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先驱刘王立明从安徽省太湖县一个偏远的小乡村走出，走向抗日救亡、妇女解放、参政议政等革命工作的前沿，从懵懂无知的乡村女娃成长为睿智勇敢的民主战士，在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无疑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如今，探寻刘王立明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既是对这位民盟女杰的纪念，更可为后来者树立光辉的典范。

知识改变命运

刘王立明1920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这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女性而言，可谓凤毛麟角。五四运动前后，在“西风东渐”背景下，不少知识青年留学海外，得以近距离接触、掌握西方先进文化，这无论对于其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当时这样的留学机会大多倾向于男性，势单力孤、谈不上家世背景的刘王立明能够留学大洋彼岸的名校并且获得硕士学位堪称奇迹，这不仅为她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其个人命运也由此得以改写。

刘王立明有弟兄三人，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自小聪明伶俐，备受父母疼爱。就受教育情况而言，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寻常百姓家的女孩，刘王立明颇为幸运，这离不开其父母的支持，尤其是父亲，更亲自承担起女儿启蒙教师的角色。虽然受传统思想影响，父亲不同意女儿像男孩子那样外出上学，却终究还是答应求学心切的刘王立明的请求，在家中亲自教导女儿读书。刘王立明后来在学业上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除了得益于她自己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外，父亲在家中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后来父亲去世、家业衰败，母亲又把渴望读书的刘王立明送到教会办的免费学堂，使其得以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深造的奖学金，最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刘王立明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她先后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总干事、会长，兼任世界妇女节制会远东区干事，后又被推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针对当时的社会陋习，刘王立明力主节制鸦片、烟酒、赌博等，主张一夫一妻、家庭和谐，宣传和普及教育等，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她重视女性职业教育，“先后在香港、重庆等地开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等，在中国妇女职业教育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为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奠定了基础”。她关心时事，连续三届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1944年，刘王立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之际，她又光荣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并参加开国大典。可以看到，刘王立明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在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社会救助等领域均取得不俗的成绩。除勇气和热情外，相应的知识储备显然必不可少。

知识就是力量，因为掌握知识，刘王立明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未满足于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积极投身社会事务，尤其关注广大女性被歧视、受压迫的困境，向她们传授知识，使她们借此摆脱厄运、走向新生。

夫妻携手并进

留学美国不仅大大提升了刘王立明的知识水平，还令她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爱人——刘湛恩。这对恩爱夫妻生活上相互体贴、事业上相互扶持，使得刘王立明备感家庭幸福的同时，也为其在革命道路上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坚强后盾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刘湛恩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爱国志士。在刘王立明心目当中，刘湛恩不仅是亲密爱人，还是良师益友，为此，刘王立明坦言：“我更要感谢的是我那位真诚热爱的外子，刘湛恩先生。由他在教育上的经验，他不但知道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并承认女子有她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之下，能够创立伟业，服务人类。”正因为对丈夫满怀深情，她决定在自己的本名前添加“刘”字，出于对丈夫的爱，也表达了追随丈夫之志、坚持革命斗争的顽强信念。刘王立明在丈夫生前与之携手并进，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丈夫遇难后，则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坚持奔走在革命斗争的前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丈夫的爱与敬。作为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刘王立明重视夫妻和睦、家庭幸福，认为“女子除少数特殊情形外，都应当进入结婚生活”，提出家庭是女子“最好的领域”。此类主张一方面反映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对刘王立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见幸福婚姻给刘王立明带来的对家庭生活的高度认可。除此之外，作为一位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刘王立明坚决主张男女平等，明确表示“重男轻女，是以前的恶习”，其心目中理想的婚姻是夫妻“知识相等，性情相投”。刘王立明清醒地认识到妇女问题的症结在于“职业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妇女们生活在‘家庭’和‘社会’的矛盾中”。为此，她积极发展托儿事业、女性职业教育、女性救国团体等，大力倡导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只有自主的工作才能够保证女人有真正的自主。”对此，刘王立明无疑感同身受，她有幸与志同道合的刘湛恩相知相爱，却并未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同丈夫携手并进，努力成就自我、服务社会。

针对大量在爱情、婚姻当中因为过多依附男性而失去自我的女性悲剧，法国作家、哲学家波伏瓦曾经语重心长地忠告：“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对此，刘王立明与刘湛恩的相处模式可谓提供了一个典范。刘王立明家庭与事业并重，在享有个人家庭幸福、革命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树立了妇女解放、两性和谐的楷模。

战友肝胆相照

在新旧交替、国破家亡的艰难岁月，民盟先驱刘王立明在革命征程中的开拓进取还得益于诸多肝胆相照的战友。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帮助与民盟组织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帮助对于刘王立明革命道路上的成长至关重要。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作为无党派代表，刘王立明主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痛斥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祸国殃民，肯定共产党浴血奋战的英勇行为，由此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日渐亲近，后来便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影响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参加此次会议，并以合法代表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与国统区的民主妇女广泛接触和联络，介绍共产党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解放区妇女运动状况、妇女工作经验等”，对此，刘王立明深表认同，并积极响应。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并强令解散，“为了保存爱国进步民主力量，中共中央特意指示和安排许多爱国人士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香港成为大批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刘王立明也有幸来到了这个避风港”。正是基于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1949年初，刘王立明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代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参加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政协筹备会议，后来又作为政协代表，光荣出席开国大典。

刘王立明是最早加入民盟的个人会员之一。民盟自创立至今，其成员始终以深具家国情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刘王立明作为当时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加入民盟组织后结识了一批真诚相待、休戚与共的同路人。连续三届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经历，使得刘王立明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有政治主张，为发生作用，必须加入一个政团”。正是这样，加入民盟对于她而言并非一时兴起或者可有可无，而是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并在其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抗战胜利之际，刘王立明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断言“坚持内战的人，将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公敌”。为此，她同沈钧儒等一道，代表民盟会见美国特使马歇尔，明确表达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要求，向世界传递和平的呼声，也显示出民盟先贤奔走国是、争取民主自由的勇气与智慧。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后，刘王立明又与史良、刘清扬等民盟女杰一道，发起成立中华妇女联谊会，借助民盟组织的力量，“团结国统区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团结抗日”，将妇女解放与民族救亡紧密联系起来。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因为反内战、争民主而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刘王立明同其他民盟志士悲悼战友的牺牲、控诉刽子手的罪行，同时也更坚定了战斗到底的革命信念。在筹备两位烈士追悼会之际，陶行知提议成立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组织及舆论宣传工作。遗憾的是，陶行知不久因病去世，刘王立明接替其工作，被推举为总干事，在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正式成立之际，阐明该会宗旨为“调查各种剥夺人权事实，揭露真相，联合全世界民主进步人士及团体，为反对法西斯残余势力而斗争”。诚然，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并非民盟分支机构，但其发起人来自民盟，刘王立明、史良等民盟盟员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同舟共济，“一面向中外揭露反动当局摧残民权和践踏民主；一面积极营救、援助被捕遭难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促进民主运动和人权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刘王立明在政治斗争、社会活动中迅速成长，积极为新中国的成立奔走，这一切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基于此，刘王立明的革命之路走得愈发坚定且充满力量。

民盟女杰刘王立明的经历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她的勇气与智慧、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令人钦佩。探究其在革命道路上迅速成长的根源，除了天资聪慧、勤奋努力外，知识、婚姻、战友等因素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三者之间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回顾这段历史，既是为了纪念刘王立明，也期待后人以这位民盟女杰为榜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成就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精彩人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