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考古发掘开始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也爆发出空前的热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这应当是一件好事情，表明人们对中国考古学所带来的新发现充满期待，也充满兴趣，客观上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体会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有积极的意义。不过，这当中也有一些观点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例如“三星堆是外星文明”“三星堆是外来文明的产物”“三星堆早于中原文明”等，这些说法都无法成立，也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不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三星堆之谜”。那么，从专业的角度而论，真正的“三星堆之谜”是什么呢？

第一，最大的谜团仍然是“祭祀坑之谜”。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几点：

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火葬坑或其他？

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包括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各种头型和发式的青铜人头像、上面站有立鸟的青铜神树，以及黄金制作的面罩、金杖和具有礼仪性质的成组的玉器等器物。考古工作者观察到，埋藏在这两个坑里的主要器物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器和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品，而很像是在大型的宗庙里使用的成套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加上埋藏入坑的器物均被火焚烧过，一号坑内还出土了大量作为牺牲的动物与器物一起焚烧从而形成的烧骨碎渣，所以不大可能是器物坑或者火葬坑，而更像是文献记载的通过焚烧而让烟气上达“天庭”的“燎燔”祭祀之礼，从而也有了祭祀坑的初步研究结论。这次新发现的祭祀坑中的四号坑，也有焚烧过的遗迹，是否也反映出这样“燎燔”之礼？值得进一步关注。

是一次性的祭祀还是多次性的祭祀？

如果排除器物坑、火葬坑等推测，那么就要确定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究竟是一次性的祭祀留下来的遗迹，还是多次的、连续不断的祭祀行为所致。早在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之后，当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陈德安先生就观察到，这两个祭祀坑的器物虽然基本面、文化貌相同，但可能仍属于两个时期，年代相距约百年，并由此推测“两个坑的器物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器”，一号坑的埋藏年代约在殷墟一期和二期之间；二号坑的年代约在殷墟二期到三四期。此次新发掘的四号坑C14测年数据多集中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代范围之内，也属于殷墟晚期，和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同。这是否表明，新发现的六个坑和一号、二号坑一样，也是在大体相距不远的时期内先后举行祭祀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呢？

祭祀坑是祭祀活动的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

陈德安先生认为，如果这些器物是在长时间使用之后，不断增添新的器种，最后才形成丰富而成套的祭器，那么，最初的供祭地有可能是在宗庙之内，原本属于宗庙用器。其后因宗庙被毁，这些宗庙重器才被分别埋藏坑中。所以，按照这个推测，原来的宗庙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现在看到的祭祀坑，则是宗庙被毁之后，将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现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是出自不同的宗庙，还是和一号、二号祭祀坑出自同一处宗庙？这也很值得关注。

为何宗庙被毁，祭祀坑形成的原因何在？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两种推测：一是敌国入侵，宗庙被毁；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斗争而导致权力转移，即“改朝换代”所致。从现象上看，这些坑内的器物并非被杂乱无章地抛弃入坑，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埋入，在埋入坑内之前似乎还举行过某种仪式，埋藏过程中还使用了大量牺牲，将其和宗庙重器一同焚烧，表明这些宗庙用器在被砸烂和火烧的过程中，也曾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这都不像是外敌所为，所以陈德安先生倾向于“内部权力斗争说”。但这个假说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果是内部权力的转换，需要将这些珍贵的王国重器——黄金、象牙、玉器和青铜器都悉数埋藏吗？如果是一次性行为，只能表明此时发生了极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迁都、动乱、灾变等；如果是多次的祭祀行为，不断大量耗费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贵重资源，是三星堆背后的国力所能承受的吗？此次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内的器物保存情况和埋藏方式，或将为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提供新的证物。

祭祀的对象是谁？

一号、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许多人头像、人面像，陈德安先生认为他们应当是代表祖先亡灵的形象，宗庙正是这些祖先亡灵降临后的寄居之所。同时，兽面纹和兽面像则是集多种动物精灵于一体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精怪的崇拜，所以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的亡灵、各种自然神灵以及太阳神等。这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内，三号坑中已经发现有双手顶尊的青铜神人像，显然是以青铜尊作为礼器进行祭祀的场景，其他各坑是否还会陆续出土与此前不同的神灵形象，对于揭示和确认祭祀对象也会有所帮助。

祭祀程序究竟是如何展开的？

由于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具有偶然性，限于当时的条件（尤其是理念与技术），考古人员虽然也观察到坑中器物有分层放置这一细节，但对于坑中器物的埋藏方式和坑体从设计、施工到逐层放置器物入坑的具体流程，观察得还不够细致。比如坑内的填土和器物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焚烧是发生在最后阶段还是最初阶段？大量的象牙和器物放置的先后次序有无规律性可寻？等等。这在考古学上称为“行为考古学”，即通过对出土环境的深入观察和分析，来回溯和复原曾经发生过并已经消逝的人类行为过程，这对于说明祭祀坑形成的整个过程极为重要。此次六个祭祀坑的发掘都采用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考古工作流程，甚至所有的泥土都被纳入观察对象的范畴，目前已经从中发现了蚕丝蛋白、象牙微雕等肉眼难以观察到的痕迹，还可望取得新的成果，来最终破解祭祀坑形成之谜。

第二，三星堆遗址内是否存在王陵区和宗庙区的遗址？这也是和三星堆祭祀坑密切相关的未解之谜。虽然以往曾在遗址区内发掘出土过小型的墓葬和较大规模的建筑基址，但都与王陵和宗庙无关。从祭祀坑出土文物的种类、品质、制作技术等方面来看，都具有极高的等级，属于三星堆王国最高层级的“神圣物品”，按照常识而论，作为最高统治阶级的王陵、宫殿和宗庙，也应当距此不远。能否在将来的考古工作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考古学家们最为关心和期待的。

第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反映了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那么，是否在城址内还有专门的青铜器作坊区？这些工匠们是根据什么蓝图或者神来之笔的奇思异想，设计出这些巧夺天工的青铜神像、神树、面具和头像？它们又是在何处加以铸造成型的？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大量铜、锡、铅等金属原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又是通过什么运输方式和手段将其集中于铸造工场的？

第四，祭祀坑中发现大量的象牙，它们是作为社会的贵重财富，还是作为祭祀的供祭之物埋藏入坑的？其意义究竟是什么？以往曾在祭祀坑中发现海贝，这显然不是产自远离海洋的四川盆地，只能是远程交换或贸易的结果。那么象牙和海贝是来自同一区域，还是各有出处？它们的背后，反映出当时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第五，三星堆文明的悬谜之中，难免还会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三星堆这样的已经进入高度发达阶段的青铜文明，究竟有没有文字？后来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上的所谓“巴蜀图语”“巴蜀符号”，是否就是未能破解的巴蜀文字？

即使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上述悬谜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释，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也仅仅是揭开了三星堆文明的冰山一角，新的考古发现一定还会提出新的问题，从而让我们一步步地接近和复原已经消逝的历史与文明。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