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完成这一任务既有总量上的压力，更有结构上的矛盾，某种意义上，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就业领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也提出，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并从多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结构性就业矛盾主要表现为“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现象并存。“有活没人干”就是部分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人，特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倍甚至2倍以上。“有人没活干”就是有些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我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青年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原因很复杂，比如隐性失业显性化、小微企业因经营压力减员、新增就业主体就业期望发生变化等，但根本原因是科技快速进步及广泛应用，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技能结构不匹配，找工作者所拥有的技能满足不了招聘单位的要求。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不断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在此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急剧放大。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及其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鲜血液。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产业等发展迅速，相应地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同时，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工作性质，使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成为就业扩容提质的重要渠道。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先后发布了6批共93个新职业，越来越多新职业加入“职业版图”，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等。另一方面，新科技进步大部分是技能偏好型的，不仅能替代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而且能替代相当数量的常规性脑力劳动，导致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被替代，产生所谓的“就业极化”现象。这种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孰大孰小，目前还没有一致性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被破坏岗位者所拥有的技能与新创造岗位所需要的技能难以匹配，就会导致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在科技进步中因技能原因而失去工作岗位。

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虽然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但由于各种原因，其掌握的知识、技能等多属于通用性人力资本，而企业所需要的更多是不需培训即可使用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供需难以精准匹配。因此，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年轻人的失业率都偏高，结构性就业矛盾更为突出。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此，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不断提升和优化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使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一是增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我国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教育强国建设中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特别是要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这些专业毕业生是科技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力量。从招聘信息来看，一些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如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我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供求比例高达1∶10。但自20世纪末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本科阶段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下降幅度比较明显，造成目前这些专业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为此，要适当提高理工农医类紧缺专业生均经费拨款系数，激励高校投放更多招生名额。鼓励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学生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在增进就业的同时提高教育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撑力。职业教育要加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提高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要重点培养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未来有三种技能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即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以及能够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这些技能是很难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替代的。因此，要围绕增强教育的未来适应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课程设置、评价机制等改革，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受教育者的数智素养和人文素养。将职业生涯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

二是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了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折旧，新一轮产业变革则加快了工作和职业的转换，“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现象越来越少，不停变换工作和职业则越来越普遍。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到2030年，全球大概有3.75亿人口将面临重新就业，其中我国占1亿。因此，在职培训和终身学习对于增进就业韧性越来越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根据人力资本的属性，将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前者主要培训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后者则主要培训对特定企业更有价值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相应的，一般培训的成本主要由个人或者政府承担，特殊培训的成本主要由受益企业承担。这一经典的培训理论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但在人工智能渗透力越来越强的时代，培训的基础性作用也越来越强。企业要超越成本分担思维，将培训作为自身发展的刚需。个人要将培训列入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对培训的投资，使自身具备更加坚韧的就业能力。政府要对培训给予大力支持，除经济激励之外，要加强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使之服务到尽可能多的人群。鼓励企业建设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形成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

三是拓宽技能人才发展通道。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让求职者掌握某种或某几种技能，是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为此，要增加技能的有效供给，推进“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实施，构建贯穿劳动者终身、覆盖职业生涯全程的技能培训制度；更要增加技能的有效需求，使掌握技能者有更高的回报和更好的发展，人们才更有意愿、更有动力去学习掌握技能。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完善国家资历框架，推动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双向比照认定，使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能够横向贯通，改变技能人才发展“独木桥”“天花板”现象。逐步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和社会待遇，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然，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除劳动力市场供给端作出积极调整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端也应作出积极努力。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使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与就业优先政策更好协调配合，加强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动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又要因地制宜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就业岗位更多留给短期内难以提高技能的人群。顺应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加强社会保障和权益保障，提高就业质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吸引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