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是一个传奇之地。这里不仅有风景优美的维多利亚海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奇趣的夜市和琳琅满目的豪华大型商场，更有魅力四射的香江映画。提到香港，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贸易中心”“购物天堂”，而是香港电影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如梦如幻的银幕世界。香港电影书写了电影史的东方传奇，无数光影定格下的永恒瞬间在其中熠熠生辉。美国著名电影研究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谈到鼎盛时期的香港电影时曾说道：“这个约60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所制作的影片数量几乎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仅次于美国。”确实，在20世纪60—90年代，香港电影无论从工业、美学还是明星生产等方面而言，都创造了诸多神话。香港电影之所以有如此骄人的成绩，与邵氏、电懋、嘉禾等香港电影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上述电影企业共同开创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托举出灿若星河的香港影坛，其历史功绩值得记取。

香港电影制作的源头可追溯到1913年的《庄子试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内地电影产业界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才真正走上腾飞之路，实现了产业模式的现代化创新。

1958年，原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电影发行业务的邵逸夫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开始在制片领域大展拳脚。作为邵氏兄弟公司的掌门人，邵逸夫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投巨资向港英政府购买了一块位于清水湾的土地，削山造田，兴建规模庞大的现代化片场——邵氏影城。以此为起点，邵逸夫拉开了在香港组建现代化大型制片企业的帷幕。邵氏影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设施上都直追当时的好莱坞大型制片厂。且不说影城的创建为邵氏公司快速高效生产影片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单从后来香港飞涨的地价、房价，就可看出邵逸夫精明的生意头脑。邵逸夫上任的“第二把火”，是积极采用新技术。有着超前眼光的邵逸夫认识到，以往的黑白电影和窄小银幕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邵氏兄弟公司全盘启动了彩色及宽银幕电影的制作计划，不仅购进了大量彩色冲洗设备，而且率先使用“邵氏综艺体弧形阔银幕”技术，公司所有特技处理、卡通彩色等技术均能自给自足。邵逸夫上任的“第三把火”，是大力延揽人才。1959年，邵逸夫从美国新闻署香港分处挖来邹文怀（后来成为嘉禾公司的创办者）出任邵氏兄弟公司宣传主任，在邹文怀的协助下，邵逸夫延揽了大量电影艺术、技术人才。邵氏兄弟公司签约演员曾一度达140余人，拥有众多电影导演，职工多达1000余人。为了留住人才，邵逸夫还引进专用合约制，薪酬按周结算，职工薪酬平均每周50美元左右，这在当时是颇为可观的。

而电懋公司的当家人陆运涛则有英国经济学硕士的留学背景和西方现代化商业管理理念，他所任用的总经理钟启文也有欧美留学经历，精通美国好莱坞式的现代化片场管理模式。这些具有现代化理念的电影企业家都试图摆脱以往低成本、小规模的制作方式，纷纷采取大规模兴建片场、拓展发行院线、提高摄影技术等举措，表现出产业模式创新的宏大气魄。谙熟现代电影企业经营之道的陆运涛还把“垂直整合”模式作为电懋公司的指导方针，将制作、发行、放映三个产业环节整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优生态的电影产业链。1964年，陆运涛在一起空难事故中猝然离世，电懋后继无人，于1970年关闭电影制作部门。电懋的退出，给新成立的嘉禾公司腾出了发展空间。嘉禾公司的掌门人邹文怀在大制片厂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分红制”的经营方式和“卫星制”的制片体制，使公司产业模式既适合自身发展，又贴合世界电影工业发展潮流。在邵氏、电懋、嘉禾等大公司的带动下，其他中小企业也纷纷转型，从而为香港电影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开创了崭新局面。

各种各样的类型片生产是香港电影制片业的一大特色。他们曾尝试过多种商业类型，如武侠片、戏曲片、喜剧片、犯罪片、家庭伦理片等，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武侠片

20世纪60年代中期，邵氏公司率先开拍一系列既引人入胜又惊心动魄的武侠片，推动了香港国语武侠片的热潮。胡金铨的《大醉侠》（1966）与张彻的《独臂刀》（1967）开创了新派武侠片的风格，不仅成为当年的卖座冠军，还在东南亚所向披靡。《龙虎斗》《天下第一拳》等功夫片以紧张刺激的英雄传奇故事雄霸本土票房，并顺利攻陷亚洲市场。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1972）、《猛龙过江》（1972）、《龙争虎斗》（1973）等影片一再刷新票房纪录，还成功打入了欧美主流院线。李小龙之后，成龙更是凭借功夫喜剧走向国际市场，在西方知名度颇高。

