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眼里，考古学往往充满传奇色彩。而稀世珍宝的诱惑和惊怵离奇的体验使得《盗墓笔记》《鬼吹灯》等小说和热播剧大受欢迎；民间收藏热和鉴宝节目的误导，致使盗墓猖獗、文物造假泛滥；一些人以捐献赝品来骗取名声，更成为混淆社会视听的今古奇观。

虽然像兵马俑、马王堆、海昏侯墓和三星堆这类发现令人称奇，但是考古学并不等同于挖宝。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考古学家遇到更多的是古代人类丢弃的垃圾。所以，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戏称，“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科”，一些考古学家毕生像侦探一样寻觅遗留在这些垃圾里的远古社会信息。因此，考古学是以了解我们自身来历为目的的一门学科。人类所有的史前史和许多历史资料都埋在地下。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地面上下的珍贵文物面临着被损毁的巨大威胁。这使得动员全民参与和支持遗产保护势在必行，而公众参与正是考古学发现、保护和了解历史的唯一希望所在。

考古学的真谛

虽然考古学对于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对历史的揭示也充满了挑战。首先，许多地下的文物或因易朽、或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而无法保留下来，所以今天所能发现和研究的只不过是古代残存的一小部分遗物。其次，以物质材料来研究历史的难度很大，正像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所说的，研究技术和经济较为容易，研究社会结构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难。

因此，考古学所研究的大多是不易消失或幸运残留至今的古代遗存，任何借此所做的历史重建只能反映过去的某个侧面。于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就只能像侦探一样，将碎片化证据拼凑起来，以便重现过去社会的一种约略图像。考古学这门学科的精髓，就在于努力发展精密的方法来研究过去。有人以为考古学就是在田野里挖掘和收集文物，其实这仅仅是“干考古学”。现代考古学已经超出了发掘技术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发掘、记录、采集、描述，同时包括采用各种科技手段和方法来提取信息，并用一套科学理论根据收集的证据来对人类发展历史作出解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以为历史只能从文字中了解。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历史的1%，因此考古学是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史前史的唯一途径。在欧洲，《圣经》将人类的历史限制在6000年里。直到19世纪地质学和进化论的问世，科学家才有足够的时间尺度来探索人类漫长的史前史。90多年前，当中国猿人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出土时，科学界以为这就是最早的人类，如今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的历史上溯至人猿分道扬镳的洪荒时代。史前考古学有几块战略性探索的重要基石，它们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

虽然历史时期有文献记载，但是对其考古也同样重要。文献和考古发现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信息库，“二十四史”被说成是帝王家谱，而考古材料更多涉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遗物。因此，即便对于文献记录非常详细的历史阶段，考古学也能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当然，考古发现如有文字共出，或能与文献记载对应，那将更有价值，因为这可以直接帮助人们了解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比如，甲骨文使王国维能够复原商王室的谱系，这件工作单凭青铜器和墓葬材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考古学的工作一般被认为有三个目的，一是重建人类历史，二是了解生活方式，三是研究社会发展的原因。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考古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范式变革，从早期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进化考古学，到20世纪初以了解民族史为导向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再到20世纪中叶以探索社会发展动力为目的的过程考古学。而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家承认，考古研究的对象是“异国他乡”的社会，今天考古学家到底能释读到何种程度是难以评判的。而且，考古学家对古代历史的解释永远是他所处社会的一种反映，难免渗透了学者自身的价值观，因此考古学很难达到真正客观的境界。

公众的参与

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一种破坏，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以摧毁研究的对象来提炼信息。所以考古学不像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反复查阅文献来研究过去。考古学也不像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可以进行重复的实验。这个无奈的现实告诉我们，考古发掘好像是在读一本难懂的“地书”，读一页就撕掉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再也没有任何复读或查证的机会。

除了考古发掘不断在摧毁古代遗址和墓葬之外，更可怕的是为了劫掠文物而进行的盗墓活动、各种基建工程以及规模空前的城乡改造。工农业发展给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考古学赖以生存的遗址和材料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人们赖以了解自身历史的重要信息来源从此永远不复存在。

为了保护不可再生的地下文物资源，减轻各种经济活动对考古遗址的破坏，考古学界认识到，依靠他们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让非专业的公众参与到考古工作中来。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一本著作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这个理念，在将公众的利益引入文物保护的同时，还将政府包括在内。从最低层次理解，公共考古学是指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了解人类的历史，认识文物的价值，提高公众保护文物的自觉性。然而，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知识普及和觉悟提高，还要求政府职能的提升和全面的介入。因此，公共考古学较为完整的概念是指，由政府主导的从大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互有竞争的各类公众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保护和解释过去。

考古学发展的这个趋势促使这门学科逐渐向大众开放，并努力拥抱更广泛的公众，使考古学家开始把公众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公共考古学还包含在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所进行的考古学解释，重视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和信息。公共考古学在普通百姓和考古学研究、考古专家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和合作的桥梁。考古学家与公众沟通需要认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考古学家通过科学研究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是初级阐释，这些阐释往往十分专业，无法为公众所理解。所以为了将研究成果变为通俗易懂的知识，必须进行二次阐释，将专业知识变为公众喜闻乐见的陈列和展示。第二，考古学家和公众之间应该是对话的关系，而非单向的展示和教育。这就是说，以专家观点为主要框架的阐释，是一种“展品视角”；从公众和观众本身的兴趣和感受出发建立的阐释框架，则是一种“观众视角”。这个要求不再是传统上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做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能为公众做什么。

考古学长期以来被公众看作象牙塔里的学问。然而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而言，公众确有了解和分享考古成果、探索自身历史的权利和需要。公众对于文物保护能够发挥潜在的巨大作用，只有公众理解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各种保护法规才能有效地实施。所以，要让公众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但要求考古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入，就无法浅出。把枯燥乏味的考古材料变成公众能够理解的故事和知识，应当成为考古工作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