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交流的逆差，从本质上来说，和所有的交流、交往、交换或贸易都是相同的，都与供求关系相关联，是一种不平衡、不对称。文化交流中的逆差要比贸易上的逆差更为复杂。因为在经济交流或贸易中，可以用品类、质量、数字来表示逆差的问题，一目了然；而文化上的逆差则全然不同，它关系到历史和当下，更关系到文化的内涵和品质。而逆差的形成则有不同的时间长度和过程，更有复杂的内在原因和社会问题。形成逆差的过程，经济上可能只是十年八年，而文化上则可能是百年甚至更长。

文化交流逆差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文化交往中的供求关系。显然，在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对于像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热情，可能要高于法国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热情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造成逆差。当然，这只是就宏观而论的整体状况，对于极个别的情况则另当别论。法国文化和艺术对于中国的吸引力是超乎寻常的。在教育的影响下，中国自20世纪初期以来，对于法国文化和法国艺术就充满热情，表现出敬仰和崇拜。那时候很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们竞相到法国留学，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等，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使因条件所限不能去法国，他们一般也会转道就近去日本学习二手的法国艺术，同样加深了法国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他们在20世纪初学成归国，把法国的文化带回中国，并通过教育引进法国艺术，让学生画模特儿、写生等，以拓荒之举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所以，中国公众很早接触到法国文化和艺术知识，其认知度普遍高于法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了解。从这个最本质、最基础的问题上看，已经显现出了形成逆差的核心问题。

经历了20世纪的发展，到了当代，虽然中国日益强大，经济上的成就也让法国人刮目相看，但在文化上，我们的悠久历史和伟大创造所形成的优势，并没有在当代表现出来。中国也在巴黎和其他很多外国城市建立了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但这实际上是在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弱势基础上主动“走出去”的表现。在这样一种供求关系中，之所以出现文化交流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采取了主动“走出去”的态度，而法国的很多文教机构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则是被动地接受。从国家交往的层面来说，中法两国交往的过程应该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事实上，包括中法文化年、中法建交纪念等相关的展览、演艺等交流活动，对双方的实际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

2014年是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对等原则的基础上，双方都在对方的首都举办了特展，法方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方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举办。法方展出了卢浮宫、凡尔赛宫、奥赛、蓬皮杜、毕加索五家著名博物馆的八位艺术大师的十幅传世名作，构成了一个可以浓缩展现法国艺术史的特展。而中方则通过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了由27家文博机构提供的重要文物构成的“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致对等的展览。可是，法国的展览在中国引起的轰动甚至要通过开夜场来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而中国的展览在法国却并没有同样的观者如堵。这表现出的正是展览本体之外的中法两国观众喜好和接受的逆差。这次展览法国只呈现了500年的法国艺术史，而中国则展示了2000年前伟大的汉代文明，两者的文明高度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然而对于法国公众来说，这500年的法国艺术史是他们的骄傲，即使这个展览回到巴黎去展出，同样会引起轰动。而2000年前的汉代文明对于法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其中隔阂源于一般法国人缺少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这个展览如果回到中国来展出，中国的公众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但尽管如此，那也无法和来自法国的十张名画的特展相提并论。

由于存在逆差，我国公众非常需要法国的文化和艺术，尤其是以博物馆为支撑的法国艺术的传播，其吸引力是超乎寻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博物馆会非常努力地引进外国博物馆的展览，让公众不出国门就能看到外国的名馆、名家、名作。无疑，这也和中国各级博物馆收藏西方文物和艺术品的现状相关联。法国的博物馆构建了一个世界百科全书式的收藏体系，表现出了数百年的累积过程，他们掌握了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亚洲博物馆收藏着大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但中国收藏的外国文物和艺术品却屈指可数，既不成体系，也没有规模。中国各级博物馆的收藏以本土的文物和艺术品为主，大多为出土文物。两相比较，我们缺少法国的艺术品收藏。而中国的许多观众对于印象派、罗丹、毕加索、卢浮宫、奥赛等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汉代艺术；中国观众对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作品的渴望，不逊于法国公众。中国公众非常希望能引进这些展览到中国，一些商家常常利用这一点，攒一个没有原作的“沉浸式”的展览来糊弄公众，更有甚者出现了仿冒名家名作的展览。基于此，每一次国外博物馆的大师级作品在中国的展出，都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相比之下，我们能够出国展出的中国古代文物虽然很重要，但一般很难进入像卢浮宫这样的主流场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

我们的重要展览难以进入国外的大型博物馆，也显现为一种逆差。还是拿中法建交50周年的展览为例。法方到中国来考察场地时，一定是挑他们最满意的，因此他们选择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对于国家博物馆来说，这是国家项目，必须想方设法满足展览要求。而我们在巴黎却不能挑挑拣拣，能够安排在吉美博物馆已经是很好的结果。这之中有“挑选”与“安排”的差距——这就是一种逆差。如果中方的展览能够安排在卢浮宫或奥赛，那观众的数量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也能够吸引大批到卢浮宫参观的中国观众；而在吉美博物馆，中国观众寥寥。我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他们非常容易进入我们的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重要的展馆，但我们却很难进入法国的卢浮宫、奥赛以及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等重要的博物馆中。

