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一般指有结婚意愿的大龄未婚男性。它原本只是一种调侃，但近十年来却发展为一个社会问题。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其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从此，“3000万光棍”的说法就频频见诸媒体。有人认为光棍集中在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群体，因而只要继续发展经济就能解决；也有人认为光棍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是由女性的贪婪和自私引起的，因而要抑制农村女性向城市外流以及天价彩礼现象。然而在笔者看来，光棍问题并非经济问题，也不应归咎于女性，它的病根在于男权社会中性别角色的刻板分化。它所揭示的，正是男女两性在男权社会中均为受害者的事实。

“扶贫送老婆”：男性中心的发展逻辑

2018年7月初，一则“扶贫送老婆”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位微博博主晒出一张标题是“专家点评”的PPT照片，照片上最后一段文字为“扶贫‘送’老婆，对光棍汉来讲也能算得上是精准扶贫了”。一个“送”字折射出对女性的物化，进而引发众怒。随后网络上掀起对农村光棍问题的广泛探讨。在此期间，网友们还挖出了“女大学生支教被组织相亲”“女性扶贫被安排陪酒”等事例，进一步揭露了扶贫中对女性的歧视和物化。其实不得不说，“扶贫送老婆”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如PPT中的专家所说，光棍既是贫困的结果，也是无法脱贫的原因。这一论断正是对中国农村现实最贴切的描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送老婆”似乎成为针对光棍最对症下药的扶贫方法。但其实不然，查遍全网，送成功的唯有一例，那就是“扶贫送老婆”一说的来源，而且此例实为情况特殊、双方自愿，因而“送”字极为不妥。可见，“送老婆”看似扶贫光棍的捷径，实则缺乏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很多人又开始重提先脱贫再“脱光”的重要性。

然而，先脱贫再“脱光”看似合理，实则与物化女性的“送老婆”一样是男权思想的产物。两者殊途同归，都反映了发展逻辑中的男性中心视角。先“脱光”再脱贫的“送老婆”思路，忽略了底层女性的困境，也忽略了女性对婚姻的自主权，将女性作为发展的资源。而先脱贫再“脱光”的奋斗思路，是对传统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墨守，是以男性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光棍问题，仅将光棍视为经济发展问题，而非性别平等问题。殊不知，这种男权逻辑正是光棍问题真正的病根。一方面，男性需要比女性、比其他男性强才能缔结婚姻关系；另一方面，在这种竞争中落败的男性会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众多社会性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因贫至光、一光永贫”。奋斗的思路只是设法赋予一部分光棍更强的竞争力，但没有改变这种男权竞争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竞争存在，那么奋斗虽可能改变一部分光棍的命运，却永远会有下一批男性成为新的牺牲品。

都市剩女和农村光棍，即所谓的“甲女”（文化水平高、收入高、个人条件好的女性）和“丁男”（文化水平低、收入低、个人条件差的男性），看似有着主动剩下和被迫剩下的天壤之别，但实际上都是男性中心发展逻辑的产物，是男权社会对弱势男性和强势女性天然排斥的结果。

光棍问题成因：不止是经济贫困

根据现有研究，似乎经济贫困就是光棍问题的主因。但其实不然，我国贫困率一直在下降，但光棍问题却在近十年才浮现出来。究其根本，是各种结构性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激发而导致了光棍问题。

从宏观上说，最直观的结构性因素便是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即出生男婴异常地多于女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的施行、生男孩的传统偏好、胎儿性别检测技术的普及以及对堕胎缺乏法律和观念上的制约，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一直维持在异常范围。2016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已经连续八年下降，但还是高达112.88，远超102—107的正常范围。男婴比例持续过高，意味着当“80后”“90后”步入适婚年龄时，男性多于女性，男性自然就遭遇了失婚危机。

但统计数字上的适婚男性过剩并不必然导致当下的光棍问题，传统婚配模式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传统婚配模式的特点可用“男高女低”来概括，在人口学中被称为“婚姻梯度”，即婚姻中男性在年龄、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普遍高于女性。实际上，用“甲乙丙丁”来同时划分男女是有问题的，在过去，即使是“丁男”也要高于“丁女”。如今，女性地位和权利意识的上升冲击了固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但传统婚配模式依然占据主流。然而，宏观上性别比的失调又注定了传统婚配模式必须被改变，这在人口学上被称为“婚姻挤压”，即男女比例的失调将导致传统的择偶偏好、婚姻行为发生较大变化，若固守传统的婚配模式，则必然有一部分人面临失婚危机。

