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折射出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而看似与法律不搭界的文艺，却在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自主与自觉中表现出强劲的力量，具有推动法制建设、完备法制功能的能动反作用。从《罗塞塔》到《熔炉》再到《我不是药神》，从比利时的《青年就业法案》到韩国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再到我国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后第一次全面修改，在电影艺术主旨的社会性思考背后，电影助力法治走向完善的社会意义显而易见，法治类电影也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在“神仙打架”的2024年春节档中，影片《第二十条》并不是票房成绩最亮眼、豆瓣评分最优异的电影，但却是最令大众意难平的存在。《第二十条》上映首日排片占比仅为19.4%，低于同日上映的《热辣滚烫》（排片占比27%）与《飞驰人生2》（排片占比26.4%），也成为本年度春节档电影中第一部票房倒挂的影片。但凭借现实主义题材的利刺与张（艺谋）氏幽默的加持，在创作团队满满诚意的攻势下，《第二十条》依靠口碑连连实现票房“逆跌”，“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等经典台词频频出圈，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叩响了“情”与“理”、公序良俗与法律条文的平衡之问，引发深思。

正当防卫背后的公理与人情

“正当防卫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刑法理论上具有独特地位，也是司法实践中令人关注的焦点。”自1931年《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设正当防卫条款以来，正当防卫入法先后经历了“大纲草案”、“原则草案”、正式立法、修订完善等多个阶段。正当防卫入法虽历史悠久，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未受到足够关注。2018年的“江苏于海明昆山反杀案”的判决正面回应了公众朴素正义观的期待，使正当防卫条款不再“沉睡”。聚焦此类社会案件，影片以“第二十条”为名，以法律的名义捍卫公民见义勇为的人身安全，为大众提供最坚实的司法保障，以艺术的视角推动社会法治氛围的稳步提升。

1992年一部《秋菊打官司》唤起了普通民众对法律的认知，2024年《第二十条》的上映则再度向民众展现了社会公正对最后一道防线的坚守与维护，法理与人情成为并行不悖的长存定律。影片核心人物韩明是一名从县检察院挂职到市检察院的普通检察官，人到中年、身体欠佳，工作焦头烂额、生活一地鸡毛，因此转正成为中年韩明的“现实主义”追求。处理张贵生案件时，他在遵循以往类似案件判例的同时耐心劝阻其上访，动用私人关系为其找工作，种种表现令我们很难说韩明不是一个好人，但这种常规意义上的好人却在同为检察官的“理想主义者”吕玲玲那里屡屡受挫。吕玲玲工作较真、做事风风火火，为了心中的正义勇往直前，与其相比，圆滑的韩明似乎更适合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但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吗？“原来是这么办的，现在就仍然要这样办吗？原来这么办就一定对吗？”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锋中，吕玲玲被撤职，韩明成为案件主检察官，看似理想主义的破灭，却在韩明的蜕变中达成了理想主义精神的接力。当王永强被无罪释放时，影片氛围达到高潮，这一刻情与理得到了调和，公序良俗与法律规定得到了统一，“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的呐喊振聋发聩。

法律题材电影“表达了一种追求和坚持、责任和担当，这类以法律为主体与内容的电影，也是电影业本身的法制化建设”。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拐卖妇女儿童严格“收买入罪”的条款修正回应了电影《亲爱的》引发的舆论期待；2019年，修订实施的药品管理法重新定义了假药、劣药，对《我不是药神》中呈现的困境给予了有力解答。如果说以上两部电影均诉说了“法律是规则之治”，那么《第二十条》则向大众揭示了“法制也是良法之治”。2月11日、12日，最高检相继发布署名为最高检第一检察厅纪丙学的《推卸与担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刘哲的《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两篇影评，直指影片核心——法律、人情并行不悖。12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发布视频，“法律中没有理性人，只有有血有肉的一般人”“人生的选择，从来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完成的，它总是伴随着无可奈何的一地鸡毛”的发言引起热议。在电影《第二十条》上映之前，“法”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第二十条》无疑拉近了观众与法律的距离，在生动的影像前，透过法条文字，我们瞥见了现实的社会镜像，这些事情时刻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正好似有关法律议题的完善从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完成，大杂烩一般的生活景象才是直接推力。从规则之治到良法之治，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或许才是中国电影奉献给法治文明大时代最好的礼物。

