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年间，随着北部边疆地区战乱的平息，中央政府的统治日渐稳固，北部市场的经济活动亦逐渐复苏并取得新的发展。以晋商为主体的内地商人不畏艰辛、不辞辛劳，克服艰难的自然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将内地的商品、技术及文化传播到封闭的蒙古地区以及遥远的俄国境内，使繁荣活跃的北部边境贸易成为古代中国贸易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出发，远赴蒙古和俄罗斯活跃于北部市场的内地商人可以划分为旅蒙商和旅俄商。具体而言，旅蒙商指经营汉蒙民族贸易的内地商人群体，旅俄商指从事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的内地商人群体。两个地域的商人虽然都以晋商为主，但在两地商品交易程序、交易方式、商品结构、交易的公平性四个方面的贸易活动中都有一定的差异，而贸易行为的差异所带来的贸易结果必然有所不同。

单从贸易额来看，两区域差距并不太大，但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蒙古地区通过旅蒙商贸易获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料，摆脱了原有游牧经济下生活资料的匮乏。在旅蒙贸易的带动下，蒙古地区的军事重镇成功转型为商业重镇，手工业与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蒙古地区对旅蒙贸易的依赖性过强，从普通牧民到王公贵族都深陷“印票账”带来的巨额债务中无法摆脱。与之不同的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则在旅俄贸易的带动下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变迁。在整个18世纪，西伯利亚在恰克图市场上都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但到19世纪就实现了机器生产，进而转变为以出口棉布等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政府政策、商业资本、商人的主动性这三个方面是两区域经济走上不同发展路径的主要影响因素。
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为俄国的产业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通过引进欧洲先进的技术，西伯利亚地区乃至整个俄国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实现了机器生产，改变了其内部的社会分工体系。从此，恰克图市场成为俄国的工业品出口至中国的通道，俄国亦成功融入世界市场，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商人的主动性不容忽视。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离不开该地商人的努力，而蒙古地区在与旅蒙商交往中却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人群体，使其在贸易中失去了平等的谈判权。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当代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时，我们可以在清代旅俄商与旅蒙商的贸易活动中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

一是要发挥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定适宜的招商引资与融资政策，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培养自主的商人群体，积极发挥商人作用，鼓励商人建立民间贸易团体，活跃边境市场，建立良性竞争。

二是需要培养企业的自生能力。只有实现企业的自生能力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才能使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有为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重视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的服务化转型，将“中俄蒙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对接，将之推向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三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从结构上看，当前我国进口服务要素投入的行业大多数是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而传统的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和服务化水平略低。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可知，传统优势制造业通过升级转型，其增加值及盈利能力要高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结合我国现实情况，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茶叶）、纺织品服装皮革制造业（丝绸）、非金属制品业（陶瓷）等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当优先加大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与这三个产业的融合度。同时，发展“中俄蒙经济走廊”，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发展对服务的需求，加快建设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铁）的产出服务化转型，发展该类制造企业内部的核心生产性服务，提高国际竞争力，延伸价值链两端，实现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