帝,小到一字一唱本,都能烛照洞明,抉隐发微。在顾书中,遥远的古事仿佛近在昨日;乱麻似的万象,令人觉得分明清晰。他研究问题常向低处广处看,老百姓的历史是他经常关注的课题。他的笔端常带着对平民百姓的热烈感情,他做的《民俗》周刊的发刊词,堪称热血文字。

顾颉刚以擅治佶屈聱牙的《尚书》闻名,但他自己作文却爱写晓畅平易的白话,常用娓娓的白话道出高深的学术问题。与扬雄的“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正相反,他是以浅白道艰深,化玄奥为平常。顾颉刚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标点工作的“总其成”者,周恩来同志曾有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仅此一个任命,就可知顾颉刚的学术地位。

虽然鲁迅尖刻地讽刺过顾颉刚,但这并不影响顾颉刚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二人的学问和写作各有特点和长处,当然,若论对中华民族的总体贡献,鲁迅自是大于顾颉刚的。

再说杨荫榆。杨荫榆在关于鲁迅史事的语境里是个地道的反角,中学教科书里留下了她的反面形象,《鲁迅全集》注释中说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其实并非她的“全人”。

杨荫榆在中国教育事业上还是有劳绩的。她曾在多所学校教过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又曾创办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自任社长即校长,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家境贫寒的女工或女童。许广平曾对她的教育工作有过这样的评价:“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荫榆最值得称扬的是她在抗战期间抗敌的勇敢行为。杨荫榆曾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日语非常娴熟,所以她能用日语与日本军官作面对面的抗争。据说杨荫榆还向日本军官递交过用日文写的抗议书。杨荫榆是作家杨绛的三姑母,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

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兵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杨绛的这段记述是可以视为信史的。这段记述看似平实,实则惊心动魄,使人仿佛亲睹日寇随意屠杀中国平民的场景。这段史事发生在1937—1938年之间,此时正是日寇气焰万丈之时,南京大屠杀也发生在这段时间。想想看,杨荫榆面对的是怎样一群穷凶极恶的兽兵!日本兵要杀杨荫榆,就因为她阻碍了他们的奸淫掳掠。杨荫榆不过一弱女子,面对凶残的日本兽兵竟能当面斥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为了保护受难的中国妇女,她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难民区”,这是多么可贵的救人于危难的精神!

关于杨荫榆的直接死因,有一些不同说法。一说是因日寇强占了杨荫榆家的房舍,杨去讨要时斥责日寇,被杀;一说是因日寇强占了杨荫榆邻居家的房舍,杨去交涉讨要并斥责日寇,被杀;一说是日兵抢走了杨荫榆家的名贵家具,杨去讨要,日兵怀恨在心,骗杨离家,杀之。这些说法的来源有二,一是据说是杨荫榆的某邻居提供的,二是无锡诗人杜兰亭所写的长诗《哀榆曲》里影射的。这些说法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指明杨荫榆曾当面斥责日寇,二是都确定杨荫榆是因反抗日寇而被害。这两点也与杨绛的记述相同,不同的是,杨绛还记述了杨荫榆保护妇女、斥责日兵奸淫的勇敢行为。综合观之,杨荫榆的死因是她反抗日寇,使日寇的奸淫掳掠受到了阻碍。我还看到相关文章说,日军侵占苏州后曾要求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了杨的严词拒绝。若果真如此,这也是杨荫榆勇敢的抗敌行为。

杨荫榆斥敌而死,固然比不上在战场上杀敌的牺牲壮烈,性质却并无二致。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执笔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斥敌和拒绝伪职,正是抗日的勇敢行为,在民族大义上,杨荫榆是无愧的,是有气节的。《哀榆曲》中有这样几句:“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记下了杨荫榆的抗敌行为和牺牲过程。这是民间的悲悼,是民众的纪念。

我敢肯定,鲁迅先生若是亡于杨荫榆之后,一定会赞扬她在日寇面前威武不屈的行为,绝不会拿杨荫榆过去的错误抹杀她闪光的晚节。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