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郁葱葱的松木掩映下，瀑布从陡峭的山坡飞流直下，一只鹿蹲伏在山石上，眺望着远方。在画面的左上侧，于壁立的山峰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这是清代画家陈阶平笔下所展示的《禄位高升图》的情景。作者在画中题识，“禄位高升，梅田陈阶平画”，钤白文方印“陈阶平印”和朱文方印“梅田”。画中“鹿”与“禄”字谐音，画幅上端的红日代表“高升”之意，将“鹿”与“红日”置于同一画面中，巧妙地突出“禄位高升”的主题。很显然，这是一幅借助山水寄寓美好愿景的吉祥题材绘画。与常见的通过人物或花鸟来寄寓福祉的绘画不同，作者别开生面地以山水中出现的“鹿”与“红日”突出画外的吉祥内涵；与常见的山水画相似的是，画中依然有崇山峻岭，也有草庐、山峰，更有潺潺的溪流，以及茂林、云烟等，是明清时期较为程式化的山水构图。

作者陈阶平生平事迹并不为人所知。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岭南画征略》《广东通志》《博罗县志》等书中对其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将这些零散的记录串起来，大致可知其基本情况。陈阶平，字梅田，号罗浮云外青使、罗浮道人，广东新会潮连乡人。他出身贫寒，却事母至孝。因其善画，被同乡廉访卢朝安请至家中专事绘画，所得润资全部用来侍奉母亲及接济贫困亲友。他性格孤介，有争购其画者，意稍不合虽厚酬亦不予。据说当时广州将军奕湘雅好书画，与很多布衣画家都有交往，南海画家何翀即为其座上客，“招与偕行，遍历佳山水”。奕湘闻陈阶平人品及艺术，亦遣使赉金向其示好，陈阶平坚辞不受，足见其耿介的性格。陈阶平尝寓居广东端州的梅庵，相传所居之地，距城十里，坎坷难行，遇与泥泞，行辄仆。陈阶平便募砌以石，数月石路成，他遂悄然离去。当地人感念之，立碑镌刻其名于道左，以念其功德。不久，其母卒，葬毕服丧后即入罗浮山为道士，卒年五十四。

陈阶平善画山水，兼擅画龙，史载其山水“落笔有云烟气，松杉蔚秀，于元四家近黄鹤山樵”。黄鹤山樵即王蒙，其山水布局紧凑，层次繁复，笔法苍秀，喜用枯笔、干皴，对明清山水画坛影响甚大，但在《禄位高升图》中，似乎看不出受王蒙影响的痕迹，反而是吴门画派的因素较多，而对松木细腻的笔触则多己意。除《禄位高升图》，笔者尝见陈阶平另外两件山水。一件为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听瀑图》，画作表现的是隐士的山居生活，其风格接近王蒙，山石层次繁复而气格苍凝，其布局阵势与皴法均与王蒙一脉相承；另一件为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风雨茅庐图》，作者自题曰，“戊戌秋之八月写于端州草阁。古冈梅田陈阶平”，钤朱文印“阶平道人”。古冈，为作者郡望新会的旧称，从题识可知，该图作于作者寓居端州时。此图表现的是雨横风狂之时山间茅屋的情景，画面中两间茅庐位于山溪边，身后浓荫蔽日、暴雨倾泻,一隐者端坐于庐中，静观风生雨起。作者在描绘雨景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米点皴而独出心裁，用墨色的深浅与树木的起伏烘出雨景,狂风伴雨，给人以强烈的动感。人物与树干则以浅色渲染，使画面不致显得过分凝重。作者信奉道教，从画图看出，自然界强烈的“动”与隐者独处茅庐时内心世界的“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想必这也是作者的匠心独具处。

在山水之外，陈阶平尚有一件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云龙图》，其自题曰：“道光己酉雨水前二日，画于松下清斋，罗浮道人陈阶平。”其墨色的渲染与变化迥异于王蒙，气格清新，洗尽铅华，所写墨龙风云际会，墨色浑厚，巨龙忽隐忽现于云层中，极变化之神，与《风雨茅庐图》有异曲同工之美。

陈阶平的山水大多以水墨取胜。他在运墨的技巧与环境的渲染上极具创意，在当时已为世人所识，且争相宝之，但唯独于《禄位高升图》则不然。此图以水墨、赭色、浅绛、花青与朱砂等多种色彩混合运用，凸显“鹿”与高升的“红日”所带来的祥瑞之象。陈阶平虽然为道士，但因生存的缘故，自然就会应艺术赞助人的需求定向作画。此图即应是其迎合受画者的产物。陈阶平所处的时代和地域，人物画家苏六朋、苏仁山和花鸟画家居巢、居廉以及山水人物画家何翀等人广受追捧，鬻画生涯前所未有。经济的繁荣与艺术市场的活跃，是陈阶平创作《禄位高升图》的大背景，而题材的独特性也说明其画主当为一个官员或者努力谋求仕进之准官员，其《云龙图》的受众亦与此相类。单就这一点来讲，似乎与文献记载中陈阶平不愿与奕湘等将军交好有所相违。

在艺术史研究中，文本记录与传世作品往往有自相抵牾之处。时人或后人的文字记录多有溢美之辞，尤其是画家的亲友或弟子所言更是如此，且相互借鉴引用，千篇一律。因而，透过有限的作品还原真实的历史，抽丝剥茧地洞悉艺术家及其作品本身，已成为艺术史学者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这便是陈阶平及其《禄位高升图》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