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酬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正常的人际应酬是必要的，有助于人们之间的和谐融洽；但若立意不良，心术不正，应酬便会走上歧路，或与虚伪谄媚相联系，或与奢靡之风相联系，或与奔竞钻营相联系，或与贿赂交易相联系，等等。从应酬之风中可以看出政风吏治，看出社会风气，看出世态人情。所以，一个社会的应酬状况实乃测量这个社会健康与否的一个指标。

清代官场中的交际应酬活动极为繁冗，不仅名目甚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特别是要想做官、升官，不懂得应酬之道是不可想象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说，他初入京师时，“见时论所称一切酬应，皆有套数诀术”。晚清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也说到，当某些官只需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即可。嘉道年间官场中有“闲官忙做”之谣，嘲讽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僚“专以期会应酬为职志，其勤勉冠于同人”，实际反映了整个官场都忙于应酬的状态。反之，如果有谁不懂官场的应酬规矩，那就不仅会被人耻笑，而且自己也要吃亏倒霉。

官场应酬的套数很多，有拜客、宴客、送往迎来、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及打秋风者，等等。

拜客：车马塞途，“面面俱到”

拜客也叫谒客，是官场中拉关系、通声气所必需的。除平时交际拜客外，新官上任、新年贺岁、外官进京等更例须拜客。有时一次出门要拜访多人，因而要先开拜客单子，交由长随具体安排，地址不明的，要由长随先打听清楚。拜客一般都去官员家中，或到会馆、戏园。拜客时，先由跟班投上名帖，经通禀允见后再进门拜谒。但有时只须投个名帖而不必见主人，也算是拜过客了，甚或是拜客者本人并不亲往，而只让长随代为投帖。同级官员间一般还要答拜。

清代官场拜客风气极盛，特别是冠盖云集的京师，拜客的车马经常如龙似水，“途为之塞”。有的人“一日间往谒之客，多者以百计”，有的权贵名士之家终日宾客盈门。晚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进京“引见”的官员为广通声气，“到京之后，凡是寅、年、世、戚、乡谊，无不亲自登门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才拜完”。寅，是官衙中的同事；年，指科考同年登科者；世，指有世交者；戚，是姻亲；乡谊指同乡。真乃面面俱到，难怪用了那么多天才拜完。

新年贺岁拜客是一年中官场拜客的高峰，整个官场此时都活跃起来，频繁地互相往拜。不但同寅、同乡、同年、故交旧友等关系近密者互拜，一些关系甚疏者此时也乘机拉扯互拜。因所拜对象的数量较平时尤多，故“帖到人不到”的拜客方式尤为盛行。清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说到自己在新年拜客时看到的情景：“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极无谓，而为社会之惯习，必不可废者。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只把名帖一投，再在门房簿子上签个名就齐活了。

新官上任，拜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仪注，既能通过拜客与署中各种人物联络感情，又能借此了解情况，熟悉任内各种事宜。《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叫随凤占的新任知州，到任后“东也拜客，西也拜客”，拜同寅，拜绅士，拜官亲，拜师爷，拜了三天，不但拉拢了关系，还“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账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

设饭局：“嘴头请天神”

设饭局，请客吃饭，是清代官场应酬的重要方式。宴客应酬的目的在于“以吃会友”，拉拢关系，故有“嘴头请天神”之称。不但官员之间需要宴客应酬，跟班等各种衙门中人都需要这种应酬。长随手册《偏途论》说到衙署中人彼此间宴客应酬：“跟班有内外之别，同事有家乡旧人之间，不可得罪合署朋友，相隔一半月间，另添菜肴三样，在人运用维持，此曰应酬，又曰嘴头请天神，闲时栽培，到时自有关照。”这段话将设饭局宴客的目的和作用说得清清楚楚，并将提升饭食水准的方法也写出来了。

清代官场中的宴客应酬之风极盛，尤以晚清为甚。光绪年间，官场“酒食之局，大多循例应酬”，“弥积弥繁”，其席面愈来愈丰，靡费甚巨。京中官场宴客还有一恶习，即不按时赴席。巳刻请客，至申不齐；午刻请客，至暮不齐。有时主人实在等不及便只好先吃，吃完客人才到。

送迎常课：“为大官作奴耳”

送往迎来，侍候过境的上司、权贵，是地方官必行的常课。包括恭迎来客、安置住宿、设宴招待、陪同看戏、馈送盘缠、送客上路等。他们为此而经常终日忙碌，疲于奔命，以至无暇问政治民。特别是冲繁省会和附郭县(首县)，迎送长官的任务就更为繁重。

清代大儒顾炎武曾说到守令有四难，其一就是“时日耗于趋迎，精神殚于馈遗，帣鞴鞠跽，东西奔驰”，因而不能“专精课治”。当过多年幕友的蒲松龄说县令对上司的迎送如伎如鼠：“况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

