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东北人口问题时，有必要看到东北人口在全国的相对状况。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北总人口为9095万人，占全国的9.0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总人口为10951万人，占全国的8.22%。尽管从1982年到2010年东北增加了1856万人，但是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84个百分点。如果2010年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与1982年持平，那么2010年东北应该有12075万人，也许就是这“消失”的1000多万人，引发了社会对东北人口问题的关注。虽然下一次人口普查要在2020年才进行，不过从常规的人口统计和媒体报道来看，2010年以后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依然在下降。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地区人口变动的直接因素是死亡、出生和迁移。就东北而言，其人口死亡率与中国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差别，那么引起人口变动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生和迁移了。

东北人口相对减少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中国许多地区都有与东北类似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为何只有东北人口变化引起特别关注？这恐怕是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

少了孩子

东北人口相对减少的直接原因是过早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从而导致少年儿童在人口中的比重偏低。1982年东北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2.04%，全国该指标为33.59%；2010年东北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1.74%，全国该指标为16.61%。少年儿童少，紧接的是青年少，青年少则意味着出生率低，出生率低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增速减缓。

早期东北的生育政策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开展早，二是政策基本上无城乡差异，三是政策执行力度大。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看，成绩显著；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因素引发了生育水平的超常规下降。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明确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奠定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基础。东北三省在此之前，已经率先实行了偏紧的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9月，辽宁省提出“普遍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从此辽宁的生育政策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不能超过两个”变成“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吉林省早在1974年就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79年黑龙江省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鼓励生一胎，控制生二胎，杜绝生三胎。

人口学一般将总和生育率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即保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水平。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得早，在1980年国家全面铺开计划生育工作时，全国总和生育率为2.31，辽宁省和吉林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71和1.88，均明显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只有黑龙江省为2.08，接近于更替水平。此后，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属于超低的生育水平。

东北地区的生育水平大体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0%—80%，造成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东北的生育政策。众所周知，中国城镇的生育政策大体相同，也就是所谓的“一胎化”，农村则有所差别。1980年后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农村人口一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一胎是男孩，就不能生二胎。还有部分地区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广东省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97年。相比之下，东北地区无城乡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降低了农民的生育率。

东北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位居先进行列，早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更是雷厉风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城镇化程度高，许多人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作为体制内的成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高，也促成了生育率下降。

毋庸置疑，当年的一些生育政策为当下东北人口问题埋下了伏笔。

走了城里人

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口都在流失，一般是流入沿海和省会城市，东北也不例外。不过东北外流人口不少是从城市里流出的，而其他地区则多为从农村流出。

根据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村人口在家乡拥有宅基地，一般还有承包的土地、林地等，因此土地是外出务工经商谋生的农民的牵挂，让农民不会轻易舍弃家乡。相反，城里人并没有任何土地，有点房产的也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已，因此城里人一旦迁移，往往对原居住地没有太多依恋。东北外流人口中，不少是原来的城镇居民，一旦在迁入地站稳脚跟，不但对原居住地没有太多念想，反而把原居住地的亲朋好友召唤过来，形成人口学所说的“链状迁移”。目前，沿海许多东北移民多的城市，均有类似情况。

东北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的重化工业在国内举足轻重，也由此造就了大批工人。然而，近几十年来，东北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持续下降，这点从工人数量上可以得到充分证明。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从1982年到2010年，全国工人数量从8337万人增长到16088万人，同期东北工人数量从1982年的125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947万人，东北工人占全国工人的比重从1982年的15.09%下降到2010年的5.89%，这种下降相当惊人。工人原来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就业群体，工人数量的锐减，反映出就业形势的恶化，由此加剧了人口外流。

东北有不少城市是依赖资源开发生存的，资源枯竭之日，便是城市危机之时。采矿业（含石油）曾经是东北的亮点，1982年东北采矿业就业人口为146万人，2010年减少至115万人。木材采运业曾经是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省的支柱产业，黑龙江省1982年木材采运业就业人口为36万人，2010年仅剩下6万人。

产业转型与资源枯竭直接影响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者，其中一部分就业者离开后，又间接影响了一些依赖于这些行业的商业服务业，形成恶性循环，使得东北成为国内失业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失业者（往往是城镇人口）不得不离开东北到其他地区谋生。这是东北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

留在体制内

大多数东北人还是留在东北，不过考察留下来的部分人，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最突出的是东北体制内的职位依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体制内的就业者比重过高。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东北总人口为10951万人，广东省总人口为10432万人，人口规模大体相当，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东北与广东在就业结构上差异很大，东北在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就业人数为308万人，占就业者比重的3.6%；广东在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就业的人口为229万人，占就业者比重是2.4%。显然，东北更多人依存在体制内。

庞大的体制内群体，造成了东北存在比较明显的“官多”现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辽宁省每352人对应一位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每188名就业者对应一位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每3位企业负责人面对一位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这一比例更加离奇，其中平均一位“官”，面对的企业家不足两人。相比之下，广东省这三个比值分别是708、375、9，两地的差异非常明显。

东北人口问题的成因复杂，这里只是从人口学的角度揭示几个现象而已。不过，东北人口问题也许会给今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样本。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