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的中国因缘

马剑

直到30岁时我都根本没有料到，用中文撰写的书籍会是如此精彩，在人性和人的思想方面，中国人独树一帜，我不仅越来越喜爱它们、珍视它们，而且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它们竟能够成为我精神的慰藉和第二故乡。

这段话出自20世纪德裔瑞士籍作家赫尔曼·黑塞1945年写的杂文《最喜爱的读物》。

赫尔曼·黑塞是谁？假如有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文坛、乃至德语文化界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被视为鄙陋和无知。1877年7月2日，黑塞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镇卡尔夫的一个新教传教士家庭，13岁时，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他已经为自己确定了一生奋斗的方向——“要么成为一名诗人，要么就一事无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惜违背父母的意愿逃离著名的毛尔布隆神学校并自杀未遂，之后几经辗转，才在18岁时到一家旧书店当学徒，同时也开始了自学和文学创作。经过最初的几次创作尝试之后，1904年，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使黑塞一举成名。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黑塞一方面凭借一部又一部小说佳作，一次又一次地给德语文坛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另一方面，他又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到德国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政治活动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纳粹攫取德国政权之前的文化生活中，黑塞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1924年，黑塞成为瑞士公民，从而躲过了纳粹德国的迫害。1946年，“因其富有灵感的作品大胆、深刻、典范地表达了经典人道主义的理想和优美的风格”，黑塞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当时已年近古稀的他来说可谓实至名归，尽管此后直到1962年8月9日辞世，黑塞没有再发表更多新作，但回顾其整个创作生涯，任何人都会惊叹于其极度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丰硕的写作成果——以《悉达多》《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为代表的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和多篇优秀的中短篇小说，1000多首优美动人、寓意深远的诗歌，发表在60多种期刊杂志上的3000多篇关于文学和文化的评论文章，近40000封写给各界人士的信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文学和思想价值，以及各种散文、杂文、政论等。此外，黑塞在绘画和音乐方面也造诣颇深。而自他成名至今的100多年中，无论在德语地区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其作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黑塞的作品在全世界的总销售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被译成了100多种文字，他在很多国家都拥有大量忠实的拥趸，从而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之一。

那么，这样一位大作家，又是如何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缘分”一词本来源于佛教，佛家云，世间万物皆因因缘和合而生。有趣的是，黑塞与中国的缘分也是从印度佛教开始的。

一切要从他的外祖父和父母那里说起，无论是他的外祖父、著名的印度语言和文化学家赫尔曼·贡德特，还是他的父亲约翰内斯·黑塞，都曾长期在印度传教，他的母亲也长期生活在印度并在那里和约翰内斯喜结连理，这样的家庭背景为黑塞的成长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异国氛围，用黑塞自己的话说，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导致他在成年后阅读了大量印度文化典籍，尤其对佛教经典著作倍感亲切。而这个家庭带给他更加深刻的影响则是“几乎完全非民族主义的精神”，外祖父和父母对印度文化的喜爱教会了黑塞在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时尽可能地摒弃偏见，尤其是抛开很多欧洲人身上那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以尊重和谦逊的态度向外界学习。

因此，大约从1907年起，黑塞开始阅读改写或翻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时他虽然在文坛已小有名气，但来自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种矛盾都令他倍感疲惫，于是，1911年9月，黑塞登上了驶向东南亚的轮船，开始了他的印度之旅。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次原本带有寻根色彩的旅行的最大收获，却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现”——在东南亚的多个城市里，黑塞仔细观察和体验了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侨民的生活，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中华民族是他“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的文化民族”。站在德国人的角度上看，黑塞对中国人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其实极具深意，要知道，18世纪德国诗人兼哲人赫尔德提出“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炫耀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为了强调一个历史事实——在当时政治四分五裂的历史背景下，共同的文化成为维系德意志民族的唯一纽带。从黑塞关于东南亚之行的记述中可以得知，他观察到的主要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且恰在其时，中国国内正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变革，因此，黑塞称中国人是“真正的文化民族”，恰恰反映出一位深受德意志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视角窥探到了一个民族借其文化所生发的强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在这一路上所见到的印度人却让黑塞很失望。一方面，这种直接的观感验证了他此前阅读印度佛教典籍的感受——在他看来，佛教是“听天由命和禁欲苦修”，是“向无欲无求的逃避”，这些思想无法帮助黑塞完全摆脱自身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黑塞却在中国这个“文化民族”中隐约感到了他或许正需要的东西——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专注、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以及和谐融洽的氛围，这一切都促使黑塞去反思这种强大生命力的由来，促使他“从印度转向中国”，促使他在返回德国之后怀着更大的兴趣、投入更多的精力阅读来自中国的各种文献。