当过多年县令的袁枚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痛论过迎送、应酬上司的苦况和为此而无暇问政治民的状态。其中说道：每每自念，如果劳苦自己是为了治下的百姓，我甘心情愿；但现在起早贪晚，风霜寒露中奔忙的，“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常常是迎送了东边，误了西边；本以为已准备齐全了待客物品，却往往缺少某些上司想要的东西。如果不奔忙张罗，屈膝逢迎，就要受到上司的斥责。每次送往迎来，都是身虽去而心不随，边迎送边生气。一天下来，百姓们又牵衣呼号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只好秉烛办理。理毕又要批阅堆积如山的文书簿册。公事都办完了，刚一躺下休息，又接到驿站报告说某官到了，于是只好马上又去迎接。袁枚的这番论说，实际反映了一般地方官们对送往迎来这一苦差的厌烦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有个叫洪子澄的附郭县令，因苦于迎送之烦，想弃官回家，他对人说：“终日奔驰，望尘而拜，不是奴颜婢膝，也是同流合污，我决计不干了。”闻者听后调侃道：“欧美人管官吏叫公仆，足下仆仆于道途，真可谓公仆!”

从顾炎武、蒲松龄、袁枚等人对清代官场迎送之弊的描述，以及他们对此极为厌恶和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领略到清代官场的这一弊端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无奈的“散财童子”

官场中许多应酬实质上就是掏钱，掏钱者无奈成了“散财童子”。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和打秋风的，就是三种典型的应酬。

先说馈送上司。清代官场有下属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的习俗。逢年过节及上司有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做下属的都要馈送钱财礼物。主管上司几乎每月都要孝敬。此外还有一些临时的殷勤，如送时鲜特产等。年节喜庆时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

《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都必有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告贷，也要按时奉上。晚清愿雨楼《〈活地狱〉评语》云：“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可见孝敬上司的数目不小。

再说应酬同寅。同寅间遇喜庆、吊丧、团拜、公宴、旧僚聚会、升迁放差等事，一般都要“敛分举行”，即大家出钱凑份子。敛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是合乎情义、理所当然的事。有诗云：“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情谊的厚薄，为了庆吊和助人而凑份子，连饭钱都可能交出去。

最后说应酬打秋风的。清代官场和社会上普遍盛行打秋风，又叫打抽丰，即通过各种关系向有钱人索求财物，实际就是敲竹杠。清人萧奭《永宪录》说到官场中打秋风的情况：“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探望索取，名曰‘抽丰’。”这是说某人得到肥差——升任地方官后，和他有关系的一些人便借探望之名前往求索财物，这些人包括他的拜门老师、有世交者、与他同年科考中式的人及其他故交旧友等。

掏钱应酬打秋风的，成为较富足的官员日常开支的重要部分。很多官员都怕别人说自己有钱，因为怕打秋风的找上门来。晚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候补知县吴继之不敢让人把自己送的百两赈捐写在“知启”上，究其原因，吴继之自己说道：“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

有的官员为了拒绝打秋风的，便只好撕破面子，拒客不见。如苏州知州胡可泉就在自己的衙署中贴上了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将打秋风者与江湖术士和匪类并举，可见此知州对打秋风者的厌恶。

应酬须讲究衣冠

官员在官场中交际应酬，必须讲究衣着装束。晚清姬文《市声》里说：“官场的应酬……免不了靴儿、帽儿、补儿、顶儿。”但不同场合的应酬，衣着装束又有所不同。例如，见上司时穿的衣服多用旧色，拜客时穿的衣服多尚华丽。如果一天中既要见上司，又要拜客，就需换两样冠服。见上司时穿旧色衣服，是为了表示俭朴；拜客时穿华丽的衣服，是为了风光体面，显示高贵。《官场现形记》写到官场穿旧衣之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比谁穿得破烂，以此作为得差缺的捷径。于是估衣铺、古董摊上的破衣旧帽比新货还贵。

清代官员们大事应酬，目的都是为了拉拢或不得罪对自己有用的人，编织更广泛的官场关系，从而获得关照和奥援，使自己在官衙和官场中获得有利地位，捞到更多好处。为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搞出上述花样翻新的应酬手段。清代官员中的这种应酬之风，说到底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而晚清此风极盛，又是这种制度在当时更加腐朽的结果。

清史研究者一般重在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大题目，对于属于社会史的人际交往方式似乎研究得不多，即使是研究人际交往，也主要是研究名人、学者圈子的交际状况。清代官员之间的交际状况和交际风气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它是考量清代政风吏治的一个窗口，也可作为研究清代国运盛衰的参考材料。对于今人来说，这些清代史事犹如一面镜子，很值得照一照。

（作者原单位：北京日报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