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到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22年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乡村振兴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

为什么通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解决“三农”问题如此重要？一方面，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涵盖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各方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解决方案及措施手段。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经济波动冲击时还能保持泰然自若的底气和坚守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高度概括为 “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人类原始生产力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来看，生产力最初的作用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资。原始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存在深刻的历史联系，它们一脉相承且反映人类不同时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从本质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标也是为了获得更大数量、更高质量的生存资源，是从依赖自然资源到创新资源利用、从手工劳动到智能化生产的过程。

从宏观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赋能。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产效率，是发挥乡村振兴战略的固本培元的“安心”之法

农弱则无粮，无粮则民心乱，民心乱则国不稳。我国连年大丰收，盛世无饥馁，但多年来农业领域问题一直存在，压力更甚从前。放眼世界，国际博弈致使多国食品对外出口受限，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受阻。中国农业虽暂时无忧，但不等于没有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因此，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为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准备“粮仓”和“新城”，是全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储备和生产能力决定了国家能否稳住基本盘，所以粮食安全也是国家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比如，通过推动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种业企业与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等带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综合手段来解决种子问题；通过推动智能农业机械设备、智能灌溉系统、农情智能监测系统以及物联网基础设施等依托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应用和推广，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因此，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就是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是优化农业产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必备智慧养料，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目标上是天然耦合的，是稳定社会、团结民心、保障发展的固本培元的“安心”之法。

推动乡村振兴，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是需要新质生产力加持的聚势谋远的“远志”之法

本自具足，莫向外求。我国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本质上是一种“内求”逻辑和居安思危的意识。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形势也愈加复杂，贸易摩擦导致我国出口外贸受阻。

这就需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提升国内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活力。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来自西方的遏制和打压也随之而来。为应对挑战，我国采取的重要战略之一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中不断强调的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载体和场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广应用绿色科技创新、先进绿色技术，推动建立先进的绿色新能源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促进太阳能、风能、氢能等在乡村中广泛布局和大规模应用，逐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能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度。

同时，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乡村振兴会更加聚势谋远，农村经济体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变得多元而深入。资本可以在国家的引导下助力农业农村发展。比如，金融资本通过农村新产业、土地价值激活等方式形成良性循环，农民因乡村振兴获得更多资本和消费力，城市居民也有了就业、生活的新选择，使中国经济更繁荣、中国社会更稳定、中国人民更有保障。

因此，以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增强国内大循环，是必要的抓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唯有如此，才是聚势谋远的“远志”之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立足于自强内生发展的复古开新的“升华”之法

乡村振兴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机遇，是自强内生发展的本质体现和内在追求。但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全球经济体系而仅依托基于乡村振兴的国内大循环，仍需要结合稳定的外循环，为国家的发展找到金融及产能的出口。

我们可以把经济的发展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由内外循环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国内经济的自我调节和可持续发展是内循环，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开放发展是外循环，两者共同构成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实际上，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非常擅长发展外循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经济外循环和国际化曾多次达到辉煌的高峰，成为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如汉代的丝绸之路、唐代的开放政策、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等。这些历史长河里的经济外循环和国际化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世界各国分享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建立了货币体系的互换机制，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优秀成果，实现了互利共赢。这些成功经验为当代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的源泉，激励着我们复古开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布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倡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其不仅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也为中国自身的经济外循环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高铁、路桥等大型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区域互联互通，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积极作为和自我突破，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眼光。

同时，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强调各国应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在全球发展和安全领域，中国分别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安全共同体。这些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作者单位：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