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的粉丝文化，最早诞生于1970年代的日本，其前身是“二战”之后以棒球运动员为代表的新兴世俗明星现象。他们与职业体育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粉丝应援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早在2005年前后，日本、韩国因领土问题交恶，几大韩国娱乐公司不得不撤出日本，转而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由于21世纪初互联网在全国范围的迅速普及，韩国娱乐公司将其成熟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中国。粉丝应援现象在我国的大规模出现，也大致始于2005年由《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综艺所引发的全民追星热潮。当时的“超女”粉丝们曾多次以集资等方式筹得巨款，大量购入短信投票名额，帮助选手不断晋级。

其后，随着粉丝文化在我国的日渐深入，粉丝集资购买明星专辑、电影票、向明星赠送礼物等流行于日本、韩国的追星方式也逐渐普及开来。通过百度贴吧、微博、微信群、Owhat等互联网平台发起的集资应援行为，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远非传统明星文化的线下追星活动可比拟和想象。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本土的粉丝文化在不知不觉间崛起，粉丝群体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越大。除了常规的线下追星活动，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在网络上组织了无数个应援站(通过网络聚集的特定粉丝群体)，深度参与明星形象运营的商业活动。

粉丝文化以“偶像养成”为最突出特征，在其发展历程中，越来越强调流量明星与粉丝个体成长的伴生性，并逐渐将粉丝与流量明星的关系打造成“老母亲养儿子”式的反向结构，这与传统明星文化下“追星族”式的垂直结构，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而且，在新的粉丝文化结构下，明星和粉丝结成了一荣俱荣的情感—利益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各类演艺活动的机会；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明星持续走红，创作更多他们喜爱的作品，而使尽浑身解数为其冲销量、刷票房、造声势，提高相关市场指标。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自我认同感，参与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们的狂热也极易被利用。

之所以这样定性，正是因为我们的主流社会对粉丝文化的相关活动其实并不知情，也很难提前预判，我们所能做的是提供积极的监督和引导。当代粉丝文化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其中的海量主体呈现出高度的分散性，不只在全国，而且是分布在全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可见，也不会引起主流社会、主流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些高度分散却数量巨大的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惊人的能量，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案例已经一再证明，他们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运营管理体系。

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是，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明星文化不断变迁、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日益主流化的时代语境下，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的一些传统治理方式正逐渐失效。资本的力量几乎已经渗透到从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情感投射、诉求表达，到线上和线下的各类大规模有组织活动等粉丝文化的所有环节当中，如若听之任之，显然存在失衡、失控的巨大社会风险。粉丝经济早已超越了传统明星的演艺活动范畴，这使得遵循传统分业管理原则的政府机构，在监管和执法上很难做到有的放矢。我们需要充分警惕的严峻现实是，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正日益被资本和市场逻辑所包裹。在市场经济环境、社会发展进一步多元化的背景下，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当粉丝文化在资本逐利的诱惑下，刻意宣扬某种文化娱乐潮流或商业模式时，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就极易被资本逻辑所绑架，造成相应的社会问题。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限制和杜绝资本对粉丝文化的过度投机、利用和操纵，科学认识互联网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秩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真正有效地引导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建构起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问题，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一方面，“90后”“00后”等新一代青少年应当端正追星的心态，以精神的成长、独立和完善为目的，避免被资本撬动、裹挟的粉丝经济所绑架；另一方面，从家庭、学校到社会，都应当努力为“90后”“00后”等新一代青少年提供充满包容、尊重的成长环境，尽到各自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对于粉丝文化采取污名化的、物化的和想当然的态度。

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问题，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颜值崇拜、拜金、攀比、网络暴力等粉丝追星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价值观有着严重问题的乱象近年来不断浮出水面，出现了成百上千个粉丝用语，其中不乏“祖安文化”这类低俗语言。一旦有人与特定粉丝群体的趣味、意见相左，往往就会遭遇人身攻击、诋毁造谣、人肉搜索，甚至线下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若想从更深层次来思考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引导等相关问题，我们就更应看到当前粉丝文化与我国社会结构内在变化之间的关联。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城市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我国传统的家族式家庭结构不断走向瓦解，社会的原子化现象愈发明显。

当前以“90后”“00后”等为主体的新一代青少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在非常接近欧美式原子家庭结构中出生的一个代际。不仅如此，他们又是完全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网生代”。原子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生存相叠加所造成的“群体性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今天，我们在深层次审视粉丝文化的产生与成长时，应注意到粉丝文化是“90后”“00后”等新一代青少年文化娱乐诉求的必然产物，也与这一代青少年在城市化流动性加大、传统家庭结构解体、人际关系疏离的“群体性孤独”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是对当下网络文艺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从引导其追星行为、帮助其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考虑出发，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个体不能永远停留在青春期，要不断成长，对“爱豆”（网络流行词，英文idol的音译，意为偶像）应有所辨析，不能将明星当作某种精神图腾。同时，明星也要规范自身行为，不要扰乱市场秩序，冲击主流价值观。

只有充分理解这些来自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变化，才能找到当前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价值观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以更包容的态度和更纵深的视野，引导粉丝文化背后的青年文化、亚文化更好地迸发出20世纪曾有过的先锋性和创造力。过去那些对于粉丝文化污名化的、物化的和想当然的想象，那些先入为主的鄙夷、忽视和理直气壮，不仅是不可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未来一定还将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

总之，对于我国当前的主流社会而言，粉丝文化绝不只是文化领域的偶发、孤立现象，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萎靡、老龄化加剧、全球贸易纷争不断的大时代背景下，还将有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影响。我们要高度重视粉丝文化的当代意义、价值，因为粉丝文化对当下及可预见未来的深远影响，并不仅局限在文化娱乐领域，而是正在向经济等多重领域持续扩散，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全球影响力。因此，我们应以更包容的态度和更纵深的视野，引导粉丝文化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更多的正能量。这既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国文化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一大历史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