如果把这看作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因”的话，那么，以卫礼贤为代表的一批德国汉学家和学者恰在此时开始大量地从中文直接翻译并发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经典，则可视为这个过程的“缘”。就哲学方面而言，卫礼贤从1910年开始陆续将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作译成德语，这些译作迄今为止都被看作最好的德语译本之一，对于这些译著，黑塞可谓爱不释手，他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对它们推崇备至，也与卫礼贤本人结下了友谊；而在文学方面，鲁德尔斯贝尔格、库恩等人翻译的中国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则使黑塞在东南亚期间对中国人的“全部好感都得到了增强和确认”。无疑，黑塞从青少年时期就养成的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他对于德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因为最晚从19世纪初开始，德意志民族就被人广泛地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和“文化民族”类似的是，这个说法也并没有刻意地强调德国人在文学和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突出了阅读、写作、思考在建构民族意识方面的特殊作用。换一个角度来看，诗人和思想家又往往合为一体，而黑塞正是这种结合的一个典型代表。

可见，黑塞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始终没有背离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且德意志文化的精髓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关于他文学创作的主旨，黑塞明确地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躲避过现实问题”，但他的问题中“占首要位置和最迫切的从来都不是国家、社会或者教会，而是个人、个性、唯一的独特的个体”，因此，其作品的“一种共同的意义”就在于“对人格、对个体的一种捍卫”。显然，黑塞的创作受到了个人际遇的深刻影响，其多部著名的小说都着力描绘了个人追求自我、塑造独立人格的过程，尤其是在他接受了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之后，又增加了大量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和对个体人性的剖析。乍看起来，这一创作主旨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并不大，甚至有相互抵触之嫌。那么，黑塞与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进一步加深的呢？

依然是因缘和合。

“因”自然是黑塞希望通过其作品表达的内容，其中，至少从三个方面可以找到他与中国人思想的契合点。

黑塞笔下的主人公从来都没有脱离过现实生活，尽管个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显得弱小且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黑塞依然强烈地表达着对尘世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此其一。

黑塞用西方哲学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异常深刻地解析人性，于是以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为代表的矛盾便始终伴随着个体的发展，浮士德“两个灵魂”的冲突不可调和，个人又该赋予人生以何种不同寻常的意义？此其二。

虽然捍卫个体，但黑塞绝不是利己主义者，即使他强调个人应当坚持“做你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层次，这就需要个人既有更高层次的精神信仰和信念，还要有为此服务甚至献身的心理准备。此其三。

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黑塞在这三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扰，这些困扰一方面来自他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局外人”的感受和对于当时西方没落的时代精神的失望，另一方面，更大的苦恼则来自他的家庭和精神偶像——外祖父和父母都是新教虔敬派教徒，尽管黑塞并不信教，但他们虔诚地服务于自身信仰的言行却被黑塞视为“童年时代最宝贵的经历和遗产”；而他通过阅读所景仰的人物除了令他受益之外，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烦恼——无论是断言“宇宙就在我们内心之中”的浪漫派代表诺瓦利斯，还是将“德国人的天赋和理性结合”的大文豪歌德，都让黑塞看到了所追求的理想的“实现”，却不知道实现的途径。通过个人的苦思，黑塞隐约感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却得不到有力的证明。

与此同时，他所阅读的中国书籍给了他想要的东西，此为“缘”。黑塞凭借敏锐的感觉和强大的思考力，在异国他乡觅到了思想的“知音”。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天人合一”，都向他展示了个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理想，由此保持内心的和谐宁静，进而赋予生命一种永恒的价值。可以想象，在获得这样的精神支持和启示的时候，黑塞的内心会何等喜悦和激动，仿佛醍醐灌顶、拨云见日，也就难怪他会说出本文开头引用的话来，进而在其作品中去“探究凌驾于一切民族差异之上的东西”。

因缘和合，造就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一位伟大的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为“因”，一为“缘”，一位真正的诗人和思想家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民族，大概就是这个结果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中国式”卡夫卡

曾艳兵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一位出生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如今，卡夫卡的作品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中拥有读者最多、争议也最多的作品之一。关于卡夫卡，非常有意思也十分有意义的是：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卡夫卡却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曾经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

1916年5月中旬，卡夫卡从玛丽恩温泉寄给女友菲莉斯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当然现在因为宁静和空旷，因为所有的生物和非生物都在跃跃欲试地摄取营养，这儿显得更美了，几乎不曾受阴郁的多风的天气的影响。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坐车回家的话（其实我是中国人，也马上能坐车回家），那么今后我必须强求重新回到这儿。”对于这番话，学界有诸多不同的猜测和解释，不过在我看来，这段话至少表明卡夫卡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情和亲切感，对古老的中国非常理解和向往，而这一切又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许多年以后，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乃至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路向和品格，我称之为卡夫卡的中国情缘。