但婚姻梯度、婚姻挤压只解释了一些男性无法按照传统婚配模式进行择偶，却没有指出这部分人为何聚集于农村。要理解其背后的原因，我们还需引入“通婚圈”的概念。通婚圈是指个人在择偶时所能选择的物理和社会边界，即对方的地理范围和社会经济水平。在过去，农村交通不便、社会流动性差，因而通婚圈主要在宗族性的社区之内，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建立了一套较为封闭的婚姻供给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婚姻挤压的压力。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度被削弱，同时，打工潮的兴起使农村青壮年群体涌入城市，原有的通婚圈被大大扩展了。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光棍问题实际上是全国性的婚姻挤压压力通过人口流动、通婚圈变迁等形式进行层层转移，最终汇聚到了贫困农村地区。

总之，光棍问题是典型的底层群体承担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现象，是由不平等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弱势累积所引发的。

光棍问题的治本之道：性别平等

许多人认为，婚姻挤压与通婚圈的变迁改善了农村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并将女性地位的上升作为光棍问题的成因之一。这一判断并不准确。首先，农村女性大量外流，恰恰表明农村环境对女性而言依然是不友好的，女性在农村缺乏发挥潜力的机会；其次，天价彩礼表明农村女性依然只能通过婚姻来体现自身价值，天价彩礼和光棍问题互为因果，许多农村家庭之所以收取天价彩礼，正是为了给儿子筹集结婚资金，为此甚至不惜让女儿早婚，学界将此现象称为“代内剥削”。因此，光棍问题并非女性地位上升所致，也不应归咎于流向城市、寻找更多发展机会的女性，相反，正是女性权利意识上升和现实地位低下的矛盾，才导致农村留不住女性。

综上所述，光棍问题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性别不平等的产物，而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第一，男权社会中的男性也是性别角色刻板分化的受害者。由于男性被期许为强势，因此弱势的男性往往被污名化，强势的女性也会有相似遭遇。具体而言，“长子牺牲型光棍”和“上门女婿不被认可”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前者是指多子女家庭中因“长兄如父”的父权、男权思想而要求长子及其妻子承担更多责任，导致长子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这也是另一种代内剥削；后者是指传统婚配模式虽被迫改变，但男权观念根深蒂固，作为替代性婚姻方案的“上门女婿”在社会上缺乏认可。

第二，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长期的生男孩偏好在政策、医疗和法律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导致了异常的出生性别比，其恶果最终返还给了男权社会本身，只不过和其他社会结构性问题一样，承担恶果之人始终是底层群体。梯度式的传统婚配模式同样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男性的结构性地位长期高于女性的表现。而这些男权社会产物集聚起来，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爆发了光棍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男权社会中男性也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了光棍问题的背后仍旧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所谓的“扶贫送老婆”或者“先脱贫再脱光”，都反映了对男权逻辑的墨守和加固以及对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漠视。

第三，光棍问题的治本之道在于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一些人谴责农村女性流入城市或收取天价彩礼是唯利是图，认为只有改变她们才能解决光棍问题。实际上这种解决方式和“扶贫送老婆”一样，是将性别不平等、女性的自我牺牲、强势的男性作为正常，将性别平等、女性对发展机会的寻求、弱势的男性作为异常。因此，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才是光棍问题的根治之道，拓展女性的发展机会才能让农村留住女性，提升女性的整体地位才能使性别比恢复平衡，消除性别角色的刻板分化才能让两性自由选择婚嫁方式。

从广义上来说，光棍问题实际上就是失婚问题。当前社会，有结婚意愿却处于单身苦恼中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失婚焦虑也逐渐弥漫为一种社会性焦虑，而农村光棍因为资源和地位上的劣势被迫成为婚姻挤压的第一批牺牲品。但假如性别不平等持续盛行，光棍问题也将从农村蔓延至城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