再从支撑文化交流的博物馆的现实状况来看，博物馆收藏文物和艺术品的存量有着明显的差距。西方国家重要的博物馆机构很少会主动提出引进中国的展览到它们那里去展出；实际上除了兵马俑之外，西方国家公众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法国公众通过奥赛博物馆和巴黎市立亚洲美术馆中的长期陈列，就可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艺术的基本认知。巴黎的两家亚洲博物馆的中国部分的收藏已经很丰富，而且有许多藏品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他们对于引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品并不具有那么强烈的愿望。除了缺少1949年以来新发现的古代文物之外，他们的丰富收藏已经构成了能够表述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完整体系。这是影响两国供求关系的内部原因，也是造成逆差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博物馆的发展水平和国际交往能力，在中法之间同样有着明显的差距。

回到这一问题的根源，从19世纪后期开始，法国艺术对于亚洲、对于中国就开始产生重要影响。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前贤对于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100多年来，法国艺术在亚洲地区的传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是在西方，100多年来除了少数汉学家对于中国文物和艺术有兴趣之外，一般公众对于东方的认识大概只局限在与他们实际生活关联的瓷器上。20世纪初期，法国的探险家对于中国文物不断考察、挖掘甚至盗取，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在几十年前就写了专著《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记录了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丝绸之路沿线文物的盗取。法国人伯希和1906—1908年在丝绸之路上的“收获”正收藏于吉美博物馆之中，而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在中国的各级博物馆中都没有。这些中国文物是他们的博物馆的重要支撑。由此，20世纪初期中法两国在文化交流上就已经存在着逆差。

而从文化本体上来看，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国际影响力是决定文化交流的根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创造，也形成了许多特别的文化符号，可能够在当代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却不多。尤其是在明代以后，中国不仅国际影响力日减，而且不断呈现颓势。反观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以印象派为代表的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覆盖全球，与之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影响了世界。法国文化的强度是超乎寻常的，它不仅是对中国，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从文化创造的国际影响力来看，法国的印象派所造就的文化盛世及其影响力是我们难以比拟的，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文化自身的问题最终影响到文化的交流。当然，这并不是贬低中国文化的高度，只是说我们的高度在法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和很好的认识。时至今日，表现在法国制造上，那些与艺术相关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都是中国所不及的。当我们还在用高仿品来获得低端市场的时候，那些法国名牌却裹挟着文化潮流占领了世界的贸易高地。如此何来交流，又用什么当代文化产品和艺术作品去交流？

公众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和热情也会影响到交流。中国人比较好学，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所以，在以公众为支撑的文化交往过程中，中国对于法国艺术所表现出的热情要远远高于法国公众。因此，这种逆差是由多方面原因构成的复杂问题，从文化基础到发展现状以及100多年来的交往所形成的格局，也和如今国家的开放程度有关。显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对文化的社会需求，也就不存在逆差的问题。因为中国高度开放，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既有政府的推动，又有公众的热情。这几年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呼应“走出去”战略。我们确实有一些展览到法国举办，虽然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法国的各级博物馆并没有“走出去”的热情，卢浮宫博物馆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哪会想到“走出去”，已有的对外交流也常常是因为可以通过在国际合作中出借藏品而获得利益。对他们来说，出借藏品或出外展览是获得博物馆运营经费的一种手段，是博物馆的自觉。因此，他们的“走出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弘扬文化只是顺便而已。如此来看，同样是“走出去”，却表现出不平衡和不对称，这实际上也是造成逆差的内在动力。

毫无疑问，文化交往中的逆差是由文化主体决定的。我们可以努力减少这种逆差，但可能性及程度都相当有限。在以往的中法文化交往中，基于中法建交纪念这样的契机，曾经促成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也让中国公众得到了红利。然而，这种高等级和高品质的交流并不是常态。如何用常态化的方式来推进中法文化的交流，并通过制度化来维系其长久性，需要政府去努力，也需要多方面力量去协调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资源在文化交流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在中美两国因为贸易逆差而形成贸易战的今天，谈中法在文化交流上的逆差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位于卢浮宫周边建筑内、与卢浮宫没有关系的所谓“卢浮宫画廊”，实际上就是一个地下购物广场中的画廊，因临近卢浮宫和卡鲁塞勒广场而得名“卢浮宫卡鲁塞勒画廊”。这几年通过有心之人的鼓吹和操作，不仅消耗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钱财，更消费了许多中国游客对于法国、对于卢浮宫的热情。对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名号趋之若鹜，可以从中想象我们对于法国文化的迷恋，也可以看到文化交流逆差带来的多方面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