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生育是一个国家创造和培育人才的源头。国际上通常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一国的生育水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跌破国际警戒线。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呈连年递减态势。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低生育率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影响社会财富创造；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低生育率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发展；从社会保障学的视角来看，低生育率影响代际供养，容易引发代际矛盾，危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总和生育率的下跌和出生人口的减少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3年以来，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孩”，中央不断调整生育政策；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低生育率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现实困境：文化视角下的低生育率

我国的低生育率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其背后有诸多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思维习惯与主动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

我国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向人们传播了“少生快富”“少生优育”的生育理念。在计划生育的长期影响下，我国虽然实现了适度人口规模下的经济跃升，却也使人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存在使人们形成了独生才是常理的惯性思维。根据原国家卫计委统计，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此外，在一些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中，孩子长期享受家中长辈的宠爱，对父母生育“二孩”抱有抵触情绪，这也成为一部分父母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对比中发现，生养一个孩子确实比生养多个孩子更加轻松，家庭负担更少，父母空闲时间更多，因此也更倾向只生育一个孩子。

价值实现与最佳次序：先立业后成家的现实主义

社会变革往往会折射在人们的价值观变迁之中。作为社会中最先锋和最敏感的群体，年轻人的价值观最具时代特征，也最有影响力。当代年轻人具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他们渴望通过不懈奋斗来实现自我，改变人生。然而，当“时间就是金钱”“努力要趁早”等价值观逐渐被青年群体接受后，时间变得经济化，年轻人的劳动时间大大挤压了自由时间，“剩男剩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随着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普遍将自我实现排在了组建家庭前面，所谓“先立业后成家”，再加上社会流动、情感代价、机会成本和门当户对等因素影响，青年们对待婚姻更加慎重，对未来伴侣的期望更高，因此希望通过自我提升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宁可暂时孤独也不愿将就。在外界和自我的双重要求下，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更多约束，普遍推迟了婚育的年龄，进一步影响了结婚率和生育率。

“内卷”育儿与教育竞争：精养模式下的生育恐惧

从“狼爸虎妈”到“全民鸡娃”，中国家长历来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并视教育为主要的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改变社会地位的工具和实现未来目标的利器。年轻一代的父母受职场中的“内卷”风气影响，对孩子的培养也不甘落后，教育孩子变成了满足自我期望、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为此甚至不惜违背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和孩子自身的意愿。同时，媒体和广告的推波助澜使许多新概念涌入育儿行业，当父母的殷殷期望与丰富多元的市场供给碰撞后，大量教培产品诱导家长和孩子陷入教育竞争，无形中抬升了孩子的培养标准和培养成本。育儿中的“内卷”现象悄然形成，教育竞争伴随着学区房、儿童用品、儿童食品等与儿童相关的多个产业的爆发，精养模式下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十分高昂，孩子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适龄青年在“内卷”育儿和教育竞争的浪潮下“谈生色变”，“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的顾虑困扰着许多年轻夫妻。

思想转变与网络发酵：单身文化与丁克主义潮流

近年来，单身文化和丁克主义在大城市中流行起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渴望自我完善和自我享受，不想被家庭和孩子所束缚，并以单身作为一种潮流。究其原因，一方面，现代女性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性解放思潮也带来现代女性婚育观念的极大转变，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男性也更加重视精神世界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传统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在逐渐弱化，许多男性抗拒背上家庭与孩子的重担。单身文化与丁克主义的兴起和网络传播也有密切联系，网络向年轻人传递着婚恋焦虑，再加上一些恶性突发社会事件的影响（例如2021年杭州杀妻碎尸案、2018年泰国杀妻骗保案）和污点艺人带来的负面效应，种种声音在网络世界中发酵，悄然在青年群体中散播了对异性、对亲密关系、对婚姻和生育的恐惧，致使许多年轻人主动选择单身和不生育。

治理策略：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低生育率现象是一个与社会和文化紧密相关的问题，需要系统性思考和解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生育。

政策刺激：调整生育政策，明确国家意志

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规范公众行为的社会准则，引导着公众的行为和观念。从“单独二孩”到放开“三孩”，生育政策的调整面临着不小的政策变动成本，民众需要较长时间来接受放开的生育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政策的刺激需要加大力度，明确鼓励生育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并已成为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事。另一方面，政策的推进要节奏适度、循序渐进，尽量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社会震荡，从情感需求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帮助民众理解政策和接受政策。此外，生育激励应从经济补贴、就业促进、婚恋宣传、母婴福利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体现政策的连贯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普惠性，合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克服现有生育政策导向性强但实操性弱的弊端，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以更实在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价值引导：扭转功利主义，加强婚姻教育

青年群体在自我实现和自我觉醒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更好的自己，却走进了婚恋问题的“围城”，在成家和立业的矛盾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茫、痛苦、无助，无法满足的情感需求使青年群体内心孤寂、缺乏归属感，亲密关系的建构越来越难。同时，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极易使青年群体信仰缺失、责任感淡薄，使两性关系变得紧张，结婚生子不再被视为生活乐事，反而变成了束缚。因此，要扭转低生育现象，第一，应注重加强对青年群体的价值引导，加强以婚姻为目的的情感教育，引导青年增强亲密关系中的责任感，培养青年认识人生、了解自己、重视交往的价值取向。第二，应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使青年走出自我的小圈子，积极接触和了解同龄青年的生活状况，及时调整自我状态。第三，应坚决取缔不良文化滋生的非法性交易和非法性行为，培育青年群体的健康情感，培养其对于恋爱和婚姻的责任感。

制度改革：取缔过度教育，尊重儿童个性

当下，很多孩子是在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儿童难以发展自己的个性，被迫在统一的标准下证明自我价值。此外，在以“成为人上人”为目的的培养模式下，过度教育使育儿成本不断攀升。因此，教育领域的制度改革看似与生育率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却是在重塑父母的育儿观和儿童的价值观。在尊重儿童个性的前提下整合教育制度和儿童福利制度，是取缔过度竞争和“内卷”育儿、引导儿童肯定自我和快乐生活的重要举措。在“双减”政策发布之后，尊重儿童、保护儿童、因材施教的政策导向已经十分明确。下一步，应加大对不合规教培产业的打击力度，包括各种形式的家教、教师课外补习等，真正创造为儿童减负的教育环境。此外，应注重引导改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育儿观念，使家长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重要的不是把孩子培养成“高分机器”，而是引导孩子找到真正的爱好，并鼓励和支持孩子为之奋斗。

宏观治理：强化网络管理，传播优质文化

客观上，单身文化和丁克主义是很合理的存在，是否结婚、生育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但是，单身文化和丁克主义不应成为一种潮流，婚姻焦虑和两性对立的情绪也不应在网络世界广泛传播。因此，应注重网络环境的治理，引导群众理性看待与婚姻相关的刑事案件，防止情绪泛化和舆论发酵，消除恐男、恐女、恐婚和恐育心理，引导适婚适育青年接纳婚姻和生育。在治理网络生态的同时，也应及时传播优质文化，加快婚俗改革，摒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随礼攀比等陋俗恶习，减轻年轻人结婚的经济压力，引导现代、文明和节俭的新时代婚礼潮流，弘扬休戚与共、互敬互爱的婚姻观念，提高青年自身行为的责任意识，使之更真挚地对待感情和婚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