黄梅调电影

黄梅调是黄梅戏的旧称。李翰祥是拍摄黄梅调电影的名导演，他先后为邵氏拍摄了《貂蝉》《江山美人》《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多部彩色黄梅调电影，既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利润，也提升了香港影片的艺术水准。黄梅调电影于各项重要国际影展中风光一时，在华语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香港电影迈向了新境界。

家庭伦理片

导演岳枫的电影是这一类型片的代表。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享有盛名，《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等风格硬朗的影片为他赢得了“粗线条”导演的美誉。到香港后，岳枫曾加入电懋，执导了《情场如战场》《雨过天青》等影片。从电懋转入邵氏后，岳枫拍摄了《为谁辛苦为谁忙》《畸人艳妇》等一系列家庭伦理片，表现大都市中小人物的家庭纠葛、酸甜苦辣，影片高潮多是家庭出现危机后，大家同舟共济解决难题，对女性心理也有较细腻的展示。

香港电影业还打造了众多电影明星，以他们的巨大魅力和超高人气来保障票房收入。李小龙、成龙、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刘德华、杨紫琼等，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香港电影明星。香港的电影公司不仅通过表演训练班提升演员的演技、给新人提供出演重头戏的机会，而且利用各种媒体对旗下明星进行大力宣传，帮助观众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类型的明星形象。香港电影公司的这种做法，既使明星宣传成为电影产业链条的重要一环，从而更好地配合影片的制作生产，也使许多香港电影演员变得家喻户晓，如同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星辰，长久地闪耀在人们的记忆中。

发行放映方面，香港电影业非常重视东南亚及台湾地区的发行业务，能够确保影片顺利进入这些地区，并取得最佳放映场所。放映日期往往在开拍前就已确定，以保证制作投入可以归本。由于有预先卖埠的收入，制作规模也可适当扩大，不至于担心亏本，畏手畏脚。

香港电影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使影片尽可能地赚取更多票房利润。一方面，香港电影牢牢抓住数以百万计的散居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观众。这些华侨祖籍多为中国东部或南部，香港电影中所呈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而且由于寓居他乡，他们对香港电影中的华人生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此成为香港电影的忠实粉丝。例如邵氏影片《七十二家房客》等，把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动人心弦的色相与声音形象地呈现出来，成为海外华人寄托乡愁的载体。香港电影不仅在华侨较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十分卖座，甚至在华人较少的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家也有数量可观的影迷。另一方面，香港以功夫片为主打，进军全球市场。不少香港电影都配上了中英双语字幕，中文为听不懂粤语的大陆及海外华人观众而设，英文则是为了方便所有不懂中文的海外观众。香港功夫片一度在海外场场爆满，丰厚的利润回报不仅让各大公司赚得钵满盆满，也催生出众多中小型电影企业，整个香港电影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为华语电影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香港电影提升了华语电影的国际地位。实现了电影制作流程的现代化转型之后，香港电影公司便淘汰了以往小规模、低成本、手工作坊式的传统制作方式，从而极大提升了制作数量和影片质量。香港电影大规模地出口海外，占领外国市场，使得华语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很多海外观众对香港电影情有独钟，就连国际著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是香港电影的忠实粉丝。

其次，香港电影将娱乐发展成一种艺术。香港电影中固然有煽情与纵乐、血腥与怪诞的成分，但亦敢于打破成规，独辟蹊径。它把娱乐作为明确的目标，从而发展出独具“港味”特色的娱乐艺术。很多香港娱乐片都富含匠心独运的技巧，例如曲折生动的故事编织、影像画面与音乐的精准配合、人类普遍情感的表现与渲染等。这也使得香港电影具有极强的跨文化吸引力。

再次，香港电影有效对抗了好莱坞的文化入侵。香港电影的经营者深知，要对抗好莱坞，本土电影就必须达到好莱坞的标准。因此，香港电影公司不惜重金打造精品，影片布景与服装都很讲究，力求达到华丽悦目的视觉效果。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香港电影飞速发展，逐渐与好莱坞分庭抗礼。60年代初，香港成为东亚最大的电影输出地。1960—1967年间，香港电影产量甚至超过好莱坞。1974年年底，香港电影在美国的总票房超过1100万美元。好莱坞电影曾横扫全球，对香港却久攻不下，在香港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只有少数人捧场，全球卖座片登陆香港也往往惨淡收场。对于这样的成绩，邵逸夫曾不无自豪地说：“我真的觉得，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跟好莱坞的不一样，却不比好莱坞差。”

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香港电影的辉煌与鼎盛已成明日黄花。但是回首往昔，在缅怀、追忆香港电影光辉岁月的同时，我们有理由对曾经推动香港电影发展的老一辈电影人和电影企业保持足够的敬意，毕竟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如银幕上那些光彩动人的形象，长久地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