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词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呢？蒋梦麟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他说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于是，国人就从研究炮弹到研究机械发明，由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并因政治改革的需要开始研究政治理论，而研究政治理论又促使我们接触西方哲学。在这过程中，国人发现自己的衣食住行都与科学息息相关，在研究科学时进而认识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因为需要，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译介外国的科学作品，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进一步将科学思想普及开来。故此，国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大增，并将民主与科学都称为“先生”，幽默地称民主为“德先生”（Democracy），称科学为“赛先生”（Science）。

科学，实际上包括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两大部分，前者重在纯理论的研究，后者强调实际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只对应用科学感兴趣，而把纯粹科学拒之门外。倡导应用科学成为一种时尚，加剧了人们对利益的推崇，使人们只满足过程和结果，不愿去探索事物内在的原理。而因为分不清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人们常将其笼而统之称为科学；更有甚者，认为应用科学就是科学的全部。最难的是纯粹科学研究的项目申报，要求填写完成的时限、成果的预期、能否实际应用，等等。就以完成的时限来说，有些研究不一定在短期内能出成果，更别谈转化了。试想，谁会愿意划拨经费给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项目进行研究呢？

一个国家的强大，固然有赖于应用科学，但也在于对纯粹科学的研究有多深，更与相关部门对纯粹科学认识的高度有关。那么究竟什么是纯粹科学？所谓纯，是不掺杂其他成分；所谓粹，即精华。纯粹科学是专门研究学理的科学，说得通俗一点，我们平时所说的学术，其中的学就是学理，是事物发生、发展、转化、荣枯的原理，属于纯理论的研究，它不以功利为目的，也不追求实际应用价值，但确实非常重要。它关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关乎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和发展后劲。二战以后，是否拥有原子弹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二战期间，美国、德国都集合了相当多的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应该说，德国的研究还早于美国，德国科学家在1939年就发现了原子裂变可产生巨大能量的现象，纳粹政府责成德国最具名望、最有研究实力的科学家海森堡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不过海森堡算错了铀235的数据，使得德国原子弹计划破灭。可是，美国的原子弹却研制成功了。这得益于创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弗莱克斯纳，是他千方百计留住了爱因斯坦，并顶住了各方对纯粹科学研究的非议。

1933年纳粹查抄了爱因斯坦的住所，但此时爱因斯坦并不在德国，而在普林斯顿进行科学访问。爱因斯坦得知住所被查抄，正考虑往哪里去时，弗莱克斯纳会见了他。弗莱克斯纳希望爱因斯坦能留在普林斯顿作研究，并请爱因斯坦提出条件。爱因斯坦考虑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助手，二是年薪3000美元。弗莱克斯纳当即回答，第一个条件可以，第二个不行。爱因斯坦以为自己所提的3000美元太高了，表示可以再降低一些。弗莱克斯纳解释说，3000美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弗莱克斯纳说：“如果一年才给你3000美元，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在虐待爱因斯坦。”于是，弗莱克斯纳当场决定爱因斯坦的年薪为16000美元。

此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没有任何研究项目，也没有任何教学任务，更不参与任何公事。爱因斯坦和其他研究人员一样，经常在一起喝着咖啡闲聊。有些人看不下去，去找弗莱克斯纳，指责他出高薪养着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并说这些人是“没有用处的人”。对这些指责，弗莱克斯纳不慌不忙地说，在爱因斯坦诞生前100年，爱因斯坦的同乡中有一个叫高斯的人，研究出了非欧几何学，这是19世纪最晦涩、最高深的数学研究。但在非欧几何学问世后的25年时间里，高斯都没有任何研究成果，也曾被人们认为是“没有用处的人”。弗莱克斯纳接着说，“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没有高斯的研究，也就不会有相对论”，“近一两百年，全世界的专业学院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培养了多少工程师，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有着重大的意义，远远胜过这些专业学院建立之初企望达成的实用成就”，“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未来会证明，这些定理将拓展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一代又一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

之后，弗莱克斯纳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题目就是《无用知识的用处》，他坚决反对用“实用性”去评价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存在的价值。他在文中说：“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须任何明确或暗示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个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作出过‘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幅画、一部交响乐、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他在最后还呼吁，各位不要过于关注“实用性”的概念，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美国之所以能最先发明原子弹，就是因为许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具有弗莱克斯纳这种科学头脑的人，也是具有独特思想的科学家。

中国许多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人，也正是从原子弹的爆炸中，认识到了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当然，对纯粹科学，不同人有不同的提法，但都异曲同工。主持西南联大近九年的梅贻琦，希望教授们的学术研究都向着高深专精的方向去做。他所说的学术中，“学”即学理，“术”为学理的应用。他还提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用数量来计较的。又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主张理论科学要与应用科学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西南联大的曾昭抡教授是著名的化学家，他几乎能够胜任化学系所有的课程，包括文史哲在内，完全可以称为一个“通人”。他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主任时期，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纯粹科学的研究，他自己就带头研究并发表了近百篇科研文章；二是抓理论联系实际，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他在讲有机化学课时就谈道：“有机化合物之重要，不仅是以数量之惊人，其应用也超过一切，大至文明的进展，和平之维持；小至人生衣食住行，在在都有待于有机化学之研究而改进。”他不但自己重视纯粹科学的研究，也要求其他教授重视，更要求学生重视、加强研究。就在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之后不久，政客们关注的是原子弹的威力，而曾昭抡关注的是原子弹背后的纯粹科学，他很快就发表了题为《从原子弹说起》的文章，文中说：“我们必须记得，原子弹之所以在美国能发明，实乃半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弹构造所得的实用结果之一。一般不懂科学的人，只知道提倡工业，强调实用，认研究纯粹科学为迂远与不切实际。哪知道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演化而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从原子弹上即得到证明。”

那么，纯粹科学存在于哪些学科之中呢？蔡元培先生早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指出要把北大办成“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故此，蔡元培说：大学中的文科与理科，乃是农、工、商、医、药、法等应用科学的基础。大学要办好文科与理科，这两科是大学的本科，要加强这两科“学理”的研究。依据蔡元培的观点，大学的文科与理科，尤其是理科中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地质，都属于纯粹科学，应排除功利主义的干扰，着力加强对纯粹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