“喜剧+”式普法让法律深入人心

喜剧成为春节档观影刚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黄貔：天降财神猫》《八戒之天蓬下界》相继退出春节档，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中，所剩四部均为喜剧电影，《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共同呈现了春节档喜剧电影百花齐放的局面。近年来，喜剧从文艺向其他领域外溢，使“喜剧”作为一种方法被社会公共话语吸纳，以喜剧的方式戏剧性地讲述中国故事，成为当下主流电影中的常态。同时，喜剧自身的包容性令其在与其他题材电影结合时更显优势，伴随着喜剧电影类型化发展的日臻成熟，“喜剧+”也为国产电影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更大的票房成长空间。

在2023年春节档电影的角逐中，《满江红》不仅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更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创造了数个影史纪录。2024年，导演张艺谋再次向春节档发起冲击，循着《满江红》的红利，《第二十条》再次以喜剧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导演将目光瞄定在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喜剧上，以喜剧方式审视现实，以生活图景呈现人生百态,于嬉笑怒骂中铺陈法理人情。因此，如何用喜剧的方式探讨严肃的话题，在“喜”与“悲”之间把控好分寸，既保持影片的喜剧调性又不令生活本色失真，成为影片拍摄的难点。延续第五代导演于银幕刻画中的舞台迷恋，在对主要角色的塑造中，导演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法，以“戏剧性”的方式演绎喜剧外衣下的严肃内核。在传统戏剧行当中，“丑”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所谓“无丑不成戏”，或阴险狡诈，或正直善良，往往用刻意扮丑的形象来催化戏剧中的喜剧性冲突。在喜剧类戏剧中，丑角成为主角，担负叙事的重担，扮相端正的演员常常作为搭档配合演出。在《第二十条》中，韩明在搬水桶时刻意笨拙的动作设计使其成为“戏”中当仁不让的“文丑”，其妻李茂娟疾步上前接过水桶潇洒换水的动作则使其成为影片的“武丑”担当，此外，无论是韩明的点头哈腰还是李茂娟的“自然卷”，都促使角色向丑角靠拢。在戏剧角色与故事人物的互相指涉中，寓于普通人生活常态中的喜剧化表现方式寻到了合理的戏剧性出口，“无面具的面具性”与“无脸谱的脸谱性”得到了完美诠释。

法律是严肃的，但当法律脱下肃穆的外衣，除了以喜剧化表现手法剥离苦难叙事，在普通人生活中呈现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联性，让观众收获难得的感动外，借助喜剧外壳跳出“象牙塔”精英文化的普世化传播，才是导演留给大众、留给社会的温度。在喜剧电影泛滥的当下，“可笑性”与“喜剧性”的概念常常被混淆，许多打着喜剧的名义，单纯追求感官刺激、以平庸的段子牵强堆砌剧情的所谓喜剧片，往往空洞无物，甚至沦为烂片，造成喜剧精神的缺失。喜剧精神的外显从来不是一笑了之，喜剧精神的内化也绝不应停留于自我感动。在《第二十条》中，当韩明之子韩雨辰因制止校园暴力被报复时，韩明一句“四个人打这么轻”，逗笑了观众；当韩明、李茂娟驱车追赶上访的张贵生时，“冲动是魔鬼，去了就后悔”的劝阻口号将影片的喜剧氛围推向高潮。但大笑过后，留给观众更多的是反思，韩雨辰见义勇为却被控殴打同学，险些受到行政处罚，而被报复时却因伤口太小无法报警；张贵生见义勇为却被判处故意伤害罪，为了清白屡次上访，最终在上访路上遭遇交通意外。长久以来，法理与情理交织所产生的困境不停地拷问每个法律从业者，正如《培根随笔集·论司法》中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在时代的长河中，司法的公正理念与公正的司法实践永远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

“寓教于乐、深入浅出、不拿样子、不摆姿态”是张艺谋对影片《第二十条》提出的要求。在2023年《满江红》上映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如果能让大家在开心中去领悟文化和情怀是最高级的，也是最难得。”“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时代新征程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与使命职责。如何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创作主题，如何在大众密切关注、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捕捉创作灵感，如何用文艺作品深刻揭示时代巨变与个体命运的同根同构，如何以作品为百姓发声、以作品推动社会进步，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正如豆瓣热评所说的那样，“总有一部电影，要来推动社会进步”，无论结果如何，公众对电影寄予的厚望，已然证明了《第二十条》的成功，如萨达卡特·卡德里所言：“虽然绝对的公平与正义仍然只是一种理想，但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正是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的记录。”谁又能否认理想主义不是最长远的现实主义，我们更期待的是，在《第二十条》的带动下，影坛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反映和关注现实的成熟的艺术精品，让电影艺术成为法治文明的大时代一枝绚烂的报春花。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