卡夫卡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阅读了大量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典籍、诗歌、传说故事，认真研究过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翻阅过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他在书信、日记及谈话中多次谈及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崇拜和赞赏，他曾将中国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抄录下来，送给女友菲莉斯，并反复引用这首诗：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一度将自己想象成那位远在中国的“情郎”，希望他的女友在他深夜写作时夺灯而去。卡夫卡特别称赞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译本”，由布贝尔编译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更是“精妙绝伦”，而后者实际上选译自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他“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还读过“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威廉·青岛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这里的理查德·威廉·青岛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卡夫卡曾将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妹妹奥特拉。卡夫卡现存最早的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他又创作了中国题材的小说《往事一页》《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等，他的其余作品也与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相似和一致性。

大致可以说，卡夫卡的一生经历了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这一过程，这在西方作家中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独特、难能可贵的。同时，卡夫卡又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敬重的作家，他被许多中国作家视为“知音”。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包括宗璞、莫言、余华、格非、马原、徐星、刘索拉、皮皮、蒋子丹、残雪等。卡夫卡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和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因此有人说：“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作家而已。”

卡夫卡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和启示最初源自他笔下的艺术世界，那是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世界，譬如《变形记》；之后中国作家便被卡夫卡独特的创作观念和写作手法所吸引，譬如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再往后，人们才注意到卡夫卡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人格品质，发现他的人品和作品是融为一体的；最后，中国学者发现卡夫卡其实一直非常向往和憧憬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多有关注和涉猎，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使中国作家对卡夫卡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文章是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0年1月10日）上，其中有关卡夫卡的评介约600字。1934年6月1日，德国作家雅各布·沃塞曼撰写、赵家璧翻译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一文发表在《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1948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刊登了由叶汝琏通过法语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亲密日记》，摘录了卡夫卡写于1910年至1911年的六则日记，这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的文字的最早翻译。国内真正译介和研究卡夫卡应当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标志就是《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上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这里的丁方就是叶廷芳，施文就是李文俊。此后40余年来，我国发表了数千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出版了数十部有关卡夫卡的译传、评传、编传和研究著作。

多年来，卡夫卡著作的翻译队伍也日渐壮大，保守估计约有百余人，他们有的是德语文学翻译专家，有的是卡夫卡研究学者，还有一部分业余翻译者。其中，叶廷芳先生主编的《卡夫卡全集》影响最大，2015年插图本全集的问世更掀起了全国范围内阅读卡夫卡的热潮。以《变形记》为代表的短篇小说集翻译较早，译本也最多，约有30种。

卡夫卡除了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之外，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也几乎遍及各个领域，诸如电影、音乐、绘画、旅游、餐饮、房产、家具、装饰、汽车等。卡夫卡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甚至进入了上海的高考作文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卡夫卡的书店、咖啡馆、客栈、酒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成为中国饮食文化、景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卡夫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流行文化符号，无论你走到哪里，不经意间就会与卡夫卡不期而遇。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不仅远远超出了卡夫卡的意料和想象，对于那些喜欢甚至迷恋卡夫卡的读者而言，也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但终究是一件令人兴奋和欣慰之事。

卡夫卡与中国的关系，既使人感到兴奋、着迷，又使人感到神秘、困惑，而真正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探讨时，将会发现在这个交叉的世界里处处奇峰异境、风光无限、千姿百态、变幻无穷。正是基于此，2016年，“卡夫卡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举行，来自德国、美国、中国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一主题会议的召开不仅在德国和中国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这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国际卡夫卡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五年，因为奥匈帝国的崩溃，他被划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他没有什么爱国情绪，更不是奥匈帝国的卫道士，但当斯拉夫文化取代了帝国时代的多元文化时，他感到非常失落。“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无所归属，这反倒使他容易成为世界性作家。这种世界性作家的眼光和胸怀使卡夫卡在面对东方、面对中国时，态度和立场均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宗教主义作家。

总之，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持久的、深入的，我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读者直接受到卡夫卡及其创作的影响；二是间接的影响，也就是通过诸多中国作家、翻译家、理论家对于卡夫卡的阐释和传播，人们开始广泛地接触并接受卡夫卡，有时只是受到卡夫卡及其创作的某些关键概念或特征的影响；三是在卡夫卡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符号后的影响，这种影响与流行文化关系密切，与作为文学家的卡夫卡反倒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中国当代文化在接受了卡夫卡的影响之后，经过转换和变形，也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卡夫卡式的文学与文化。

1913年，列宁在《欧仁·鲍狄埃》一文中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借用列宁的这段话，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因为阅读卡夫卡而找到自己的朋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